刑罚威慑与犯罪控制

刑罚(criminal punishment)是对犯罪行为的一种强制性、惩罚性的司法反应,刑罚威慑则是基于趋利避害的人之本性,以刑罚的严厉性来控制犯罪发生的无形力量.刑罚威慑具有双重功能,即针对已然犯罪的特殊威慑功能和针对未然犯罪的一般威慑功能.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和维护稳定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是缘于其先天的内在局限性及致罪原因的复杂性,刑罚威慑在犯罪控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有其限度的,任何希冀通过加大刑罚量达到消灭犯罪或控制犯罪的努力都将事与愿违.刑罚威慑的目标应定位于将犯罪现象控制在社会所容忍的限度以内,而在司法实践中要达到这一目标还必须兼顾若干影响刑罚威慑效能的因素.     

由惩罚犯罪到保障人权——对刑法目的的法治解读

一般认为刑法的目的是惩罚犯罪,但实际上惩罚犯罪是刑罚的目的。在法治国家,刑法的目的应当是规范国家刑罚权。只有刑罚的目的与刑法的目的相结合,才能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现代社会刑罚社会化的认识路径

在刑罚社会化过程中,对犯罪个体实施的刑罚措施是惩罚还是社会化,传统理论与实践认识的误区当前并没有得到厘清。从社会化因素认识犯罪个体犯罪行为,对犯罪个体实施社会化以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现代社会逐步得到认同并形成一定的共识。因而从刑罚社会化过程来考察犯罪与刑罚问题符合现代社会发展与人类时代精神进步。     

青少年犯罪非刑罚化的理性思考

非刑罚化不仅是指排除法律规定的刑罚种类的适用，也包括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变更适用来排除刑罚措施。对青少年犯罪适用非刑罚化是建立在一定的现实、理论和法律基础之上的。在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上，以保护和教育为核心，逐渐向非刑罚化方向发展，更有利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矫治。     

刑罚制度的三元架构探索

秩序保护与人权保障是现代刑法的两大使命，刑罚制度是有效实现刑法使命的重要保证；作为对犯罪行为能动反应的刑罚，其制度设计应该对不同犯罪人和不同的犯罪类型给予充分关注；现代刑罚制度应该是刑罚、保安处分与赔偿有机结合的三元架构图景。     

探寻刑罚个别化的正当根据

刑罚个别化通过运用刑罚的方式,在公正的基础上,实现犯罪人预防,是建立在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这一客观.根据之上的.秩序、人权、公正是刑罚个别化的法哲学根据.刑罚个别化的事实基础即在于意志自由的相对性和犯罪原因的多元性.     

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结构之理性选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角的审视

刑事政策以防卫犯罪为核心目标,它对刑罚结构的调整有着重要的意义.刑事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刑罚结构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会有不同的刑罚结构与之相适应.在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转变重刑主义刑罚理念,实现刑罚疏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论职务犯罪刑罚体系的调整——刑事政策视角下之比较研究

我国应以从严从重查办职务犯罪刑事政策为指导,借鉴国外的职务犯罪刑罚立法经验,对职务犯罪刑罚体系进行调整,由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转向自由刑与财产刑、资格刑并重的刑罚体系,使职务犯罪的犯罪成本高于犯罪收益,从而更好地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     

对我国环境刑罚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为了遏制环境犯罪,很多国家的刑罚制度突破了传统刑罚观念的束缚,树立了恢复正义的理念,刑罚体系更加多元化,充分发挥了其预防功能和恢复环境的功能。我国环境刑罚制度观念滞后、刑罚制度不明确、刑罚手段单一,存在严重的缺陷。我国应该借鉴各国的立法经验,树立恢复正义的理念,对环境犯罪的罪与刑作进一步的解释和明确,改革罚金刑,构建多元化的刑罚体系,以实现有效遏制环境犯罪和恢复环境的双赢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制度构建

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犯处置的主流手段。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立法和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社区矫正机构,科学设置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社区矫正项目,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置制度意义深远。     

刑罚论:刑法学理论的根基

刑法学理论由犯罪论和刑罚论组成,其根基是刑罚论而不是犯罪论。"刑法学"是建立在"刑"之基础上的"法"的一门科"学",以刑罚论为根基的刑法学理论体系才是实现罪刑法定的最佳选择。刑法的直接目的是惩罚犯罪、预防犯罪,根本目的是保护法益、保障人权,从刑法的目的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从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以及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这三个基本原则看,刑法学理论的根基是刑罚论。     

从《刑法修正案（八）》探析我国刑罚结构改革

科学的刑罚结构是实现刑罚目的之前提,针对我国目前刑罚结构的弊端,《刑法修正案（八）》以刑罚轻缓、配置科学为目标,从减少死刑、完善自由刑、改进量刑机制、加强人权保障等多方面对刑罚结构进行调整,但也存在配刑不当等不足。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调整刑种配置、拓宽非刑罚化途径、合理划定犯罪圈和积极参与世界刑罚改革等举措,继续调整我国刑罚结构。     

论恢复性正义在环境犯罪治理中的功效——兼议传统刑罚理念的有限性

传统刑罚理念应对新型犯罪存在缺陷。针对环境犯罪,在传统的报应和矫治模式之外,应兼采赔偿式、修复式正义模式来作为保护环境的手段,真正达到保护环境的功效。建议设置责令补救、限期治理等非刑罚处置措施,以弥补已有的刑罚方法在遏制环境犯罪后果持续危害方面的不足,以收标本兼治之效。针对环境犯罪,加害者与被害者可透过协商机制达成损害赔偿及关系的修复,使环境刑罚对犯罪行为的处理及反应更具灵活性和弹性,并促使行为人改过迁善,达到犯罪预防之功能及刑罚的目的和效果。     

刑罚的功能与青少年犯罪的死刑控制——兼谈死刑在青少年犯罪问题上的适用

刑法通过刑罚手段介入对青少年犯罪规制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青少年犯罪而不是要惩罚犯罪的青少年.这一主要目的必然决定了刑罚对青少年犯罪所具有的威慑和教育功能将占主要地位.死刑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刑法不应当完全废止死刑对青少年犯罪的适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的适用——以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为视角

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不应局限于刑罚执行阶段,而应从整个刑罚的适用来考虑未成年犯罪人的再社会化,既包括法律的制定、适用,也包括刑罚后遗效果。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是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的基础,刑罚的制定及适用是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的载体,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立则为未成年犯罪人再社会化提供了帮助。     

我国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的刑罚问题研究——以犯罪经济学为视角

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当前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的刑罚体系存在不合理性。一方面在弹性视角下,该类犯罪的刑罚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弹性,因而犯罪数量对刑罚的严厉性敏感程度偏低;另一方面在贝克尔模型视角下,犯罪人犯罪成本尤其是预期惩罚成本低,犯罪人处于获益状态,因而此类行为屡禁不止。文章综合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探讨展望了适当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的可行性。     

浅谈刑罚资源的有效配置

从不同的角度对刑法意义进行阐释,对刑罚的工作目标的定义不同将导致不同的刑事制裁手段产生.刑罚是为了使犯罪付出更大的代价来使犯罪停止,使社会治安得到保障.在刑罚条件受到约束的情况下,合理选择制裁手段是必要的,可以使效果最大化,但是真正做到这点不容易.本文引入经济分析的概念,讨论刑罚对犯罪的作用,使资源的配合更加合理.     

刑罚后阶段理性解读

“刑罚后阶段”是刑罚执行完毕后的一段时间。因犯罪而受过刑罚惩罚的人均被贴上了“犯罪人”的标签,因此在刑罚后阶段,其权益受到刑法内和刑法外的诸多剥夺或限制。这种剥夺或限制虽有其功利基础,但也应当基于理性对刑罚后阶段进行必要限制。     

论犯罪的本质特征

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必须为古今中外所有种类的犯罪所共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都不具有犯罪本质特征的属性。应受刑罚惩罚首先是某类行为被作为犯罪纳入刑法的原因．而后才是某个行为违反刑法所应得到的结果，应受刑罚惩罚性是确定罪与非罪的标准，只有应受刑罚惩罚性才是犯罪的本质特征。     

刑罚的伦理反思

刑罚是刑法的核心。作为法律概念,刑罚充分体现了法律和道德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体现在刑罚的存在必须具有充分的伦理根据、刑罚必须在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伦理作用这样两个彼此紧密相连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