雇凶杀人犯罪死刑适用标准探析

严格限制死刑的理性刑法理论的勃兴和司法实务中雇凶杀人死刑适用的不均衡为雇凶杀人犯罪死刑适用标准的提出设定了前提条件。确定雇凶杀人犯罪死刑的适用对象,需要综合考量行为人的身份、动机及行为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犯罪分工等因素。德、日刑法的犯罪事实支配理论、造意为首的相关规定和逃避处罚的可能性决定了在雇凶杀人犯罪中一般情况下应对雇主适用死刑。在受雇人是雇凶杀人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及存在受雇人加重刑罚的其他情况时可例外地对受雇人适用死刑。     

当代中国死刑适用标准探析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标准“罪行极其严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可以适用死刑的罪名过多.死刑适用标准的提高有利于更好的坚持“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提高死刑案件的质量,发挥刑罚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应借鉴国际公约的相关规定,将死刑只适用于犯罪性质和人身危险性均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     

关于青少年团伙犯罪的思考

青少年团伙犯罪在中国尚不是严格法律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西方犯罪学研究及现实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概念。本文所说的团伙犯罪不同于集团犯罪,我国刑法理论中对犯罪集团和犯罪团伙进行了严格区别。团伙犯罪是介于集团犯罪和非组织型的共同犯罪之间的一类犯罪[1]。既具有集团犯罪的特点,又比较松散,组织中也没有严密的分工,人员也不稳定。因此我们对其定义如下:青少年团伙犯罪就是指由介于犯罪集团和非组织型的青少年群体所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法并且应受刑罚处罚的危害行为。一、当前我国青少年团伙犯罪的状况与犯罪成因(一)基本状况据某市法院…     

论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量刑情节

我国刑法没有采用绝对确定法定刑的模式规定毒品犯罪的死刑,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法定标准是刑法总则第48条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何谓毒品犯罪的罪行极其严重,如何在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中实现罪刑均衡,并且使死刑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通过对毒品犯罪的量刑情节进行分析考虑。     

转型期我国死刑价值取向分析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犯罪形势不容乐观,而此时刑法修正案（八）却将我国原有的68项死刑罪名减至55个,取消了包括走私文物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等共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也使其他国家看到了中国对于死刑和人权问题的重视.基于我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以及当今的社会现实,死刑作为一种极端的刑罚手段存在也是具有相对合理性的,因此当前我国应在限制死刑这一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我国刑罚制度的构建.     

青少年犯罪非刑罚化的理性思考

非刑罚化不仅是指排除法律规定的刑罚种类的适用，也包括在刑罚执行过程中的变更适用来排除刑罚措施。对青少年犯罪适用非刑罚化是建立在一定的现实、理论和法律基础之上的。在青少年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上，以保护和教育为核心，逐渐向非刑罚化方向发展，更有利于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和矫治。     

我国军事犯罪死刑制度改革刍议

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军事犯罪死刑的废除或者限制并非当务之急。笔者部分同意上述观点,即军事犯罪死刑的完全废除在较长时间内是不现实的。在本文中,笔者探讨的是废除平时军事犯罪死刑,同时保留并限制战时军事犯罪死刑,从而实现对现有军事犯罪死刑的限制适用。     

论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

我国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罪犯,依照从重从快的刑事司法政策,被贴上严打的标签,异化为专政的对象,在司法实践中采取打击与预防相结合的刑罚方法,在定罪上严格奉行罪刑法定主义,在量刑上倾向于重刑主义及高压态势,在程序上追求打击的高效率,反映了报应刑主义和威慑理论,是古典刑法思想的集中体现。我国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重视主刑而轻视附加刑,重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轻视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具体为死刑、自由刑等主刑过重而没收财产、罚金等财产刑缺失,刑罚措施过多而非刑罚措施缺失。由带有严打性质的重刑主义到更加理性化的刑罚方法,需要在实用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实行更加理性化和更加有效的刑罚个别化,进而达到矫正犯罪、防卫社会的刑罚目的。     

我国死刑控制初探

1764年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在理论上比较系统和尖锐地论证了死刑的残酷性和非人道性。并提出废除死刑主张之后，死刑存度问题成为刑法理论界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之一。国际人权法确立了废除死刑或限制死刑立场．而我国刑法有关死刑的立法和司法都不容乐观。本文即围绕中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对死刑的控制问题展开研究。井就相关问题之改进作一初探。     

论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废除

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中死刑的设置是我国死刑废除运动的阻力之一。随着不断攀升的贪污贿赂犯罪的犯罪率,死刑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实际预防效果不佳,其基本没有有用性。并且,当前贪污贿赂犯罪中死刑适用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导致了死刑适用标准的严重异化。从原因方面分析,贪污贿赂犯罪有更多来自制度及社会层面的原因。在此前提下应该提倡,保障正当的舆论监督并正确地引导民意,废除贪污贿赂犯罪中的死刑。     

浅析死刑废除之必要

现今社会谈到死刑废除大多被嗤之以鼻,历史的进程也未因死刑制度的存在而停顿或者倒退,但是,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层次的提升,对死刑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替代机制的出现,追求人权的诉求,更是让死刑制度举步维艰。死刑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推到风头浪尖,而废除死刑的呼声也随着法治社会的提出而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听见。     

西方国家死刑制度的演变

奴隶制时期的死刑最初是为了祭祀神灵,古罗马皇帝以杀人取乐,腓尼基人发明了十字架刑,那个时期有五花八门的死刑执行方式。到了欧洲中世纪,英国有了有关死刑的立法,有花样百出的死刑执行方法,引进和改造了断头台,杀人示众使刑场成了“死亡剧场”。近现代西方国家死刑制度的发生了变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欧与北欧各国陆陆续续地全部废除了死刑。     

论死刑之存在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这些严格控制死刑的举措都是在死刑领域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宽”的要求,“宽”与现在倡导的“和谐社会”的理念是吻合的。死刑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这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严”的要求,我国的国情要求死刑的存在,死刑的成本并不高昂,自由刑的成本超过死刑。     

死刑不能废

死刑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到今,都被统治阶级所利用,并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废除死刑违背了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无法达到刑法的目的,无法安抚受害人的家属,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不利于法制宣传教育,总之,死刑的保留利大于弊。     

被害人过错情节在限制死刑中的适用

通过考察被害人过错情节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发现不同程度的被害人过错对于死刑量刑有不同的影响,其适用主要集中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中,且案件多系民间矛盾纠纷引发,因此,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利害关系。责任分担理论、应受谴责性理论及期待可能性降低理论共同为其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但由于我国各法院对于被害人过错认定标准不规范,对被害人过错情节的适用与否存在严重的随意性,导致事实认定的差异和裁量结果差距过大;加之在量刑时未能处理好与其他酌定量刑情节竞合问题,导致各地"同案不同判"现象普遍存在,极大的影响了法律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对此,应通过司法解释将被害人过错情节司法化以提高其法律位阶,并确定被害人过错程度的认定方法——定量分析因素模式,从而为被害人过错在死刑案件中的适用提供参考。     

论死刑赦免制度之激活

赦免制度在我国久未启用,而激活我国的死刑赦免制度不仅具有政治、社会、司法价值,而且对于缓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消除社会矛盾,减少死刑误判都具有重要意义。出于国防、外交等国家利益以及人道主义考量,对死刑犯可以考虑赦免,但对于社会危害性极大,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死刑犯则不能赦免。     

探析民事赔偿与死刑适用

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获得民事救济.同时,被告人对被害人积极赔偿的行为,是被告人悔罪的表现之一,可以作为定罪量刑时考虑的酌定情节.本文主要就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宽恕等情节对死刑适用的影响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Should the Death Penalty Have an Age Ceiling?

On August 23,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ina’s top legislature, conducted the first reading of an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