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英雄

话说英雄张兢何谓英雄？《人物志》上有云：“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拔群者为雄。”《文中子》上宣称：“自知者英，自胜者雄。”《辞源》中的解释则为：“识见、才能或作为非凡的人物。”关于英雄的解释如此多样，但英雄奉献人民、造福社会、推动历史的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     

知识经济召唤知识英雄

何谓英雄?(人物志)上有云：“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拔群者为雄。”《文中子》上宣称：“自知者英，自胜者雄。”《辞源》中的解释则为：“识见、才能或作为非凡的人物。”关于英雄的诠释尽管如此多样，但英雄奉献人民、造福社会、推进历史的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时代发展到今天，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人物当然是英雄，     

公道办事 正派做人

何谓公道?《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公正的道理。”《辞源》解释为“至公至正之道”。《荀子·君道》中说:“公道达而私门塞矣。”何谓正派?《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品行、作风)规矩、严肃、光明”。把公道和正派合起来理解,即至公至正,光明磊落是也。追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长河,公道正派的社会精神无不贯穿于各个历史时期。林则徐在他的一首诗中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其人生态度溢于字里行间,他一生的言行和政绩,也为此作了很好的注释。在当今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公道正派的领导干部更是高风亮节,灿若星河。焦裕禄、孔繁…     

为了法律的尊严——云梦县人民检察院开展公正执法教育活动纪实

法律是善良公正之术。古罗马一位哲人如是说。“徒法无以自行”。云梦县人民检察院认为,“只有牢牢守住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机关执法公正,才是对‘善良公正之术’的最好诠释”自知未必“英”,自胜才是“雄”。云梦县人民检察院通过提高公正执法意识,健全监督机制,提高干警全员素质实现领导行为的法律化,执法机制的规范化,执法活动的有序化,“正人先正己”,谱写了一曲确保“公正执法”落到实处的时代之歌。     

英雄的天下

<正> 当《英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神州大地之时,我的血液也随之沸腾起来,凝神丹田,汹涌而出气盖云天的豪情。中国人的爱国情结绵长而深厚,对电影的热爱深厚而绵长。而《英雄》会让热爱中国电影并失落于中国电影的影迷们找回久违的“感觉”来,就如同我。茫茫天下,芸芸众生。古往今来,莫不以成败论英雄,但敢问天下:究竟何谓英雄?英雄者,是人而不是神,故要为英     

通志于众——企业文化不可缺少的特征

“通志于众”一语,出自《黄石公三略·上略》,其上云:“夫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认为将帅的意源与广大战士相同,是克敌制胜的保证。《孙子兵法·计篇》也写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同样强调了上下意愿相通的重要性。“通志于众”能体现在先进企业文化中吗?回答是肯定的。事     

论英雄、枭雄、成功英雄、失败英雄、民族英雄和国家英雄--兼评电影《英雄》的统一观

一最近一段时间,张艺谋导演的《英雄》,何平编剧、导演的《天地英雄》先后在银幕亮相,寂寞的影坛上刮起了一股“英雄”旋风,舆论界惊呼:“我们进入了‘英雄’时代!” 谁是英雄?英雄是社会上少数杰出的人物,英雄以外的就都是凡夫俗子、芸芸众生了。当社会分裂为敌我双方时,我方有英雄,敌方也有英雄,但是由于存在着利害的冲突和情感的褒贬,所以我方只称己方的英雄为英雄,而称敌方的英雄为枭雄。他们的关系可以用图一来表示:     

叶适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及其启示

叶适的史学思想有丰富的合理内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其中他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笔者感到很有启示。 叶适以“时”或“势”来解释历史。他对中国古代社会制度问题，总体上作了这样的概括：“夫以封建为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县为天下者，秦、汉、魏晋、隋、唐也。法度立于其间，所以维持上下之势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为封建而后王道行，秦、汉、魏晋、隋、唐必能不害其为郡县而后伯政举。”（《法度总论一》，《水心文集》卷一）冯契先生对叶适的这一思想作过这样的阐述：“叶适同柳宗元一样，把历史上制度的兴…     

英雄的传说与英雄的解说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大家当记得,这首《浪淘沙》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对英雄传说的感叹。英雄的传说,还会在这种感叹和传说中传下去。但是,理论的探讨却不满足于(不能满足于)这样的感叹和传说。理论能够(也必须)揭示出英     

新书信息

正《克拉拉与太阳》作者:【英】石黑一雄定价:68.00元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这部作品中,石黑一雄通过一位令人难忘的叙述者的视角,观察千变万化的现代社会,探索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什么是爱?《人间好玩》作者:蔡澜定价:48.00元     

“为政”与“知政”

“为政者多，知政者少”，这恐怕是不争的历史经验之论。“为政”者未必真正“知政”。就是说，在其位者未必善谋其政。从历史看，也确实如此。然而，“为政”者却必须“知政”。只有“知政”才能“为政”，“有知”方可“有为”。否则，何以谈“为政”呢 ?“为政”乃万端中之首端，大事中之大事，关系国之命运，民之祸福。大到朝代更替、政权倾复，小到一地治乱、事业兴衰，无不与为政者没有干系。所以，“为政”之事不是谁都可以为所欲为的。 　　“为政”者如何才能善于“知政”呢 ?以愚之见，举烦择要而言，善“知政者”，必先善于“知…     

今日水泊梁山

梁山县是《水浒传》故事的发祥地,是水浒英雄的故乡。因《水浒传》一书而名扬天下的水泊梁山,现已成为全国惟一以农民起义为主体的旅游胜地。梁山本名“良山”,因汉文帝之子梁孝王此山之阳,遂易名“梁山”。现在,小梁峰南麓的苍松翠柏之中,传为梁孝王墓地。北宋末年,梁山一带水势浩淼,号称八百里水泊。晁盖、宋江等人,“聚兄弟于梁山,结英     

毛泽东评曹操

毛泽东爱读史书。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绝不囿于史学家已有的观点,而是在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自己的独到视角,形成独到的见解。他对曹操的评注就是一例。曹操是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旧史学家评价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好雄”。随着小说《三国演义》的流传和戏剧舞台上人物造型脸落化,曹操被视为”旷世奸雄”。毛泽东对此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三国演义》尊刘     

屈原、杜甫:爱国乎,愚忠乎?

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爱国主义,远没有成为历史的话题,有人在惊叹屈原、杜甫博大精深、震古烁今的创作之余,又常生疑窦:被誉为爱国主义诗人的屈原、杜甫又近乎是愚忠的典型。爱国乎?愚忠乎? 中国封建王朝曾经有过辉煌灿烂的岁月,“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和权力。孟子主张“君权天授”。韩愈在《原道》中则对君、臣、民的权力与义务作了通俗的解释:“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     

论道德的教化

荀子在《王制》中指出:“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在《尧问》中有“礼仪不行,教化不成”的论断。西汉是我国历史上教化理论的完善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对教化的论述很多。汉初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陆贾在《新语·无为》中指出:“故曰:尧舜之民,可北屋而封;桀纣之民,可北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教化不行,而政令不从。”对教化使用最多的是汉代大儒董仲舒。他在《实性》中说:“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在教,则质朴不能善。”“教化堤防之……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莫不以教化为大…     

多点“闻‘无言’不安”的自警

《论衡·书解第八十二》：“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后汉书·来历传》：“朝廷广开言事之路,故且一切假贷。”《潜伏论·明暗》：“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管子·君臣上》：“夫民别而听之则愚,合而听之则圣。”这些历史典故都充分说明了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重要性。     

重塑诚信与公民道德建设

我国正处于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即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过渡、转轨的特殊历史时期,也是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小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加强社会公德建设,重塑诚信,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文明水平,是当前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建设。一　从诚信本身的涵义看,诚信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规范诚信的含义、学界论及颇多,若从个人道德方面理解,可以说诚信是一个表述人的基本德性和精神状态的道德范畴。《礼记·中庸》讲:“诚之者,人之道也。”朱熹注:“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     

以人为鉴 可明得失——《循吏传》读后

《循吏传》是中国“正史”中人物传记的一种,自《史记》始到《明史》以至《清史稿》大多有之,集中为“循吏”立传。所谓“循吏”,《史记·循吏列传》司马贞《索隐》:“谓本法循理之吏也。”《汉书·循吏传》颜师古注云:“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由此看来,“循吏”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官吏中那些奉职守法、依理办事的人。笔者读了诸史(中华书局校点本)《循吏传》,深感这是份极为珍贵的历史遗产,“循吏”自身,的确能给人以有益的启示。今略陈管见,以企引起人们注意。     

“干栏”考

“干栏”,这个名词见于汉族古籍文献上,是对古代南蛮部分民族居住房屋的音译名称。然而,有人竟把它当成汉语的方言名词,从而解释曰:干栏者,“以树干为栏也”。我觉得这种解释欠妥,违背了客观实际。新华书局1936年出版的《辞海》1036页“干栏”条载:“唐时南蛮谓楼曰干栏。”《唐书·南蛮传》:“南平獠东距智州,户四千余,多瘴疠,山有毒草,沙风,蝮虫,人楼居,梯而上,名为干栏。”《赤雅》     

历史的“创造者”与创造者的历史——与黎鸣同志商榷

乍读黎鸣同志《历史是创造者创造的》(1986年12月17日《光明日报》第三版)一文,确有清风拂面之感。他力图打破历史科学中的“大锅饭”,突出强调了创造者(即创新者)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遗憾的是,黎鸣同志竟由此轻易得出了“创造者”“创造”历史的结论(本文所有着重号均为笔者所加),公开提出了一种“新的英雄历史观。”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黎鸣同志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