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的契合:在移植与模仿之间再造诗格

现代诗人李金发,20世纪20年代,通过移植与模仿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特莱尔等人的创作,在中国诗坛上建造起一种新的诗格:“象征诗”。这于中国传统诗歌而言,无疑是“新的颤栗”。它推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进程。     

闻一多和徐志摩的新诗格律理论与创作异同论

诗缘相投的闻一多和徐志摩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曾一起切磋诗艺,共同倡导新诗格律理论,并创作了大量的新格律诗,进而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新格律诗派,开创了中国现代诗歌艺术的新时代。但是,他们的新诗格律理论与创作却又显示出各自独特的审美特征与诗学价值,从不同的方面为新诗艺术的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     

论20世纪散文诗对中国新诗诗体建设的负面影响

散文诗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一种特殊的抒情文体,它的文体特性长期被新诗人误解。散文诗几乎成为新诗初期的流行诗体,受到中国新诗人的极端重视。散文诗给了新诗人过多的文体自由,不仅造成新诗人对"散文美"的过度追求,还助长了新诗诗体建设史中长期存在的文体自由与文体法则的极端对抗,是百年新诗无法建立起相对定型的诗体的重要原因之一。用"散文诗"这个术语作为这种抒情文体的体裁名称是不准确的。     

思想汇

“百年末有之大变局”是哪“百年”《光明日报》刊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侖金尧文章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初看是一个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实则是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中获得的长时段判断。可以把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期作为“百年”历史的开端,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发生的重要时间点。     

我们需要怎样的新诗史--关于中国新诗史写作的几点思考

重写中国新诗史 ,既要考虑对历史负责 ,又要考虑现实的感受。需要消解惟上是问、惟主流意识形态是问的积弊 ,尽量避免“流变史”式的习惯路数 ,着力强行“引入意义” ,建构谱系。对历史真实的修复 ,对艺术真实的修复 ,对知识分子立场的修复 ,对民间立场的修复 ,对独立、个在的写者立场的修复 ,对新诗之典律的修复 ,当是重写新诗史之必要且合理的基本思路。     

为了父老乡亲——记全国模范军转干部、中国蓝田总公司总裁瞿兆玉

洪湖市瞿家湾镇,在中国地图上虽不起眼,但历史上却有过辉煌的篇章。20世纪30年代,这里是湘鄂西省委、苏维埃省政府、省军事委员会所在地,也是红二方面军的发祥地。一曲“洪湖水,浪打浪”唱响大江南北。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日历翻到20世     

科普重在传播

科教兴国 ,让科学走近大众 ,让大众理解科学 ,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法轮功”不断兴风作浪 ,使科普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更显突出。但现状是 ,目前大众与科学之间的距离仍很遥远 ,科普的力度与效果仍未尽如人意。为何 ?问题出在 :传播不力。有人提出 ,“科学普及”一词现应改为“科学传播”。何为科普 ?5 0年代认为是“讲解科学知识” ,80年代说是“让公众理解科学” ,当今提出“科学传播”。有位科普元老 ,当有人问他“如果政府给一笔钱搞科普 ,先干什么 ?”他答“先建一个电视台。”不可否认 ,电视确是当今大众接受信息传播的最主要渠道。科…     

中国现代诗学语言观批判

中国现代诗学的语言观念直接影响着新诗创作实践的成败得失。对诗歌语言本质的认识越深入,新诗创作所取得的成绩就越大。新诗的创作实践往往不能令人满意,其原因应当追溯到现代诗学的语言观念上。中国现代诗学发生期的三大语言学观念,即“文言是死的,白话是活的”、“白话至上”、“直寻西洋词法”,今天应该很好地加以反思和清理。     

敬业精神

<正> 曲阜“三孔”水洗事件曝光后,有人讲:这是不满文物体制改革反弹的结果,因为“三孔”管理权租赁给旅游公司,触及部分人利益。而曲阜有关负责人也称:改革触及到一部分人及个别团体的既得利益,其抵触情绪和不满情绪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出来。言下之意水洗事件是反改革者为了私利捣蛋弄出来的“文物受损”事件。官僚们的视角就是与百姓不一样:一起破坏文物的严重事件演变成一     

新旧诗体在东北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博弈与承传——以萧军的诗歌创作路程为例

自梁启超倡导＂诗界革命＂以来,旧体诗开始了其自身的嬗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进程中,诗界变革一直与文学的现代化紧密相连,尤其是西方诗歌的影响直接催化了新体诗的形成。但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旧体诗又重新被文人们书写,及至今日旧体诗也没有退出文学舞台,新诗也并不是处于完全强势的地位,二者胶着的,都富有顽强的生命力。东北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自然也避免不了新旧诗体间的博弈与承传。以萧军为例,从其诗歌创作历程可以梳理出东北现代文学进程中旧体诗和新诗的博弈与嬗变的理路;引人思考文学与时代、时代与诗体的关系等深层次问题。     

新诗的困境——以"梨花体"事件和"羊羔体"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梨花体"事件和"羊羔体"事件既是网络时代的"诗歌事件",也是"文化事件"甚至是"政治事件"."梨花诗"和"羊羔诗"被嘲笑为"口水诗"的一大原因是违背了国人已有的诗歌常识."羊羔体"事件源于公众对太"散文化"的"口语诗"、对新诗的知识谱系及知识霸权和对中国大转型时期涌现的腐败现象的不满,即对"知识权威"、"伦理秩序"和"权力局势"的不满."羊羔体"事件呈现的口语写作、中年写作和官员写作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合理性,也有较大的缺点.两次事件都有利有弊,都可能误导诗坛,损害新诗和诗人的声誉;也可能通过全民性的大论争,各种诗学观在既对抗又和解的生态中共生,从而有利于新诗的健康发展.     

中国现代新诗中宇宙意识的嬗变

梁宗岱先生在《诗与真》中 ,将宇宙意识的确立 ,作为他所倡导的“纯诗”创作的最高标准 ,呼吁中国新诗人如歌德、陈子昂那样在诗中表现出浩荡苍凉的宇宙精神。该书成于 30年代 ,不可能预见今后中国新诗的发展。本文循此出发 ,探究中国新诗中有没有这种超越性的宇宙意识表现 ,并进一步梳理、阐发这种宇宙意识的表现形态及嬗变线索 ,从而揭示出新诗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侧面。     

“恶搞”成风凸显法治滞后

从“恶搞”《无极》到如今“恶搞”红色经典,从体现价值多元和文化多元、鼓励创新的叫好之声到现在广电总局正准备出台有关互联网视频新管理条例的围剿之势,关于“恶搞”的争议一直没有中断,面对复杂的“恶搞”问题,本栏目约请三位专家,从社会、法治、文化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述评。     

“疯狂”商标要“疯”多久

日前．广东某公司欲注册“姚明”为卫生巾商标，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和歌手”雪村”同名的安全套在市场上热销．歌手雪村愤而诉诸法律……有人将这种用恶搞的方式注册的商标称为“疯狂商标”，有关部门传来的消息显示．还有不少商家跃跃欲试。     

中国共产党永远不是“全民党”

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日前接受《百年潮》杂志记者采访,在回答“有人可能会提出,既然讲‘三个代表’,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时期的共产党已经是‘全民党’了?”这样一个问题时,李君如说: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这里一个核心问题,是谁在实行“三个代表”?是谁有资格来实行“三个代表”?在中国,     

“恶搞”的底线

在2006年中国的网络生活中,“恶搞”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雷锋、李宇春、郭德纲、赵本山、葛优、潘冬子以及铁道队员,全部都通过“恶搞”这道工序成为网民娱乐的调味品。到了8月,防止网上“恶搞”成风专家座谈会、互联网的视频上传的许可证、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传播“恶搞”等的消息成为一根针对恶搞的大棒,“以后还有没有‘馒头’?”成为中国当下的热门话题。如果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让中国人突然发现了“恶搞”带来的创意和欢乐,那么当这股旋风刮到“红色经典”的大厦时,终于出现声讨它的强大阵营——起码,中国互联网协会理…     

是诗歌不被理解，还是难以理解?

<正>显然,赵丽华对自己非常自信,坚信自己是中国非常优秀的诗人。但是不是诗人,是不是优秀的诗人,绝不是诗人自己说了算的,还需要大众的认同和历史的检验。国家一级作家赵丽华被贴上“诗坛芙蓉”、“梨花教主”等标签后,在网上掀起了一场罕见的全民诗歌运动。赵丽华在接受《新世纪周刊》采访时说：这非常正常。诗人们的诗歌写作跟读者的阅读审美之间落差非常大。最新最近的诗歌网民很少能看到。在这样背景下成长的网民,即使他在其他门类很有成就,很出类拔萃,可是他依然难以接受这些诗歌。诗人橡子说过：没有被诗歌浸润的一代人是荒凉的。诗歌现在不被年轻人理解是很     

人类为什么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一个新世纪的来临,不是以一个自然的时间段开始。20世纪开始的标志是第一次世界大战,21世纪呢?是“9·11”吗?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这个世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人类越来越没有安全感?     

中国式大片,在死棋局里博弈

<正>2006年12月29日,一部投资1000万的恶搞电影《大电影之数百亿》在全国各大影院上映,这部片子以恶搞的方式向《功夫》、《十面埋伏》、《花样年华》等大片一一“致敬”。在恶搞已风行网络的今天,堂而皇之的登上大屏幕则是首次。其实,在看过《大电影》之后,我们很容易就能想到这只不过是一个加长放大版的“馒头”(2006年风靡一时的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国电影可以说一直在期待真正的大片,可现在所谓的大片,都成了被娱乐的对象。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式大片难逃“馒头”宿命?     

论英美意象派诗歌对中国新诗初期诗体的影响

英美意象派诗歌及自由诗革命对中国新诗初期诗体建设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意象派诗歌为代表的欧美现代诗歌运动促进了中国诗歌的现代化进程;而处于"五四"激进时代的新诗人对意象派诗歌和自由诗革命的误读,特别是对意象派诗歌诗体的自由化和内容的平民化的过度迷恋,导致了新诗的过度自由化、散文化,直接加速了中国的新诗革命,不仅影响了新诗革命的态度、方式和内容,也影响到了新诗草创时诗的形态、体式及初期新诗的文体特征、文体价值,甚至整个新诗历史的诗体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