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视域下政府生态责任研究

生态环境危机呼唤政府生态责任的出现。生态环境是典型的公共物品,具有鲜明的公共性特征,政府是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者和公共权力的实际拥有者,拥有解决生态问题的责任。从公共性的视角出发,政府生态责任理念主要表现为生态善治、生态服务、合作三方面,与此相应,政府公共性生态责任的实现就有了多元参与的生态治理机制、服务为先的生态服务机制、沟通协商为核心的多元合作机制的对应设计。     

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特征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公共性"既是服务型政府的基本属性和明显特征,也是文化以及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在本质.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和文化的公共性将文化发展与政府职责联系在一起.提供充分的公共文化服务、满足公众对公共文化的需求、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利,是服务型政府在文化领域体现其公共性特征的有效措施.在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政府应秉持为社会和公众服务的公共性价值理念,积极履行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的责任和职能.     

流失与回归: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公共性价值的创造

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供给的责任主体,在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需要关注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公正性和均等化等"公共性"导向目标。当前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出现的招标"定向化""非竞争性"、承接对象的"逐利性""嫌贫爱富",以及服务内容的公益性弱化、保障性降低等问题,背离了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初衷。这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所致,与购买部门推行的责任"市场化"以及不完善的实施机制有关。政府要加强责任回归机制建设,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政府与承接主体的平等合作关系等,以实现购买资金的效率性,承接主体的市场化和服务对象的保障性。     

政府的公共性与协商民主

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的政治共同体。政府不是神,它只具有有限理性;它是公共组织,也是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由于理性有限,它可能导致决策失误;作为理性经济人和代理人,它也有追求自身利益、自我膨胀的倾向,这都会导致政府公共性的流失和合法性的危机。驯服公共权力,避免政府公共性的流失及合法性危机,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坚持立法、决策中的公共性,二是坚持政府行政中的公共性,也就是政府廉洁奉公的问题。这取决于一系列制度设计,把政府置于协商民主中则是避免政府公共性流失的重要措施之一,它要求政府不仅要在协商对话中立法和决策,而且也要在行政过程中坚持协商行政。     

基于合作治理理论的生态环境保护框架构想

不同时代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不同领域也需要不同的治理方式,生态环境的特性决定了生态环境领域特别适合政府、公众、企业和环保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在生态环境合作治理中,政府、公众、企业、环保组织各主体不再是单纯的服务主体,也不再是单纯的享受服务的主体,而往往同时是诉求表达者、服务提供者、服务享受者、政策制定者。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主要路径包括多元主体合作设计环保制度、合作提供环境公共产品、合作进行环境监管,并且应当以民主化作为前提条件。     

生态安全问题与政府生态安全责任

生态安全问题是对于生态安全足以构成威胁的一种最为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生态安全属于公共安全中最为根本的领域或方面.当代政府担当生态安全责任是应对当代生态安全问题挑战、适应当代社会发展先进理念以及当代政府创新先进目标的要求.当代政府必须坚持生态安全责任内容的多样统一和相对优先、生态安全责任形式的多样并举和道德根本、生态安全责任主体的多元合作和政府主导等原则,并不断强化政府生态安全责任的理念基础、制度保障和技术支持.     

数字政府建设下政企合作责任承担机制研究

政企合作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保障,清晰的责任承担机制则是发挥政企合作优势与化解合作风险的关键。考察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政企合作责任承担机制存在主体多元、法律工具多元与利益多元的冲突,进而出现外部责任推诿与内部责任模糊的突出困境。回归责任关系本身,国家担保理论可为数字政府建设下政企合作提供外部形式责任承担的合理范式;密切性和控制性标准确立的事先风险责任,归责原则划定的事后损害责任,则为内部实质责任的承担开辟有效渠道。在实现路径上,数字政府建设应当明晰政企合作的权利义务关系,确立整体政府理念下内外责任的承担机制,促进政企合作的高效运作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参与格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有助于形成公共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激发全社会文化活力、促进文化创新。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路径建设,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完善"政府主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公私合作型文化供给模式;强化政府与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合作,形成多元治理机制;建立健全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机制。     

协商民主与社区自治——基于武汉市W社区论坛活动的分析

在社区这一公共协商空间中,居民可以集中公共性意见,对政府部门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形成一定的压力,强化社区居民与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的交流、对话与沟通,从而推动社区公共问题的化解、社区居民意见与需求的表达以及社区公共事务的处置。社区中的公共协商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一般都要经过多次反复的对话、交流甚至争论,直到达成共识,这种公共协商不仅会对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构成外部压力,也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和理念的变革和调整。     

我国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民主附加值——基于西方地方政府合作中民主赤字的反思

地方政府合作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当前政治学研究的热点。近年来西方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府际合作而不是以公共服务外包的形式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然而,蒸蒸日上的地方合作正带来一些负面效应,相较于现存代议制度安排出现了"民主赤字"。相对于我国目前的民主化水平,地方政府间合作却创造出经济效益提升之外的民主附加值,这主要得益于自上而下的区域发展规划中地方政府的参与、协商和互动,其民主化功能主要从地方政府合作、社会多元参与、民意表达三个层面反映出来。     

论绿色发展中的协商民主及其实践

绿色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挑战、进入新常态后提出的全新的发展理念,是五大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件,也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行动指南。绿色发展与协商民主都强调平等协商和参与式治理,二者具有诸多共同的价值目标。关注生态环境治理、推动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构建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价值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协商民主机制的构建与实践:经济发展中充分考量公众的利益诉求,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注重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协商民主机制的完善;创新民主协商机制与方式,以协商民主化解环境群体事件风险,构筑绿色和谐的公民社会基础与发展环境。     

多元主体参与:政府干预式微中的生态治理

生态治理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伴随单一主体走向多主体这一趋势以及强势政府干预模式的日渐式微和多元社会参与的兴起,多元力量纷纷要求参与到生态治理活动中来,要求改变以往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生态治理模式,建立起多元主体参与的生态治理模式。在当今社会政府干预式微的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生态治理既符合当前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也满足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趋势以及社会力量要求参与生态治理的现实。政府从以往的通过管制等管理手段进行生态治理的活动中撤出,承担起为社会力量参与生态治理提供良好的服务,并与社会力量在彼此合作中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改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

正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以下简称"PPP模式")推广应用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政府供给向合作供给、从单一投入向多元投入转变。公共文化服务PPP模式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当前,亟须澄清模糊认识、克服不良倾向,引导公共文化服务PPP模式健康发展。为此,应准确把握公共文化     

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理论述评与启示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采用私人企业的管理方法，加强竞争和市场导向来改善行政绩效。新公共服务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政府角色等方面能很好地纠正新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重新重视公共性、合法性、公民精神、政府责任在公共管理中的作用，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资源互融和协调，成为现代公共管理的希望之所在。这些精神理念对我国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实行服务行政的政府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公共理性：现代多元社会的价值诉求

随着“人的发现”成为主旋律，人的主体性和平等意识的苏醒，使同质性社会得以消解．差异型社会得以形成，个体的价值观、信仰、准则和人生意义难以排序，无法区分，现代多元社会由此发端并走向成熟。价值观、理念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的冲突和紧张．公共理性既是良善社会中公民交互中的美德与风范，亦是解决冲突、达成共识并走向和谐的社会规则。它具有信任、宽容、妥协、协商等表现形式。公共理性的培育与养成，赖于“公共人”的型塑与造就．个体与组织应从狭隘的个体理性中走向公共理性，从“经济人”走向“公共人”；作为公共利益的看守者和代理人，政府及其行政人员也应摒弃狭隘的政府理性，重新恢复政府“公共人”的神圣角色，在权力的运使和责任的担负中凸显公共性，在公共领域中大胆拒绝权利。     

协商视域下的社区治理:杭州“湖滨晴雨”工作室的机制创新与经验启示

市民参与协商公共事务治理是社区自治的基本要求与发展趋势。本文基于协商治理的理论视角,以杭州市"湖滨晴雨"工作室为个案,按照"公共平台——协商主体——协商内容——协商模式——协商效果"的框架对社区居民协商共治公共事务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政府主导、社会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社区协商治理模式,不仅是对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创新,同时对构建新的社区治理体系、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和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政府应该引导、吸纳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商治理。结合"湖滨晴雨"工作室运行的经验,本文提出完善社区事务协商治理机制的路径选择。     

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启示

马克思从实践观点出发,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阐释了人的社会关系、公共政治生活等方面的公共性意蕴。马克思的公共性思想是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为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其现实意义在于提高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扩大公共利益的共享性加强联结多元治理主体的纽带,在民主协商的过程中架起政府与社会理性沟通的桥梁,培育多元治理主体的公共精神。     

治理概念的再认识——基于服务型政府理论的视角

政治学的学者基于多元主义和社群主义视角,认为治理意味着主体的多元化与公共权力的分散化,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新公共管理学者认为治理是指把市场的竞争激励机制与商业部门的管理方法或手段引入政府行政和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之中。在新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治理意味着打破政府社会事务中的垄断,在制度安排上引入自主治理和多中心治理体制,实现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在服务型政府理论视野下,治理在本质上是合作治理,是指在后工业社会的背景下,多元治理主体在服务价值指引下,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而产生的合作行为。     

政府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十大责任

政府是公共权力组织者,公共权力必须面对公共问题,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我国农村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同样属于公共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政府负有重大的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政府责任,还在于农业所具有的产业特质,包括粮食的生产与储备具有保障国家安全的公共服务性,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依存使农业具有产权外生态效应,土地缺乏流动性而使农业中的竞争具有不完全性.农业所具有的这些产业特质所构成的市场失灵的条件,成为政府干预或政府承担农业问题责任的理由.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公共治理机制:信息、决策与执行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是一起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公共管理者可以通过建立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实现对疫情的预测、控制和干预。在中国,地方政府是构建和运行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的关键主体,它们需要在应对疫情时综合协调包含行政体系、医疗机构、供应商、志愿者和社区居民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关系。在涉及多元主体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治理机制中,政府需要承担元治理角色,核心责任是为多元主体的有效互动提供规则、建立秩序、促成集体行动。湖北省武汉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案例表明,一些地方政府仍然采用了行政主导方式来应对治理难题,而且行政体系的治理能力较为有限,影响了疫情防控效果。如何完善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治理机制?在信息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建立更加多元、透明的信息渠道,增强对突发事件的反应敏锐度;通过借助“互联网+”技术优化数据开放,更好协调多元主体的自主治理。在决策机制方面,地方政府应完善更加全面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应急预案,明确行政部门和志愿部门、社区等职责,提高应急决策水平。在执行机制方面,地方政府既要加强行政体系内部的资源调配能力,又要提高与市场主体、志愿部门的合作能力,确保应急措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