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与法律之间的又一个冲突——根据关于专家意见可采性的《联邦证据规则》703对待第二手事实的戈尔迪之结

201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Williams v.Illinois案件中,就《联邦证据规则》703的适用形成了"703多数意见"、"Crawford多数意见"和相对多数意见。本案提出的重要问题是,规则703准许的对第二手报告的运用是否构成一个对庭外陈述的合法非传闻运用?如果不是,法院在未来如何适用规则703?本文审视了Williams案件裁决之前规则703的学理状态;描述了Williams案件中各个大法官在规则703问题上的立场;讨论了703多数意见和相对多数意见之间的争议所涉及的利害关系;从逻辑角度和立法解释角度评估了各种立场的优劣。     

对质权演进评述——以克劳福德判例为观察起点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克劳福德诉华盛顿一案推翻了罗伯茨规则,将宪法第六修正案的对质条款适用范围界定于"证言性陈述"。然而克劳福德以后相关对质判例却显示了其混乱不清的证言定义及由此所致的对质权适用混乱,其与传闻证据规则依然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也表明了其与罗伯茨规则并行适用的尴尬境况与未卜命运。     

“面对面”的权利——论我国刑事被告人对质权制度的完善

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是指刑事被告人享有与提出对己不利证言的证人进行面对面诘问的权利,在庭审质证中,对质权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它使争议能尽量集中在庭审中解决,从而保证庭审的实质化。另外,对质权对于发现案件真实和保障诉讼权利也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包括"面对面"对质的权利、出庭审判的权利以及交叉询问的权利。目前我国刑事被告人对质权制度存在的问题涉及刑事被告对质权的启动以及不出庭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等。而完善我国刑事被告人的对质权制度,需要树立公正审判的理念,确立对质权的权利属性,对不出庭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加以限制和规范,并同时完善庭前证据开示制度。     

论科学证据的实质审查

对于科学证据的审查有遵从模式和教育模式两种不同模式：前者要求裁判者应当尊重科学证据,一般只要求对科学证据进行形式审查;后者则在为裁判者提供一定科学知识的基础上要求裁判者对科学证据进行实质审查。我国的科学证据审查总体上属于遵从模式。随着新类型科学证据的增加以及科学证据范围的扩张,我国的刑事法官在维持原有形式审查的基础上,必须对科学证据进行一定程度的实质审查,仅进行形式审查无法保障科学证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法官作为非科学专家的普通人,对科学证据的审查无法达到科学界的同行审查水平,故其审查并非从科学视角对科学证据原理的检验,而只须从诉讼证明视角审查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否可靠、该原理是否被正确适用。原理的可靠性审查主要是审查科学证据的原理是否明确、是否有可信证据证明原理的可靠性、是否存在对原理的根本性争议几个方面;原理适用的正确性审查主要是审查科学证据的操作过程和方法、分析和计算方法、专家对意见的论证是否符合科学原理的要求。在科学证据的审查中,多元专家的参与有助于法官的实质审查,但应对不同类型专家的功能进行清晰划分;专家的辅助性意见应予以公开并接受异议;同时应保障法官对科学证据的独立判断权。     

专家证据评判标准的演进思考

专家证据以其“意见性”和“科学性”吸引了法庭基于维护事实认定独立性忧虑的可采性标准的研究。这一研究对象以实行对抗制庭审模式,存在大量相关证据判例的美国证据规则最具典型性,通过对弗赖伊案、多伯特案以及《联邦证据规则》相关条款的解读、分析及其演进脉络的疏理和反思,探讨蕴含在美国专家证据可采性标准变化规律中的理性因素和思辨精神。对比我国鉴定意见在适用现状和理论研究中的不足,反思我国缺乏鉴定意见科学性评判标准的问题本质,推动相关研究。     

美国法庭聘请专家证人的实践与启示

科学证据的审查判断向来是审判的难题.美国通过法庭聘请专家证人弥补法官的知识短板,履行多伯特案后法官肩负之科学证据守门人职责.这项制度在硅胶丰胸案中得以成功运用.广义上的法庭聘请专家包括"技术顾问"和《联邦证据规则》706条"法庭聘请专家",分别具有不同的法理依据、职能与适用程序.该制度能避免专家证人的党派性,帮助事实裁决者采纳科学证据,甚至促进诉讼和解.但由于与当事人主义理念不符、增加诉讼资源的投入、法庭聘请专家也未必中立,其实践运用有限.它对我国专家辅助人制度有所启示:在职权主义基础上引入专家证人对抗式要防止过犹不及,避免专家辅助人党派性弊端.即使法庭聘请专家辅助人,也难以保证中立.从根本上解决法官的知识短板,促进法学与司法鉴定教育的融入,培养复合型法官是必由之路.     

医疗诉讼中的医疗专家意见和法官自由裁量:谁主沉浮?

在医疗诉讼领域,医疗专家意见或行业"普遍做法"是强有力的证据但不是最终证据.著名的Bolam案似乎赋予医疗行业的普遍做法以终局性.Bolam测试标准不仅在治疗领域得到了适用,而且被扩展到了诊断领域和知情同意领域.但这一标准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并没有得到认可.在Bolitho一案,英国的司法观点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司法观点逐渐接近.法官特别强调了来自医学界的观点是"有逻辑基础的"、"合理的"、"值得尊敬的".鉴于医学专家意见的非终局性,尽管专家意见的存在,法官应运用风险-益处方法具体分析具体案件.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由此,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归责原     

试析民事诉讼鉴定证据——由一起民事案件引发的思考

由一起继承遗产纠纷案件引发的对民事诉讼鉴定证据、民诉法第七十八条及第七十九条适用的难度解析,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鉴定人能否以其曾是为上一个案件所作的鉴定为由而拒绝出庭？鉴定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辅助证明人能否出庭？如果不能出庭,提交的书面意见的性质如何认定？辅助证明人的诉讼地位是什么？是不是国外法律上规定的专家证人？专家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如果是证人,他们所提出的专家意见的证据效力如何认定？上述问题的解决需法律加以明确规定,以保证司法实践适用的统一性。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该判决以其不同以往任何案例的特殊性引发了关于证据排除的存在必要性、适用范围、审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务争议。以该判决前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转变和学界回应为鉴,我国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应定位于阻吓违法行为,以过错原则为判断标准,并配合职务监督方式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