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履行抗辩权在履行迟延中的适用

我国合同法采取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分立”的立法模式,并没有导致“法律漏洞”,没有必要将同时履行的适用范围扩张至“履行期自始不同”的情形。各国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有不同的立法模式,对该问题的探讨应立足于我国的《合同法》。先履行一方给付迟延,不应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允许先履行一方享有抗辩权,会发生鼓励变相违约、解除权与抗辩权相冲突的后果,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交换给付判决的执行上也说不通。后履行一方受领迟延,并不丧失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一方也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该抗辩权只能适用于主合同债务,因受领迟延发生的相关费用与主合同债务不具有同一性,不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一方将标的物提存,后履行一方行使提存物领取请求权时,提存机关可行使抗辩权。     

先履行抗辩权刍议

先履行抗辩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在产生条件、性质及其行使、消灭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创立先履行抗辩权的概念，对于处理合同纠纷、保障合同履行，都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履行迟延的合同解除规则释论

针对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迟延,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的构成要件即可解除合同。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之情形,直接落入“主要债务”的文义射程。合同解除法上的广义附随义务囊括了传统“债法上之义务群”中的狭义的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只有迟延履行广义附随义务不符合合同目的,方落入“主要债务”的射程,此时需将“主要债务”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在履行迟延中,应将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作目的性限缩解释,并可采用类推适用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规则予以适用。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判断,以公式来表明,即为“重大违约(需结合个案判断)+并非债务人订约时不可预见或不可认识(当事人主观标准+理性人标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预见性的判断时点为合同订立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主张根本违约之一方当事人负担,但在如合同已明定给付日期等无争议之重要事项之场合,当事人无需负担举证责任。履行迟延中的合同解除权之发生不以债务人的可归责性为必要。在解释上,应当认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适用于非定期行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适用于定期行为。关于相对的定期行为之成立,除有“履行期日严守”要件之外,还须结合合同目的予以判断。     

履行抗辩权探微

我国合同法将同时履行抗辩权和先履行抗辩权分立并无不当,不宜称合同法第66条的规定存在着法律漏洞。履行抗辩权在若干场合可以存在于非对价关系之中。履行抗辩权因当事人的约定而扩张或者收缩。对于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存在的效力",应当区分情况而定。     

先履行抗辩权及其适用——兼析一起购销合同纠纷案的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６７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这一规定设立了先履行抗辩权制度，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一起完善了我国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履行抗辩制度。 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为须符合如下条件：（１）须由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债务；（２）须双方互负的债务有先后顺序，且后履行一方的债务已届清偿期；（３）须先履行一方未履行或履行不适当。 先履行抗辩制度的确立，解决了合同…     

论德国法关于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和本人责任的规定

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和本人的责任是民法上相当基础而又重要的问题，德国法关于这个问题的学理和判例均十分发达。德国民法典确立债务人就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应与“自己的过错负同一责任”，性质上将之定位为债务人的担保责任，在责任构成和归责原则上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本文通过对德国法上关于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和本人的责任的历史渊薮、规范目的、责任构成和具体适用的探讨，反观我国法的相关规定，指明我国将来的民法典应当明确履行辅助人的地位和责任以及区别履行辅助人和一般第三人。     

试论同时履行抗辩权与违约关系

同时履行抗辩权是指在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双务合同中，互负有债务的当事人双方，其中一方在对方未为对待给付之前，可拒绝履行自己债务的权利。同时履行抗辩权制度，早在日尔曼法中就有所体现，是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交易规则的法律确认和发展。同时履行抗辩权作为一项基本的合同法律制度是在德国民法典中正式加以确认的，德国民法典第３２６条第１款规定，“１、因双务契约而负担债务者，在他方当事人为对待给付之前，得拒绝自己的给付，但自己有先为给付的义务者，不在此限。２、应向数人为给付者，在未为全部对待给付之前，对于对方…     

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制度的界分与衔接——以不履行的可能性程度为中心

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制度的界分遵循的是一个简单的原则:债务人将来确定不履行,成立预期违约,债权人可于期前解除合同并主张违约救济;债务人将来不履行的可能性程度较高但尚非确定,则适用不安抗辩制度。为便于终结行使给付拒绝权后可能出现的悬而未决状态,应赋予债权人以请求提供充分保障之权,若适当期间经过而对方未提供,可确认不履行的可能性程度提高,成立新的预期违约形态。不安抗辩与预期违约由此形成衔接。     

分期履行债务的诉讼时效适用问题研究

围绕分期履行债务诉讼时效的起算问题,学界有整体起算说与分别起算说两种观点。在具体适用和司法解释制定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的立场在二者之间来回转变。分期履行债务属于描述性概念,《民法典》第189条以“同一债务”适用标准将其划分为具有同一性的分期履行债务与具有独立性的分期履行债务。经规范技术和价值标准两个维度的检验,该适用标准具有正当性。对于“同一债务”应采用严格解释,以消解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避免价值分裂。虽然定期履行债务、滚动支付债务与同一债务分期履行具有一定相似性,但单纯从信赖保护和保护权利人等角度的分析难有说服力,解释学上二者也不符合“同一债务”的标准,不能直接适用《民法典》第189条。     

《民法典》上代位权实现的程序规制

《民法典》规定了代位权制度，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对相对人的债权有损债权人债权之虞时，债权人可以代位通过诉讼请求相对人向自己履行以实现债权。代位权实现的过程中涉及三方主体两面法律关系，“入库原则”效果下与“优先受偿原则”效果下的代位权诉讼之诉讼标的、当事人适格、当事人处分权行使、既判力客观范围等会存在差异；代位权行使之法律效果受制于《民法典》第537条“但书”规定的内容，其与民事诉讼保全程序、民事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等财产处置程序存在内在的勾连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