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行迟延的合同解除规则释论

针对主给付义务的履行迟延,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第4项的构成要件即可解除合同。符合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之情形,直接落入“主要债务”的文义射程。合同解除法上的广义附随义务囊括了传统“债法上之义务群”中的狭义的附随义务与从给付义务,只有迟延履行广义附随义务不符合合同目的,方落入“主要债务”的射程,此时需将“主要债务”进行目的性扩张解释。在履行迟延中,应将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作目的性限缩解释,并可采用类推适用违约损害赔偿的可预见性规则予以适用。就合同目的不能实现之判断,以公式来表明,即为“重大违约(需结合个案判断)+并非债务人订约时不可预见或不可认识(当事人主观标准+理性人标准)=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可预见性的判断时点为合同订立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举证责任原则上由主张根本违约之一方当事人负担,但在如合同已明定给付日期等无争议之重要事项之场合,当事人无需负担举证责任。履行迟延中的合同解除权之发生不以债务人的可归责性为必要。在解释上,应当认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3项适用于非定期行为,我国《民法典》第563条第1款第4项适用于定期行为。关于相对的定期行为之成立,除有“履行期日严守”要件之外,还须结合合同目的予以判断。     

同时履行抗辩阻却履行迟延之效果研究

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发生的阻却履行迟延之效果，理论上长期存在“存在效果说”与“行使效果(溯及力)说”的争论，研究该问题有理论与实务的双重意义。存在效果说的排除届期事由与意思主义不符，其主张的同时履行抗辩权作为债务人履行迟延的不可归责要件不具有可行性。行使效果(溯及力)说与《民法典》第525条的规范意旨、同时履行抗辩的性质、我国的司法实践均是契合的，且在法学方法论上，可通过类推适用诉讼时效抗辩的方式来填补《民法典》第525条存在的开放型漏洞。在某些案例下，行使效果(溯及力)说存在局限性，应予以修正，形成行使效果(溯及力)修正说；在“定期诣交债务型”“定期的债务人无须受领型”与“定期债权人无须协助之补充型”等债务人无法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的案例之下，应采取同时履行抗辩权的存在即阻却履行迟延的解释路径。在解释上，行使效果修正说更符合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与实践。     

论德国法关于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和本人责任的规定

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和本人的责任是民法上相当基础而又重要的问题，德国法关于这个问题的学理和判例均十分发达。德国民法典确立债务人就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应与“自己的过错负同一责任”，性质上将之定位为债务人的担保责任，在责任构成和归责原则上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本文通过对德国法上关于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和本人的责任的历史渊薮、规范目的、责任构成和具体适用的探讨，反观我国法的相关规定，指明我国将来的民法典应当明确履行辅助人的地位和责任以及区别履行辅助人和一般第三人。     

不完全履行下债权人救济途径选择权之限制

在不完全履行的情形下，为了尽快确定违约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兼顾对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债权人的救济途径选择权需要受到时效以外的限制。对此，考虑到类推适用选择之债或适用债权人减损义务等既有规范具有局限性，因而确定补正履行的优先地位是一种更为合适的限制手段。该限制手段不仅符合我国法上以实际履行为原则性救济途径的立场，还符合域外法上的立法趋势。通过比较域外具有代表性的债务人补正权模式和债权人催告模式，可以发现债权人催告模式更适用于我国现行法体系。当补正履行丧失优先地位时，债务人可以通过补正提供倒逼债权人选择，或在特殊情形下适用我国《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解除合同。     

无权处分场合买卖合同的效力与权利瑕疵担保

《民法典》第597条第1款的主要规范目的是,无权处分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只要承认权利人的追认会产生所有权变动的效果,就适宜承认存在效力未定的处分行为。区分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在解释论上具有可取之处。在传统债法上,无权处分致使给付不能的,存在适用债务不履行责任抑或权利瑕疵担保责任的争论,两方面规定在构成要件上有实质区别。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实行救济进路,第三人享有所有权、抵押权等权利致使所有权不能转移的,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民法典》第597条第1款或第612条,两者在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效果上并无实质区别。《民法典》第612条中规定的第三人“享有权利”文义范围较窄,应当对其进行目的论扩张,将第三人“过去享有权利”且主张权利的一些情形纳入其中;即使买受人构成善意取得,仍可认定出卖人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     

论积极违反契约

1900年《德国民法典》仅规定迟延、不能两种给付障碍形态,以积极行为违反契约(瑕疵给付或违反不作为债务)时,并无明文,就其法律效果及其证成,学说上多有争议。通过对学说与判例之精细检讨,史韬伯认为,积极违反契约,应类推第286条发生损害赔偿义务,于双务契约中,应类推第326条发生解除权或主张不履行之损害赔偿;拒绝履行亦属积极违约之一种,债权人因此得进一步免于催告、备货之义务。     

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时的责任分配论

狭义的履行辅助人、占有辅助人、执行辅助人/事务辅助人均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其行为被划归合同当事人的行为，因此，在合同履行和违约的领域，他们均非第三人，其行为造成合同当事人违约，不应或不宜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3条规定。具有独立人格的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合同当事人违约，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93条调整的范围。其法律后果，在法律设有明文规定时依其规定，在当事人有约定且不存在无效原因的情况下依其约定，在合同当事人对违约的造成也有过错时必然成立违约责任。除此而外，具有独立人格的第三人的原因属于通常事变，违约的当事人是否因此免责需要区分情形而定。在债务人履行债务以第三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为前提或基础或条件的背景下，应当认定债务人可以预见第三人的原因对履行合同的影响，债务人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在债务人履行债务不以第三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为前提或基础或条件的背景下，第三人的原因构成介入原因/中断原因，它“中断”了债务人的行为与债权人受损之间的因果关系，故债务人不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德国民法典》中的履行障碍法:过去与未来

履行障碍法是各国合同法的核心内容。尽管1900年《德国民法典》未明确规定不履行概念,但从它确立履行迟延、不能履行的历史背景与相关法律文本的具体规定看,在这两种违约形态的背后存在统一的不履行概念,而依据不履行概念解释《德国民法典》第275条等,可以将积极侵害债权等纳入到既存法律规则的调整范畴。尽管2002年的债法改革受错误学说的影响,将义务违反而非不履行置于履行障碍法的核心,然而对于履行障碍法的解释,仍应考虑其历史基础并虚心学习受其影响但有独立发展的别国有益经验。     

合同法上的错误及其法律救济

一、重大误解与错误的概念辨析误解与错误是否为同一含义?有的学者认为,传统民法严格区分错误与误解两个概念。错误是指表意人非故意的表示与意思不一致;误解是指相对人对意思表示内容的了解的错误。但从大陆法系各国民法典的立法来看,却均用“错误”而不用“误解”(如《德国民法典》第119条、《法国民法典》第1110条、《日本民法典》第95条、《瑞士债务法》第23条等);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用误解而不用错误。这二者的内涵与外延,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谈谈我国定金的性质及其法律效力

<正> 一、我国现行定金的性质笔者认为,我国现行法定定金的性质是解约定金,其作用是担保合同债务的履行。这是从我国现行立法中对定金的规定所得出的结论。我国《民法通则》第89条第3款和《经济合同法》第14条都规定,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合同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农副产品购销合同条例》第17条第6款和第18条第6款规定,供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预购合同的,应加倍偿还不履行部分的预付定金;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预购合同的,无权收回未履行部分的预付定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中具体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8条第3款规定,     

同时履行抗辩权在履行迟延中的适用

我国合同法采取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分立”的立法模式,并没有导致“法律漏洞”,没有必要将同时履行的适用范围扩张至“履行期自始不同”的情形。各国关于“同时履行抗辩权”有不同的立法模式,对该问题的探讨应立足于我国的《合同法》。先履行一方给付迟延,不应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允许先履行一方享有抗辩权,会发生鼓励变相违约、解除权与抗辩权相冲突的后果,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交换给付判决的执行上也说不通。后履行一方受领迟延,并不丧失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一方也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该抗辩权只能适用于主合同债务,因受领迟延发生的相关费用与主合同债务不具有同一性,不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一方将标的物提存,后履行一方行使提存物领取请求权时,提存机关可行使抗辩权。     

论德国法关于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和本人责任的规定

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和本人的责任是民法上相当基础而又重要的问题,德国法关于这个问题的学理和判例均十分发达。德国民法典确立债务人就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应与"自己的过错负同一责任",性质上将之定位为债务人的担保责任,在责任构成和归责原则上有明确的判断标准。本文通过对德国法上关于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过错和本人的责任的历史渊薮、规范目的、责任构成和具体适用的探讨,反观我国法的相关规定,指明我国将来的民法典应当明确履行辅助人的地位和责任以及区别履行辅助人和一般第三人。     

网名可以随便取吗?

丨解答丨《民法典》第1017条规定:“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参照适用姓名权和名称权保护的有关规定。”怎么保护?《民法典》第1014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干涉、盗用、假冒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     

论承运人的债务履行辅助人责任

首先澄清承运人的债务履行辅助人责任不同于转承责任。结合海上货物运输法的规定，对承运人的债务履行辅助人责任范畴内两个有特别表现的问题详加分析：一为承运人的债务履行辅助人的范围和分类，并对（运输法公约（草案）》中承运人的债务履行辅助人的构造加以评述和提出建议；二为中国（海商法》第51条第一款第（12）项“或者”一词所体现的承运人的债务履行辅助人责任的归责原则，认为必须将该项中的“或者”修改为“和”或“以及”。     

论“家事代理权”的性质再界定及规则构建

《民法典》第1060条首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家事代理权，被称为《民法典》的立法亮点之一，对于维系家庭之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民法学界多以代理权为路径对家事代理制度进行构建。但代理权的解释路径不仅不符合民事代理的一般特征，并且独立的家事代理制度与《民法典》第1064条存在一定的重复与矛盾。夫妻之间形成的婚姻共同体在财产关系上与合伙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通过对合伙人执行权及代表权的借鉴，将《民法典》第1060条解释为“家事代表权”,并与第1064条之规定进行整合，可以构建出较为完备的家事代表权制度。同时，通过类推适用代表权之一般规则，可以填补目前我国现行法关于夫妻侵权债务的认定以及夫妻一方有限责任的立法空白。     

先履行抗辩权及其适用——兼析一起购销合同纠纷案的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６７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先履行一方未履行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先履行一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的，后履行一方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这一规定设立了先履行抗辩权制度，它与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一起完善了我国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履行抗辩制度。 先履行抗辩权的行为须符合如下条件：（１）须由同一双务合同互负债务；（２）须双方互负的债务有先后顺序，且后履行一方的债务已届清偿期；（３）须先履行一方未履行或履行不适当。 先履行抗辩制度的确立，解决了合同…     

试论债权转让合同通知义务的履行

我国《合同法》第80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这一条款即是我国当前法律对债权转让制度的具体法律规定。但由于该规定过于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和适用。因此，有必要对债权转让中通知制度的设定价值及通知义务的履行主体、时间、方式进行探讨，以期在司法实践中使债权转让制度更合理地实施，以真正地发挥其价值。     

略论诉讼时效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又称诉讼时效的客体,是指哪些民事权利的保护适用诉讼时效,哪些不适用诉讼时效。对此,各国民事立法的规定不尽相同。诉讼时效(有的国家称为消灭时效)的适用范围,有的规定为债权,如《瑞士债务法》;有的规定为债权和除所有权外的其他财产权,如《日本民法典》;有的规定为诉权,如《法国民法典》。我国《民法通则》第135条规定的是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可以理解为我国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是民     

体系化视角下的恢复原状请求权——以《民法典》第237条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7条规定的恢复原状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准确适用恢复原状请求权需要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7条和第179条的体系关联。恢复原状是与赔偿损失并列的责任形式,其并非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79条规定恢复原状规则具有价值指引功能,即在有体物遭受侵害的情形下,如果能够修复,则应当尽可能修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237条全面落实了这一精神。该条规定的恢复原状作为物权请求权的形式,能够发挥保护物权人的独特作用。在具体适用恢复原状规则时,还需要准确界分其与修理、重作、更换之间的关系,明确恢复原状与损害赔偿的关联,并对恢复原状与其他请求权竞合的情形进行体系化分析。     

设立人信义义务理论的引入与展开——《民法典》第75条的解释论

“同一体说”作为《民法典》第75条的解释论基础存在一定不足。作为限制受信人行为以及保障受益人利益的信义义务,契合《民法典》第75条的规范目的、规范构造与规范效果,可作为《民法典》第75条的解释论基础。《民法典》规范体系下,设立人信义义务通过设立人的职责予以表达。设立人对法人、其他设立人以及合同相对人负有不同程度的信义义务。设立人因违反信义义务所得利益,可视为法人或其他设立人的损害,适用侵权责任的路径实现获利返还。《民法典》第75条在贯彻设立人信义义务理论的基础上,采区分法律后果承受与民事责任承担的规范逻辑:第1款明确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从事民事活动的法律后果的最终承受者是法人或全体设立人;第2款在坚持第1款价值取向的基础上,以“自己名义”“民事责任”为要件赋予第三人选择民事责任承担者的权利。设立人为设立法人以未成立法人名义与第三人签订合同,法人成立后,设立人基于信义义务对第三人仍负有法人如约履行合同的“保证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