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构建我国社会信任的法律保障体系

当前我国社会信任危机源于社会转型期复杂的背景因素,既有信任自身形成机制的客观原因,也有我国社会治理的政治和制度原因。法治是重建我国社会信任的必然路径。当前的完善相关法制的重点方向为:提高国家机构公信力和社会诚信水平,保障新闻自由和信息有效沟通,建设公民社会。     

论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亟待培育的信任机制

我国古代过于发达的"人情世界"扼杀了人们对刑事诉讼的信任. "人情交涉"的历史延续决定了我国当下刑事诉讼领域信任机制的依然缺失.刑事诉讼法的亟待完善决定了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信任机制培育的势在必行.我国在刑事诉讼领域培育信任机制,应该在继续完善刑事诉讼法的同时,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法学教育的职业化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社会主体对刑事诉讼的真正信任,实现社会主体对刑事诉讼法的虔诚信仰.     

城市风险治理中的风险沟通制度——基于30部法律规范的文本分析

现代城市是风险的集聚之地,风险沟通是城市风险治理的关键环节。通过选取我国30部城市风险治理相关的法律规范,聚集其中风险沟通条款,依照政府、市场与社会间权利与义务互动的分析框架,进行文本分析和定量研究,对我国当前风险沟通制度进行梳理与解构。并在解构基础上提出风险沟通制度的重构设想:细化政府回应义务,完善公众知情权与质询权,明晰政府保密权与公众知情权的边界,强化市场组织报告和公开义务等。通过风险沟通制度重构来保障城市风险治理中政府、市场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促进我国风险沟通制度的日臻完善。     

社会信任的法律重构

信任是社会主体对事物品质的真实性或他人行为的无害性、可靠性不怀疑的一种主观态度。它是一个社会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讲究诚信的中国人时至今日却处于信任危机之中,被这种危机所深深困扰。在重构社会信任的过程中,由于法律具有特殊的强制力和普遍的约束力,能够有效降低信任风险,能够对各种利益关系进行权威性的调整,平抑和减缓贫富差距,能够有效惩治各种腐败,削弱不信任的基础,因此法律成为当下中国重构社会信任的最为有效的制度机制。     

环境安全感、 政府信任与风险治理———从 “邻避效应” 的角度分析简

邻避效应导致的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之一,此类群体性事件多具有组织化和明确的利益指向特征.通过考察环境安全感和政府信任可以发现,公众对政府信任度越高,环境安全感越高,支持涉及自身利益的上访、示威等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就越低.因此,应对群体性事件带来的社会风险,应当从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民众自身的环境安全感着手.     

医患信任关系的特征、现状与研究展望

我国医患间的"关系信任取向"明显,医生被赋予高角色期待,不同科室、不同等级医院及城乡医疗机构的医患信任水平差异显著。近年来我国医患信任水平持续下滑,具体表现为医患纠纷与暴力事件的发生频次上升、对医疗服务满意的患者比例减少、医患彼此的评价及信任度降低等方面。已有研究集中于患者人口统计特征、心理契约、医务工作者的人格特质等个体因素对医患信任的影响,注意到医患信任具有影响医患双方态度与行为以及临床疗效的功能,然而医患信任危机产生的社会心理机制、医患信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机制仍不明晰。同时,医患信任现状评估和测量指标构建还不够健全,医患信任关系的行为决策实验设计等方面还有待加强。     

社会何以承载之重——当前社会信任危机之原因分析

信任是一个社会稳定和繁荣的重要因素,然而转型时期,信任的基础正经历着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个人化的信任)向以抽象系统为基础(非个人化的信任)转变,我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要摆脱信任困境,必须完善各项系统,重建信任的基础.     

食品安全共治中的信任断裂与制度因应

作为治理机制创新的缩影,共治模式意味着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实践业已从监管中心主义适时转向协力互补的善治轨道,具有良性制度变迁的积极意涵。信任是共治模式中整合多元力量、凝聚各方共识的制度纽带,然而其在公众指向监管部门、科学社群、市场主体等方面相继发生断裂,表明食品安全共治在公权力执法、知识治理、市场规训等多个维度遭遇"失灵"。引发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既关涉"运动式执法"不当取代法理型支配,也涉及科学社群无力塑造知识权威,同时与公众风险感知的社会属性息息相关。从整体主义视角看,应当以系统性的进路,改善监管部门的执法信息基础及其危机性风险交流方法、构筑科学社群的平衡约束机制、建立消费者认知教育制度,进而在普遍意义上稳定公众预期,重塑共治模式的信任纽带。     

信任的缺失与重构——社会学视角下的网络欺诈问题

网络社会的来临使人们的生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它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但也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引发了许多安全隐患,网络欺诈就是诸多顽疾之一。信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网络欺诈不仅解构着网络社会的信任结构,而且也造成了现实社会的信任危机,威胁着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和谐。本文运用了布劳的交换理论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角度为网络信任的重建提供了破解之道。     

论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的信任

信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是促进合作、实现公共危机治理的基础。本文在释义公共危机治理中信任涵义的基础上,归纳了信任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功能,分析了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中信任缺失的表现及成因,并结合我国公共危机事件的特征提出了培育公共危机治理中信任的路径。     

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

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和谐发展以及各子系统内部的和谐发展。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前,应该把提高政府公信力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认真研究、采取得力的措施加以解决。     

风险社会大规模损害责任法的范式重构——从侵权赔偿到成本分担

风险社会是人类利用科技从事创造活动而产生的人为风险成为影响人类生活乃至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的社会,如何缓解与分配风险损害成为风险社会的核心问题。风险社会的大规模损害以事故型和累积型大规模公害为主导。侵权法解决的损害问题是私人对私人利益的侵害,其主要功能在于补偿受害者,其制度运行有赖于损害的确定性、有限性、可计量性、可预期和可控制性、私人性。风险损害所具有的不确定性、无限性、不可计量性、不可预期性、不可控制性和社会公共性颠覆了这些条件,对风险损害主要以规制法予以事前防范。规制法防治私人对公共利益的侵害,其主要通过事前预防责任的分担降低风险损害,事后责任作为补充。规制法责任的实质是对风险成本的分担。分担应遵循社会分担、有效分担、平衡分担以及预防为主、救济为辅的原则。规制法的责任制度包括预防责任和补救责任。     

风险社会视域下对食品安全风险性的认知与监管

在风险社会里,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自然环境带来风险的同时,也给食品安全带来了风险。食品安全风险既有对人的健康权、生命权的漠视,更存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公共利益机制失衡和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治理机制失衡问题,这些机制失衡主要表现在食品安全问题对国家安全性和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上。因此,既需要通过加强政府监管来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提升消费者、生产者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知度,进一步建立健全食品安全风险控制系统,也需要正确处理消费者与企业利益的关系。     

刑法司法公信力:从基础到进退

与司法公信力和司法公众认同之间的关系相对应,刑法司法公信力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也互为表里,且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基础。刑法司法公信力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之间的关系有着心理学基础和规范有效性基础,并蕴藏着有效控制犯罪以达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最终法治效果。如果想确保并提升刑法司法公信力,则必须致力于刑法司法公众认同,包括刑法解释公众认同、司法定罪公众认同和司法量刑公众认同。刑法司法解释公众认同、司法定罪公众认同和司法量刑公众认同先后构成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环节性基础,从而确保了刑法司法公信力的环节性实现。刑法司法公信力以价值衡量为进,以法治底线为退。     

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兼论布尔迪厄权力论

媒介作为当今社会已被认同的“新的权力核心”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媒介权力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研究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对促进和加强我国传播学领域中相对比较薄弱的媒介权力研究有重要意义。布尔迪厄的权力理论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现代社会,为媒介权力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将媒介置于社会权力场中考察,对媒介权力如何在传播场中以其工具性资本而占据统治性位置、媒介权力如何通过构成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来运作并发挥其效力等问题的探讨,可以更深入地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权力,反思媒介权力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对社会大众和个体的操纵和奴役,警惕媒介权力在人类生活中的负面作用。     

政府信用建设及其法治路径

政府信用建设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信用建设产生巨大的辐射、引领力量,同时也有助于社会法治秩序的形成。随意否定自己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行政决定,行政执法方式简单粗暴,行政资讯不公开、不透明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着政府的权威和信用。信用政府和法治政府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建设信用政府不是简单的行政伦理问题,必须通过法制途径,规范政府行为,推进政府信用建设,保证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和各种社会事务的有效管理。     

我国公益信托发展中的税法缺失

公益信托是为实现公益目的和公众利益而设立的信托。我国公益信托无法满足社会对公益事业的强烈需求，税法的缺失是我国公益事业发展之路上难以逾越的障碍。逐渐完善税收制度，尤其是增加对公益信托的税收激励，是促进公益信托在我国顺利发展的行之有效的途径。     

论中国传统警察的“秩序化”——兼与英国传统警察的比较

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状态的达成,乃是以限制或剥夺民众的权利自由为代价的,关键原因在于其独特的专制政治文化:在“家天下”格局通过残酷战争、暴力革命等“流血”方式不断更迭的背景下,统治者与普通民众很难建立互信、互谅、互让、互爱的关系。因而,中国传统警察以消极维持社会秩序,而非积极保护民众权益为宗旨。统治者还炮制种种理论对之加以包装、掩饰。客观而论,中国传统警察固然因秩序而漠视民众权利,甚或有维护权贵,纵容不法的恶名,却仍将对民众切身利益之保护纳入其秩序范畴。     

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

法治的成效主要不取决于程序内的制度运作事实，而是取决于程序外的反事实性的期望，也即对于法律的信任。法治评估主要是对地域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意识反思与理论化认知，借用了政府一贯所使用的数字化方式，并极力搜罗法律程序内各种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但法治的定量评估很难评价以定性判断为特征的法律信任。法治评估大多情况下只具有管理意义，不具有学术意义。民意调查在法治评估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法治的有意识反思，但其无法传达非反思性的法律信任实践。各种法治评估的信息来源大多局限于地方性与法律相关性的信息，但某一地方的法治水平和公众对其他地方法律的期望与信任是相互关联的，法律信任的信息基础不仅仅来自法律系统，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领域。法治评估实际是用线性、同质的数字取代了非连续性的现实，将源于方法论的建构取代了行为的实践依据，这种取代抽空了生活的意义，将一种“伪精确”强加给了现实，从而也很难切入大多数人的法律实践。     

论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

作为一个同法治国家、法治政府相区别的概念,法治社会命题致力于实现社会生活的秩序化、法治化,并尤其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推动作用,试图借助多元社会主体的参与来型构法治发展的动力基础。准确认识当下的社会状况,充分挖掘现有的社会力量,是开展法治社会建设的正确路径。在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日益改变着现代社会的交往模式,并塑造出互联网社交这一新型的社会关系形态。互联网社交的出现与发展孕育了以网络为介质的社会力量,使社会逐渐获取了同国家对话并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能力。互联网社交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功能可以从四个向度获得理解:互联网社交缔造着网络公共空间的公民品格;互联网社交孕育了网络社会的自治能力;互联网社交构成了民主参与的"非正式"渠道;互联网社交提供了权力制约的社会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