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历史渊源

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历史渊源，就要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如何在我国形成的。从这种视角来考察，笔者归纳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三大历史渊源     

司法改革应注重检察职能的保障刍议

检察制度的存在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发展的产物。据有关学者考证,正式的检察制度产生于封建社会,最早建立检察制度的西方国家有法国和英国等。在法国12世纪就出现了代表国王、享有收集证据、调查案情、提起公诉的“大陪审团”式的检察制度。而从中国的情况看,它与其他国家的检察     

中国两岸四地检察制度的异同

检察制度起源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当今世界上有三种类型的检察制度，其中，以英国、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检察制度，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其中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检察制度都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检察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奉行“三权分立”原则，从行政机关制约审判机关活动的需要出发，其检察机关大都隶属于行政机关，受政府法制部门的领导和监督。     

“人民检察”概念的内涵演变

“人民检察”是中国检察制度范畴内的重要概念,蕴含着人民性、中国特色和自主发展的内容。“人民检察”概念孕育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人民检察制度的探索,生成于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民主政权下的检察立法,形塑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司法改革运动,移植于苏联检察、改革开放后检察机关重建的法治实践,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概念。进入新时代,“人民检察”概念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四大检察”新格局,以及“以人民为中心”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基础上呈现出其时代新内涵,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继续发展。     

检察学的发展历史、研究现状与前瞻

检察学是研究检察制度和检察活动及其规律的科学。研究检察制度的概念、类型、起源、本质、作用和前途,探索检察制度发展演变的规律和检察活动的规律性是检察学研究的主要任务。随着检察制度的建立、发展和检察活动的开展,人们对检察制度和     

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制度

俄罗斯联邦现行军事检察制度是对传统俄罗斯军事检察制度的延续与发展。作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检察制度体系的分支,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制度在根本宗旨、基本任务与一般检察职权等方面与俄罗斯联邦国家检察制度保持高度统一。另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军事检察制度在组织机构、管辖范围、干部配备与职权划分等方面又具有自己独到之处。     

检察一体化的内部实现方式探讨——以职务犯罪侦查和公诉为视角

“检察一体化”,既是对检察制度中上命下从的权力运行模式的概括,也是对检察机关内部组织原则的概括。但在立法上鲜见有“检察一体化”的表述,所谓“检察一体化”在很大程度上仅是一个学术概念。尽管如此,它还是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考察检察制度的视角。本文拟从我国检察机关内部关系角度对检察一体化问题加以探讨,以求深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检察案例指导制度:运行分析与完善建议

案例指导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指导性案例是重要的“法治产品”“检察产品”。通过对15批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制发和应用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发现指导性案例在规模体系、供给结构、适用制度、编辑发布、效力效果等方面仍存在诸多不足。借鉴天津市人民检察院“案例研究中心”探索实践,围绕检察官办案这一核心环节,从加强检察官案例思维方法和应用能力培养角度,建议加强理念宣传,明确制度效力,实施程序约束,强化能力培养,完善辅助机制,建立激励措施,实现检察案例指导制度应用机制逐步完善。     

论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展及其边界——以保障房项目检察监督为例

保障房项目监督是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展,也是司法实践的制度创新,它超出了检察监督的法定范围.在议行合一宪政体制下,监督制度的历史传承、分权制约的制度设计为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展提供了理论依据,行政权内部监督不足又为检察监督的介入提供了现实舞台.检察监督范围的扩展是在政府的推动下,以社会综合治理的名义,采取“职务犯罪预防”或“合作协议”的形式而展开.“权力监督”的实质合法性与“旧瓶装新酒”的技术化策略,较好地应对了监督范围扩展的形式违法的质疑.鉴于宪政框架内“以权制权”的制度设计、监督能力的局限,检察监督范围应以公权力监督为限,相对克制地保持权力的边界,既要达到监督公权力的目的,又要遵循检察监督的规律.     

建构行刑衔接中的行政检察监督机制

我国传统行刑衔接机制存在涵盖范围狭窄、衔接方式单一、衔接信息平台无法满足“刑行”双向衔接功能需求等问题。受到宪法“分工合作”原则的限制,承担“行刑”衔接检察监督职能的刑事检察部门不能直接对行政违法行为进行检察监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建构行政违法检察监督机制的目的在于推动检察职能从刑事领域延伸到行政违法领域,推动我国行刑一体化机制的完善。但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职能的内涵一直不明确,应将行刑衔接改革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职能结合起来,推动行政检察部门聚焦于“行刑衔接”的制度空间,克服现行“行刑衔接”机制的局限性,监督在刑事犯罪中发现的行政违法行为,借助行政检察职能全面修复行刑之间的制度漏洞。具体而言,行刑衔接中存在五种行政检察监督部模式,其监督重点事项也各有不同。     

检察委员会决策权初探

检察委员会制度与大多数的法律制度不一样，它不是“专家”、“学者”从西方引进的一种制度，是土生土长的。其决策权在检察制度不断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我国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应用困境及其纾解

检察指导性案例制度是新时代检察办案的重要制度，其具有统一司法尺度、维护司法公正、增强司法公信的重要作用。在检察实践中，适用检察指导性案例存在定位理解难、检索识别难、实践应用难等应用困境，其原因在于对检察指导性案例的定位和适用规则的理解尚不明确。检察指导性案例具有“应当参照”的地位，与其他典型案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适用检察指导性案例，应以“同类社会关系”为检索识别标准，从社会关系的主体、内容、影响三方面具体考量应否适用检察指导性案例释法说理；应以“类案类办”为办案方法，从规范、方法、效果、价值四方面参照适用检察指导性案例进行释法说理。     

检察文化在现代法治语境下的再思考

检察文化就是指检察制度的法律文化性格,而正义本位必须凸现为检察文化的性格。这一法律价值立场,是检察文化区别于其他类型的法律文化的根本所在,是多元法律文化的选择,符合检察权的历史使命和我国刑事诉讼的构造。在现代法治的语境下,先进的检察文化可以为检察制度的完善和变革提供自然的、根本的动力,并担负起完成检察制度的价值构造、丰富检察基础理论、提高检察队伍素质、改塑检察行政管理模式、推动检察改革等重任,最终推动检察制度的理性发展。     

完善检察制度 永葆生机活力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是全国检察机关和全体检察人员肩负的重要使命。“十二检”会议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概括，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合理性。     

香港特区与内地检察制度比较研究

由于香港检察制度肇始于英美法系,和比较接近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内地检察制度相比较,其存在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本文主要从比较的角度来阐释香港特区检察制度与内地检察制度的区别,包括检察制度产生的法制渊源、检察权的主体和权力行使的范围、检察机构的设置和法律定位等几个方面的不同。     

日本检察审查会的强制起诉制度及其局限性

为制衡日本检察官滥用起诉权,日本建立了检察审查会制度。日本检察审查会制度在建立后进行了渐进式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赋予检察审查会在第二次审查作出“应当起诉”决议的情况下的强制起诉权。但实践中,日本检察审查会强制起诉制度发挥的作用仍有限,面临一定的困境。日本的实践可以为我国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提供一定的参考。     

初探中国检察制度改革的瓶颈

从理论上讲，改革我国的检察制度有许多思路可以选择。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我们要突破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瓶颈，必须首先要明确我国检察权具有权威性、专门性及具体性三个基本特点，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我国只有强化法律监督，从立法、体制及观念上予以保障，才可以突破检察制度改革的瓶颈，全面实现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我们只有保证了检察权的宪法性和控权性，才可能在实践中保障检察机关充分履行其检察职能，真正实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新时期检察工作主题。     

制约民事行政检察的现实因素

对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存在问题的认识,不能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上,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运行环境———即现实因素对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发展构成严重影响。认识分歧、审判秩序、身份定位、执法环境以及民事行政检察自身的定位、权力配置等都会对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发展形成制约。当前,应立足国家法治建设的需要和司法工作的现状,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充分调动各项检察权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效能。     

试论加入WTO后中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完善与重构

从政治学、社会学和法理学的角度来分析,加入WTO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在中国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必要性和合理性。应当着力于重构与国际通行司法制度相互衔接的、科学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体系,建立以民事行政抗诉为基础、民事行政公诉和参与诉讼为重要内容、检察建议为补充、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职务行为监督为保障的具有全新内涵和创新意义的未来中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     

巡回检察改革的湖南实践

巡回检察改革是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具体体现,是符合司法规律和刑事执行检察工作规律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湖南省检察机关立足本地工作实际,以党建为引领融合推进“派驻+巡回”检察,以内外协作凝聚巡回检察合力,以大数据赋能提升发现问题能力,以系统施治分类解决巡回检察发现的突出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实践中也存在案件化程度不高、数据化进程滞后、内部指导与外部衔接机制不健全、监督问题整改刚性不足等问题。对此,应进一步完善巡回检察配套制度、内外协作机制、效果评估机制,加强巡回检察理论研究与制度创新,更好地发挥巡回检察制度的功能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