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及应对

东盟在美国“印太经济框架”中占据重要地位,是美国开展对华战略竞争重点争取和拉拢的对象之一。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总体上持积极认知,并采用了“借力”与“平衡”的双重应对策略,东盟与美国在该框架下围绕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等核心议题领域的合作呈明显升温态势。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具有两面性,形成了分化双方关系的压力,但由于该框架与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在本质上存在竞争,因此也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鉴于此,中国应理性看待东盟国家与美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加强战略对接和提升制度合作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尽可能降低“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负面影响。     

中美竞争背景下的美国对东南亚安全政策CSSCI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加紧布局以中国为指向的“印太战略”。东南亚是美国防范和制衡中国的前沿,也是印太战略布局的衔接点。特朗普政府将东南亚视作中美战略竞争的外线,重视巩固和加强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优势和战略主导地位,推动与该地区国家安全关系的发展,大力增加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提升军事援助和防务合作水平,力图打造地区多边安全网络。东南亚国家一方面欢迎美国加强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对“印太战略”中的对抗色彩和遏制中国的意图有所保留和警惕。美国与东盟的安全关系难以实现质的飞跃。中国需重视并提升与东盟的军事外交关系,疏解美国战略调整带来的压力,努力把中国-东盟关系打造成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压舱石。     

印太视角下的“东盟中心地位”及美国-东盟关系挑战

2019年6月,美国和东盟相继发布了印太战略和印太展望文件,描绘了各自对印太地区秩序的构想、愿景及利益主张。表面上看,美国的印太战略和东盟的印太展望都提出了"东盟中心地位"问题,两者似乎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共识。但进一步分析显示,两者的"东盟中心地位"大异其趣,在出发点、关注点和实现目标的手段等方面,美国和东盟存在根本性不同。尽管美国和东盟在海上安全、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及数字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存在合作空间,但是随着中美在印太地区博弈加深和美国主导地区秩序走向的意图日益凸显,美国与东盟关系将面临新的更大挑战。     

“印太战略”与“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的日英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在"印太战略"和"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日英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并呈现浓厚的印太指向。安全合作上,两国高层安全互动紧密、安全磋商级别高、安全合作机制多,部队间防卫合作与防卫交流密切,并在朝核问题上合作应对。特别是,日英将印太安全作为合作的战略重点,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英强化安全合作具有多重动因,其对印太安全合作的深化则更多源于战略因素,包括应对美国战略调整及日英各自主动的战略诉求、印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谋求对印太地区进行秩序塑造等。日英安全合作虽面临挑战,但在两国战略持续深化和大国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有持续强化的趋向。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印法印度洋地区海洋安全合作探析

印度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价值为世界所公认。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提出了相应的印太战略,印度洋地区的海上战略通道价值更为显著。在法国与印度的印太战略框架中,双方都把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全视为重点。基于印太战略,印度洋地区海上战略通道的安全成为法国与印度共同的战略关注。由于印度洋地区的海洋安全威胁日益复杂,合作是法国与印度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的最好方式,符合双方共同的利益。面对印度洋地区复杂的海洋安全威胁,法国与印度意识到了海洋安全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初步建立了海洋安全合作机制。     

韩国-东盟防务安全合作探究

韩国与东盟国家防务安全合作源远流长,近年来双方的防务安全合作更加活跃和全面,合作层次和水平不断攀升与提高。“新亚洲构想”与韩国东盟战略的转向、东盟国家“不均衡”的防务安全诉求,以及美国“战略东移”的强力刺激与影响,这些是促动韩国与东盟不断推进和加强防务安全合作的重要背景及动因。在短期内,韩国与东盟防务安全合作关系会继续发展和有所提升,但是难有实质性的突破。不过,韩国与东盟不断致力于推进和深化防务安全合作,尤其是暗合美国的新亚太战略、不断施展大国平衡战略的做法,势必会进一步加剧东亚地区军备竞赛风险,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安定性,不利于该地区的长期稳定和持久和平。     

“印太战略”框架下印度莫迪政府的非洲政策

印度将“印太战略”视为其“东向行动”政策的超越。虽然“东向行动”政策是印度介入印太事务的基石，但涉及非洲的“西联”与“南控”政策也很重要。换言之，非洲对印度“印太战略”的意义不仅在于呼应“东向行动”政策、助力其走向亚太并提高大国影响力，还在于实现印度深耕印度洋、拓展对非经贸合作和加强人文联系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基于“印太战略”,莫迪政府将印非关系提升至战略层级，增加对非外交机构与资源投入，在战略议题设置上更加突出海上安全，以加强对非反恐与人道救援合作、践行支持非洲发展承诺、发挥在非海外印度人“桥梁”角色等方式，大力推动区域集体安全与经济一体化，在深化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互联互通、防务后勤保障等领域合作上展示出较大的开放性。印非关系的发展彰显印度在印太地区地缘与领域方面的独特优势，有利于提高印度在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涉非议题上的发言权，增强印度战略自信。未来，印度仍将视非洲为实现其大国目标的重要依靠力量。不过，受印度自身经济实力、印非间现实性问题及大国博弈加剧等因素的掣肘，印度对非政策将更趋务实与谨慎。     

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转变：考量与影响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经历了文在寅政府时期“谨慎且有限地参与”以及尹锡悦政府时期“积极地调适型参与”两个阶段。尹锡悦政府执政后转变对“印太战略”的态度，主要包含对朝鲜实施安全威慑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以加入“印太战略”为杠杆重塑中韩关系从而缓解安全困境、推广“韩式民主价值观外交”以提升韩国在地区秩序中的地位以及推进“东盟政策”以寻求经济新增长点四大考量。从短期看，这一转变将激化朝韩矛盾，加剧地区紧张；提升“印太战略”的经济吸引力，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挤出效应；强化“印太战略”的“去中心化”特征，在地区秩序构建上增大对中国的压力。但从长期看，由于尹锡悦政府并未脱离“立足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的原则，仍具备“底线理性”，加之“印太战略”无法有效满足韩国的经济、安全与战略诉求，韩国缺乏持续参与“印太战略”的动力，其负面影响总体可控。     

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及其影响北大核心

岸田政府将日澳安全关系提升为除日美同盟外最为密切的安全伙伴关系,并以对澳安全合作为首,加紧构建日美同盟之外的次级对外安全合作体系,包括签署日澳《互惠准入协定》,开展更密切且实操性强的安全合作,侧重“印太”经济安全合作等。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趋势及其需求变化“,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下对“印太战略”的深化,以及通过“准盟友”关系来增强威慑力等是日本这一政策背后的深刻动因,中国则是其主要针对目标。从总体上看,日本对澳安全合作呈现出愈加关注太空、网络等新领域,聚焦东南亚区域,突出塑造“安全规范”等趋势,但发展成正式军事同盟的可能性还不大,其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岸田政府强化日澳安全合作将密实美国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促动“四国机制”军事化,为美日澳三国深化“印太战略”的军事合作提供新助力,在海洋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上对中国构成新的挑战,并可能加快日本向“军事大国”转型。     

美国“印太战略”中巴基斯坦身份塑造与中国的因应

巴基斯坦作为印太地区的节点国家，却难以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中准确定位自身的角色，是一个在印太体系中缺乏存在感的国家。但巴基斯坦也有着对“印太战略”的独特看法和主张。一方面，巴基斯坦对美国将印度塑造为印太地区“净安全提供者”的行为感到极为不满，将印度的这一身份转变视为一种迫切的现实威胁；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也希望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寻求一定的角色担当，充当“调解人”身份以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同时巴基斯坦也试图借美国的“印太战略”来提升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借此摆脱来自印度的战略孤立。面对美国借“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持续的势力扩张，未来中国可在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基础上扩大区域多边关系的接触，同时借助双方现有的技术、地缘等资源优势以加强互补，化解对美依赖的风险。通过打造中巴更加完善的双边和区域治理安排，不断增强对地区安全与发展的形塑能力。     

中国—东盟关系:新的启航

近年来,中国同东盟政治安全合作不断深入,经贸合作蓬勃发展,人文社会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持续对话与深入合作,为双方积累了厚实的政治互信基础;"一带一路"倡议和自贸区升级版为双方经贸融通注入新的活力;不断扩大的人文交往为双方筑起民心相通的桥梁。与此同时,东盟内部整合、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双速推进、域外大国的介入、南海问题的干扰,使中国—东盟合作面临复杂挑战。2016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25周年,中国—东盟关系和双方务实合作站在历史新起点上。面对中国—东盟合作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双方应继续提升政治安全互信、切实加强战略对接、深化产能合作、助推次区域发展、丰富人文内涵,不断将中国—东盟合作做深走实。     

“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

近些年来,世界战略重心东移,美国“重返亚太”,印度与印度洋战略重要性上升.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印太”作为一个新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概念在澳大利亚、美国、印度等国的学界和政界被广泛使用.在“印太”语境下,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遭遇人为淡化,中国的海洋活动受到格外关注,部分国家积极筹划针对中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和小多边机制.但由于各自利益驱动,在“印太”框架下,有关国家在联手制衡中国的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立场.     

印度对“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想象——基于与美国的简要比较

自特朗普提出并实施美国的“印太战略”以来，印度的战略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在此背景下，印度的“印太”构想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由争论到共识的演进过程。当然，印度并非完全认同和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和对华政策。相反，莫迪政府推进“印太战略”有着自身的诉求与期待。本文以批判地缘政治学为理论视角，旨在考察印度参与“印太战略”的三大诉求，并尝试挖掘印度实施“印太战略”背后的认知与地缘政治想象，并与美国进行比较，以揭示两国差异行动的主要驱动和基本逻辑。通过考察发现，印美在国家角色定位、自我—他者关系和战略区域划分等主要方面存在较大的认知差异；印度政府和美国政府对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想象分别类似于“W形行动圈”与“半嘴形包围圈”的战略图式；印度追求领导性大国、构建多维身份认知以及经略“印太”海域的战略诉求有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中长期利益。印美两国对于“印太战略”的认知与想象差异将直接影响各自战略的走向和两国的合作模式。     

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及其影响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最高级别政治安全对话实现常态化运行；安全合作机制更为完善、多元；安全合作实践由“务虚”走向“务实”。美国是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突进的桥接点和外部动力源，并将推动构建机制化的美—日—北约战略联动关系。日本与北约各自的战略需求是双方靠近的内生动力，共同的威胁认知促使双方战略关系升级。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升级的进程将受到机制性、客观战略资源有限性及主观战略意志等要素的牵制，双方在短期内将不会形成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日本与北约战略关系的突进将进一步刺激日本“大国化”追求，强化国际社会阵营化、对立化发展趋势，加剧地区局势动荡。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东盟对美国印太战略的认知与反应

自美国印太战略出台以来,东南亚的重要性被不断提及。虽然东南亚地区国家并不排斥大国的战略重视,但对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手段、政策重心等普遍感到不安。出于对被边缘化和被分裂的深刻担忧,东盟选择以地区共识的方式发布《东盟印太展望》。这既是对大国战略举措的积极回应及对东盟中心性的主动捍卫,也清晰地表达了这一中小国家联合体对世界事务的共性认知,凸显了东盟与美国在印太地区愿景规划方面的内在差异。东盟的认知与反应,预示着美国印太战略在东南亚的推行将囿于种种局限而难以收到预期效果。     

韩美经济合作新动向及其对华影响

尹锡悦政府上任以来，基于双方共同的战略需要，韩美经济关系加速朝着全球化和安全化方向迈进，双方重点推进在供应链和关键技术、各自“印太”经济政策对接以及第三方市场等方面的合作。客观上，有利于强化美国在科技经贸关键领域对华“脱钩”布局，增加美韩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博弈筹码，助推美国全球基建投资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但与此同时，韩美经济关系中存在深刻的利益冲突，双方合作存在限度；中韩经济关系中也拥有巨大的利益交集，双方合作具有韧性。中国可采取积极对接、主动塑造的对韩经济外交策略，稳定中韩两国合作基本盘，创造更多的共同利益交汇点。     

国内因素对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影响研究

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政府实施“印太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美国政府的领导人意象作为核心因素，从国内层次决定着不同时期“印太战略”的推进和调整。以霸权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对外结盟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为主的美国战略文化作为深层次因素，对“印太战略”的内容和特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公众、企业、智库和学者等社会各界对“印太战略”的支持即国家—社会关系是该战略得以持续实施的重要原因。总统共和制度、三权分立制度和两党制政党制度等国内政治制度作为操作性因素作用于“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这四个国内因素相互融合、缺一不可，共同影响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     

“印太战略”视域下的日本对东盟外交

自日本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以来,东盟国家成为日本建立印太地区秩序的切入点。日本与东盟国家在维护自由开放的地区秩序、"高质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经济圈、海洋安全保障等方面开展了诸多合作。但由于其"印太战略"尚处于理念先行阶段,日本难以将东盟国家引导至其所希望的轨道。东盟通过开展大国平衡外交,维持与各大国的稳定关系,希望通过与日本的合作维持东盟在印太地区秩序的中心性,继而实现印太地区形势的动态平衡,这将对印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美国“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及中国的应对——兼论东盟国家的立场与选择

2022年5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提出了“印太海域态势感知伙伴关系”（IPMDA）这一海上安全新倡议。其根本目的是，在战略上，填补美国在海上“灰色地带”的空缺，重塑美国海洋大国的影响力；在战术上，包括利用与其他参与国的合作，形成多方异地联动的互动格局，让其他国家在分担美国压力的同时，形成共同在海上应对中国的合力。为此，拜登政府尤其看重并拉拢一些东盟的南海“声索国”。在实施过程中，IPMDA打着“打击非法捕捞”“人道主义援助”“联合救灾”等具有极强欺骗性的幌子，在全球海域构建海域情报信息共享网络，不断强化对中国渔民作业船只的跟踪监视，并公开阻扰和干预中国渔民正常且合法的海上捕捞作业。美国还先后派出多艘海洋测量船和海洋监视船在南海海域秘密展开水文调查，探测海底地形，对中国和相关地区内国家构成严重的侵权，破坏地区安全和稳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IPMDA是在大国博弈的时代背景下推出的，蕴含着明显的冷战思维和服务于美国自身利益的战略动机，它不仅大大挤压了东盟自身的战略选择空间，还破坏了东盟的“中心地位”，东盟国家对其表现出3种并不完全一致的立场，但更多的是疑虑和观望。多数东盟国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