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太战略”框架下印度莫迪政府的非洲政策

印度将“印太战略”视为其“东向行动”政策的超越。虽然“东向行动”政策是印度介入印太事务的基石，但涉及非洲的“西联”与“南控”政策也很重要。换言之，非洲对印度“印太战略”的意义不仅在于呼应“东向行动”政策、助力其走向亚太并提高大国影响力，还在于实现印度深耕印度洋、拓展对非经贸合作和加强人文联系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基于“印太战略”,莫迪政府将印非关系提升至战略层级，增加对非外交机构与资源投入，在战略议题设置上更加突出海上安全，以加强对非反恐与人道救援合作、践行支持非洲发展承诺、发挥在非海外印度人“桥梁”角色等方式，大力推动区域集体安全与经济一体化，在深化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互联互通、防务后勤保障等领域合作上展示出较大的开放性。印非关系的发展彰显印度在印太地区地缘与领域方面的独特优势，有利于提高印度在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涉非议题上的发言权，增强印度战略自信。未来，印度仍将视非洲为实现其大国目标的重要依靠力量。不过，受印度自身经济实力、印非间现实性问题及大国博弈加剧等因素的掣肘，印度对非政策将更趋务实与谨慎。     

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效果与前景评估

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具有四个方面的资源优势，即与“印太”地区的长期联系所奠定的历史基础、本国强大综合实力所提供的重要物质基础、“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生态所创造的外部条件以及参与并赢得大国竞争经历所积累的丰富战略经验。美国“印太战略”在认知层面、政策层面以及战略层面取得了一定进展。首先，美国“印太战略”的提出与推进提升了国内两党对“印太”地区重要性的认识，同时还促进了其他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印太”地区的关注与政策跟进。其次，美国“印太战略”的总体政策架构已经形成并日益完善。再次，美国“印太战略”对被其视为主要竞争对手的中国构成了较大挑战。然而，该战略的推进也面临着六大制约因素。因而，“印太战略”的前景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的意志与行动，还取决于其他诸要素的共同作用。     

印度对美国“海洋航行自由”的认知、应对和战略考量

近年来随着亚太地区战略环境的深刻变化，印度和美国的防务关系在“印太战略”和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机制的作用下不断升温。然而，新德里对华盛顿的“海洋航行自由”行动的态度颇为微妙：一方面，印度在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时对部分条款提出了保留性要求，对美国在印度近海实施的“航行自由”宣示活动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在中印边界争端和南海局势复杂化的背景下，印度在国际场合多次提及尊重南海“航行自由”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重要性，对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以“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名，表达了口头支持，并通过同日本及东盟国家的海洋安全合作增强印度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但避免直接参与美国在南海的“航行自由”巡航活动以防过度刺激中国。印度对于美国军舰在印度洋和南海不同水域“航行自由”活动的认知差异及其应对措施体现了鲜明的实用性和利己性，特别是以维护“海洋航行自由”为幌子介入南海事务，加剧了中国周边外交局势的复杂程度。     

美国“印太战略”中巴基斯坦身份塑造与中国的因应

巴基斯坦作为印太地区的节点国家，却难以在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中准确定位自身的角色，是一个在印太体系中缺乏存在感的国家。但巴基斯坦也有着对“印太战略”的独特看法和主张。一方面，巴基斯坦对美国将印度塑造为印太地区“净安全提供者”的行为感到极为不满，将印度的这一身份转变视为一种迫切的现实威胁；另一方面，巴基斯坦也希望在美国“印太战略”中寻求一定的角色担当，充当“调解人”身份以期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同时巴基斯坦也试图借美国的“印太战略”来提升其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借此摆脱来自印度的战略孤立。面对美国借“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持续的势力扩张，未来中国可在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关系基础上扩大区域多边关系的接触，同时借助双方现有的技术、地缘等资源优势以加强互补，化解对美依赖的风险。通过打造中巴更加完善的双边和区域治理安排，不断增强对地区安全与发展的形塑能力。     

“印太”背景下印美战略合作的高度与性质——基于美印防务基础协议的评估

防务相关基础协议是印度与美国双边军事合作的重要内容，是评判当前印美战略关系程度、特征和性质的主要指标。有关签约的谈判耗时长久并经历曲折，近年始取得突破性进展。2016—2020年期间签署的《后勤交换协议备忘录》《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和《地理空间情报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等三项文件各有侧重，从基地后勤支援、加密通信和实时情报共享、尖端军备供售研发到战术操作协同，从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体现了美印军事合作的递增与补足特征，表明印美双方的军事互信和战术互操作能力已达到一定高度。印美在“印太”背景下增强军事合作将对地区战略态势及中国的周边安全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考察印美基础协议的基本内容、功能特点及印美围绕签约的认知与利益异同，分析对印美防务关系和地区安全的影响，以期判断现阶段印美战略合作的程度与性质。     

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转变：考量与影响

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后，韩国对“印太战略”的态度经历了文在寅政府时期“谨慎且有限地参与”以及尹锡悦政府时期“积极地调适型参与”两个阶段。尹锡悦政府执政后转变对“印太战略”的态度，主要包含对朝鲜实施安全威慑以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以加入“印太战略”为杠杆重塑中韩关系从而缓解安全困境、推广“韩式民主价值观外交”以提升韩国在地区秩序中的地位以及推进“东盟政策”以寻求经济新增长点四大考量。从短期看，这一转变将激化朝韩矛盾，加剧地区紧张；提升“印太战略”的经济吸引力，对“一带一路”倡议形成挤出效应；强化“印太战略”的“去中心化”特征，在地区秩序构建上增大对中国的压力。但从长期看，由于尹锡悦政府并未脱离“立足国家利益制定外交战略”的原则，仍具备“底线理性”，加之“印太战略”无法有效满足韩国的经济、安全与战略诉求，韩国缺乏持续参与“印太战略”的动力，其负面影响总体可控。     

国内因素对美国实施“印太战略”的影响研究

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政府实施“印太战略”具有重要影响。其中，美国政府的领导人意象作为核心因素，从国内层次决定着不同时期“印太战略”的推进和调整。以霸权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对外结盟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为主的美国战略文化作为深层次因素，对“印太战略”的内容和特征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公众、企业、智库和学者等社会各界对“印太战略”的支持即国家—社会关系是该战略得以持续实施的重要原因。总统共和制度、三权分立制度和两党制政党制度等国内政治制度作为操作性因素作用于“印太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这四个国内因素相互融合、缺一不可，共同影响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     

“印太”概念及其对中国的含义

近些年来,世界战略重心东移,美国“重返亚太”,印度与印度洋战略重要性上升.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印太”作为一个新的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概念在澳大利亚、美国、印度等国的学界和政界被广泛使用.在“印太”语境下,中国的地区影响力遭遇人为淡化,中国的海洋活动受到格外关注,部分国家积极筹划针对中国的海上安全合作和小多边机制.但由于各自利益驱动,在“印太”框架下,有关国家在联手制衡中国的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立场.     

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研究：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

拜登政府上台后,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小多边机制落地,加强对华围堵。本文基于小多边主义理论视角,发现拜登政府利用“印太战略”在基础设施、供应链和技术领域打造排他性的小多边倡议,在军事协调、军事技术转让和军事情报共享层面创设竞争性的小多边机制,在价值观层面构建功能性的全球民主国家联盟,意图整合“印太”盟友和伙伴,编织以美国为中心的对华遏制“集团”网络。机制化是集团化的手段,集团化是机制化的目的。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既有扩大“印太”地区“朋友圈”的战略考量,也有掌握引领关键领域标准和规则的制度诉求,更有围堵和遏制中国崛起的权力诉求。尽管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集团化面临着美国与“印太”盟友和伙伴政策诉求差异、战略平衡困境和成本支付能力不足等因素掣肘,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将弱化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加中国安全风险,损害中国国家形象。     

“印太战略”与“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的日英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在"印太战略"和"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日英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并呈现浓厚的印太指向。安全合作上,两国高层安全互动紧密、安全磋商级别高、安全合作机制多,部队间防卫合作与防卫交流密切,并在朝核问题上合作应对。特别是,日英将印太安全作为合作的战略重点,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英强化安全合作具有多重动因,其对印太安全合作的深化则更多源于战略因素,包括应对美国战略调整及日英各自主动的战略诉求、印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谋求对印太地区进行秩序塑造等。日英安全合作虽面临挑战,但在两国战略持续深化和大国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有持续强化的趋向。     

从地区安全热点看印美战略关系的制约因素

随着印度的战略崛起和美国印太战略的定位,印度和美国的战略合作在近年来持续升温,正在迈向标准意义上的战略伙伴关系。但印度和美国受各自国家利益的支配,对地区安全存在不同的战略敏感与利益考量,战略合作面对某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从近期态势看,印美在地区安全领域的主要矛盾体现为美国重启对伊朗的制裁、印度订购俄罗斯S-400导弹、美国的阿富汗善后战略等问题。到目前为止,印美围绕上述问题的博弈仍在继续进行,尚未产生最终结果。从趋势看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印美加强协调,求同存异,在相互包容的基础上提升战略合作;二是双方矛盾难以消解甚至持续升级,最终导致互信受损,销蚀双边战略合作的兴趣。本文考察印美围绕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矛盾与博弈,探索印美双边战略关系的另一侧面。     

实际-认知分析视角下的印度综合国力发展趋势

考虑到印度在南亚地区占据的核心地缘位置以及美国“印太战略”的潜在影响，印度综合国力的发展动态将对亚洲甚至世界的力量平衡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故本文基于实际-认知分析框架，关注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在经济、军事、人力资源、科技信息等多方面的实际国力和他国对其国力强度的认知判断，认为印度综合国力的发展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前中期(1947—1990年),表现为“国微言轻”,即印度实际国力不足且国际影响力较低；第二阶段是经济自由化改革后(1991—2013年)时期，表现为“外强中干”,即印度实际国力相比之前有了进步，但国际话语权并未有显著提升；第三阶段是莫迪政府时代(2014年至今),表现为“国富民强”,即印度的实际国力与认知国力相比以往均产生了实质性飞跃，向着世界前列进步。     

论印度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现状、动力、影响及趋势

自独立以来，印度外交一直遵循与特定国家集团保持一定距离的传统，以当时当地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决定其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立场，力避被迫卷入国家集团对抗而损及自身利益。冷战期间乃至冷战结束初期，印度亦仍坚持“与西方保持一定距离、与东方巩固团结”的外交政策取向。然而，在美西方国家“印太战略”出台和落地实施等系列因素的作用下，印度已大幅改变上述外交传统与政策惯性，与美西方国家迅速密切战略伙伴关系，并推动双方在安全、经济和“印太”议题上的实质性合作，在欧亚大陆和“印太海洋”两大战略方向的选择上也日益明显地倾向于后者。在可预见的将来，印度与美西方国家战略协调和实质合作的势头不会逆转，但双方关系进一步深化也面临不少难以克服的障碍与挑战。     

美国“重返亚太”战略与印度的角色选择

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近期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印度的地缘战略重要性进一步突显。美国强调印度的角色意义,鼓动印度在亚太地区格局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包括帮助美国制衡中国。印度欲借助提升印美关系增加战略筹码并索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但谨慎回应美国的亚太新战略,寻求符合自身战略利益的理性化政策选择。这似可表明,印美在稳步增强战略合作的同时,结为盟友或印度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安全伙伴体系的可能性较小。对美印关系的判断影响对中国战略利益和地区安全环境的认知。本文是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对印度的影响、印度的回应和角色选择以及印美在亚太安全格局中的互动的初步探讨。     

印度、美国围绕民用核合作的利益关联

2006年3月,布什总统访问印度,印、美两国政府宣布就印度核设施分离计划达成共识,为去年7月签署的印美民用核合作协议划上了句号。充满讨价还价与妥协的谈判过程集中体现了两国国家利益的异同。从现阶段看,印、美展开民用核合作还存在不少障碍,具体内容有待明朗化,值得进一步追踪观察。但可以肯定,美印在民用核领域达成合作共识,是美国对印度政策的重大转变。无论从任何角度看,现阶段的印美核合作协议都可视为印美两国在战略层面推进合作的重要里程碑,并必将对双边、地区和全球格局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美国—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的动力与困境北大核心

2022年上半年,拜登政府颁布新版《美国印太战略》,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强调美国—东盟关系进入新时代,还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美国与东盟的海上执法安全合作,凸显“灰色地带行动”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当前,美国与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表现出美国为主要推动力、呈现双轨运行合作机制、由盟友优先向伙伴关系调整、深化海域态势感知与能力提升等特征。双方合作的动力是基于各自安全战略需求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考量,并借鉴了日本海警外交经验,但双方的合作将受到美国战略调整、东盟战略自主、域外国家制衡和东盟内部合作基础所影响和制约,然而未来一定时间内,美国—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的动力将大于困境。     

“印太＂构想对亚太地区多边格局的影响

“印太”是近年来美国战略学界率先提出的地缘政治概念，旨在以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方式，以海洋和海上通道整合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所涉范围内的广阔地区。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对这一构想作出呼应，并试图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毋庸置疑，这一构想的提出和推进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地区多边格局的走向，影响中国在亚太地区和印度洋的战略利益，以及中国对美国亚太战略、关印关系及其他相关盟友与伙伴关系的评估与反应。     

印美新一轮战略互动:观察与评估

印美战略关系的走向直接影响到亚太和印度洋地区的国际关系,需要保持关注。自莫迪2014年5月就任印度总理以来,印美展开了新一轮战略互动,范围广泛的对话取得显著成效,尤其奥巴马作为美国总统再度访印,表明双方有进一步提升战略合作的强烈意愿。尽管印美存在某些分歧和矛盾,但战略上互有所求决定了两国在双边和地区层面的合作将继续保持发展态势。本文通过解读印美在防务和民用核能合作等方面取得的进展,评估印美新一轮战略互动的意义和潜在影响。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印太”视阈下印度太空战略的进展、动因及挑战

当前基于技术的权力成为主要国家扩展国际权力的有力依托，而太空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为此印度政府接力推动其太空战略，在基本解决运载工具问题之后，利用低成本策略积极开拓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并全面加强空间探测和载人航天等主要领域的顶层设计。随着美国大力推行“印太战略”，印度太空技术发展迎来了有利时机。印度在保持与俄罗斯开展太空技术合作的同时，积极利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带来的技术引进和市场准入机会。当前印度的太空技术取得了较快发展，但面临的制约也显而易见。除核心技术差距外，印度私营部门参与太空产业化的步伐也落后于主要国家。印美太空合作还受到美国太空霸权的影响，这也成为印度对西方国家战略疑虑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和印度有动力也有责任在太空领域开展更多合作。中国积极推动中印在太空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为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创立典型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