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上访行为的法理思考

对农民的上访行为,从法理角度看,反映了国家在农村贯彻法治型治理中面临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国家和农民都需要法治,但因沟通环节的局限因素,使信息的交流不对称。提高地方政权对农村的依法管理能力,发挥地方权威在农村自治领域的合法作用,协调法治与自治的关系,是现有条件下,克服国家和农民之间信息交流障碍,提高治理效果的现实途径之一。     

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的问题检视与变革展望——以小型农田水利工程重点县项目制为分析对象

目前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简称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制是我国小农水供给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小农水重点县项目制治理的运作实践中,经常出现“行政层级中的行政发包困局”“项目进村中的政府购买局限”和“科层化运行中的技术治理异化”等现实问题。造成这些项目制治理问题的根源主要源于国家视角下项目制所内含的行政统合治理逻辑和机制。因而推进农村公共品项目制治理未来变革的关键路向就是要不断强化村庄自主性、增进农民主体性等,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项目治理格局,建构政府、村庄和农民等协同合作的项目治理体制。     

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农村治理文化思考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它最显著的特征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形成多元合作共治互动的善治格局.治理文化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形态与组成部分.农村的治理文化应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题中应有之义.提升村民治理能力,培育村民治理观念与提升参与能力是关键,挖掘借鉴“乡绅治理”与完善农村村级自治是基础,发展农村教育与促进农村政治文化建设是根本.     

“一肩挑”制度运行面临的挑战及优化路径研究——以z市为例

“一肩挑”制度的出现受国家与社会双重因素影响。不同时期村支两委关系随国家对农村工作定位不同而变化。根据国家对农村工作的定位，村支两委关系经历了以村民自治、上传下达、服务村民、治理能力为核心的四个阶段。新发展阶段下，从聚焦提升治理能力角度而言，“一肩挑”制度运行面临着人才资源短缺、能力嵌入困难、权力监督难等挑战。为了更好地将党建统领优势转化为乡村社会治理优势，全面提升乡村现代化治理能力，基层应创新人才选拔机制，优化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人才监管保障机制，解决“谁来挑”“如何挑得稳”“如何挑得好”问题。     

新时代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联动关系探微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治理现代化相对忽视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农民治理作用的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承担着"领导者"角色,农民则扮演着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者"和"享有者"的双重角色。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农村基层党组织需要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振兴和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以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农民政治生活幸福感提升的耦合联动为路径,在新时代强化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情境下更具有实践的合理性、科学性和可行性。为此,必须全面提升农村服务型党组织建设质量,完善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公正性共享机制,塑造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良好环境,激发农民参与村务共治的兴趣,在合力推进乡村振兴和农村治理现代化中共进共生。     

“乡政村治”治理架构的优化探析

新时期中国“乡政村治”体制是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封农民个人权利承认和保护的制度性承诺，是一种基于市场、民主和法制理念的新的行政管理结构和乡村治理方式，它标志着国家行政权与乡村自治权的相对分离、国家与社会的边界的重新确定，对国家民主建设意义也特别重大。但从实践层面上看，“乡政村治”运行中也暴露了不少矛盾与问题，调整和完善农村治理架构显得刻不容缓。因此，本文着重分析“乡政村治”治理架构下的体制缺憾与运行中存在的偏差，并提出制度完善与体制优化的建议。     

论社会转型期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基于对全国农村社区实验建设的实证调查

为适应农村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自2007年开始,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积极实施农村社区建设,倡导国家、市场、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创新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从国家、市场、社会扮演的角色来看,在实践中已逐渐形成了“政府主导型”、“企业主导型”、“民间组织型”、“政府、社区互助型”、“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五类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生成本质上反映着国家、市场、社会不同性质力量之间的互动与配置关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功能.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与类型化发展,也反映出了现代国家开始突破单一治理模式,在多元力量共存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探索形成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促进基层治理的民主化、开放性、包容性发展.     

论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基于鲁中东村的实地调研

本文以鲁中东村为例,分析了乡村治理中国家权力的见缝插针、国家政策地方规约化以及地方对国家力量援引的运作规则与机制,将国家权力嵌入在村庄的社会结构、关系与规范之中,即基层政权的嵌入式治理。它既加强了国家在农村中的权力,同时也维持与强化了地方性结构与规范,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国家与农民的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国家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地方秩序的稳定。随着国家能力与乡村社会性质发生双重的转变,当前基层政权的治理机制需要从消极的简约治理、单向度的制度建设中转入积极的嵌入式治理。尤其可以借国家政权从汲取型向输入型的转变契机,将农民对国家的认同进一步提升为国家的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基层社会的善治。     

农村医疗卫生的现状及改善对策

目前,我国农村缺少基本的医疗保障,农民缺少基本医疗费用,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严重。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村医疗卫生治理主体缺位、治理制度缺位、治理资金缺位、农民观念落后等。只有明确农村医疗卫生的治理主体,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医疗卫生治理制度,设置国家专项投入,鼓励多元投资渠道,转变农民的思想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善。     

“三位一体”模式下的农村革新——政府、合作社与农户协同发展研究

本文通过对浙江省瑞安市“三位一体”农村发展模式的案例分析,系统阐释了这一治理模式的内涵、运作机制及其在推动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文章首先从地方层面探索到国家层面推广的政策实践入手,梳理了“三位一体”治理模式的政策演变及扩散过程,然后详细剖析了瑞安治理模式的推进方略：通过整合生产、供销、信用等合作体系,形成了政府、合作社、农户利益共享,资源有效配置的新型治理模式。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瑞安模式的成功在于改革了合作组织的运作模式,提供了标准化生产和一站式服务,增强了农民的市场适应能力。在“三位一体”治理模式下,政府、合作社、农民的角色均发生了正向积极转变,对解决中国农村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针对这一治理模式的可持续性问题,文章提出了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优化、因地制宜推广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