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制改革到机制调整:“大部门体制”深度推进的应然逻辑

"大部门体制"旨在解决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长期困扰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政府顽疾。但是,在改革实践的过程中,"大部门体制"的深入推进时常面临着部际冲突内部化等问题的阻碍。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部门体制"过分关注"体制改革",导致"机制调整"的滞后。在政府施政实践中,执行机制缺位、部际协调机制缺失、监督机制不健全等都是"机制调整"滞后的主要表现。因此,需要将"机制调整"作为"大部门体制"改革的战略重点,促进部际整合由"职能整合"转向"流程再造",推动政务公开,加强社会监督,积极建构部门间的"伙伴关系"。     

基于"三圈理论"的地方政府市场监管效能提升路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市场监管效能提升对推进国家市场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三圈理论"从价值维度、能力维度和支持维度阐明了影响地方政府市场监管效能的关联要素.基于"三圈理论"的分析框架,考察广西X县市场监管现状,发现其在责任意识、监管能力、保障力度等方面存在弱化与不足,进而导致其市场监管效能较低.为此,塑造服务价值、加强能力建设、加大支持力度等是提高地方政府市场监管效能"耐克区"的可行路径.     

大侦查体制改革及其实践介评

大侦查体制改革是多重动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当前各地公安机关大侦查体制改革的实践情况看,虽然改革方案不尽相同,大侦查格局有所差异,但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压缩层级式和整合机构式两种模式。压缩层级式改革由于缺乏充分论证、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多以失败而告终。相比之下,整合机构式改革应当成为大侦查体制改革的优选路径。在推进整合机构式改革的同时,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包括纠正错误认知、整合技术资源、上下整体联动、明确事权划分、上下垂直管理、配套制度跟进。     

完善县级市场监督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基于国家层面"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战略布局,2014年1月25日合肥市政府按照安徽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召开县级工商、质监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体制改革动员会,会后各地分别成立了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已运行一年多,市场监管合力进一步增强,行政执法水平进一步提升,行政审批效能进一步凸显,维权处置效率进一步提高。但也存在市场监督管理工作人员严重不足,行政执法的信息化建设水平滞后,与上级部门多头对口带来工作不便,政府各相关部门监管服务意识欠缺,县级市场监督管理体制机制不顺等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应认真分析研究,采取有效办法加以解决。     

深化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破除综合化内卷化矛盾

深化市场监管和执法体制改革乃大势所趋,推进改革必须正视综合化与内卷化的矛盾对基层政府的困扰,采取有效措施解决资源不足和体制约束的掣肘,使基层政府监管能力得到提高以适应改革大势所需,走出以往"有改革无变革","有变化无发展"的窘境。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途径及措施

作为后发展国家,当代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其具体举措表现为转变观念与政府职能、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调适中央与地方关系、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与行政运行机制、加强行政法治建设、整合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浦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年的回顾与思考

以上海浦东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研究视角,在阐析浦东开发开放20年来行政管理体制的沿革与发展现状、改革的主要特征和经验,以及当前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职能配置;创新行政运行机制,努力打造"整体性政府";加强制度建设,推进公共服务的制度创新;加快推进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等四个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浦东新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和对策。     

论基础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中的政策选择

基础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它面临着政府定位、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关系、教育均衡发展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矛盾、公有教育资源保值增值等问题。为此,可以遵循确保义务教育"质"与"量"的同时推进教育优质工程、"存量"保"均衡"与"增量"扩"优质"、公办与民办教育相对独立与平等竞争、国有资产不流失等原则,通过推进免费义务教育、鼓励与支持民办学校的发展、在非义务教育机构采用民营机制、整合与扩展基础教育办学资源等方式来推进基础教育办学体制改革,以此提高基础教育办学的实效性与办学效率。     

铁路运输检察体制改革

我国铁路运输检察体制在历经初建、恢复重建和移交地方实行属地管理等发展阶段后,目前正步入新的发展期,但铁检分院与省级检察院在管人与管事、专属管辖与地域管辖等问题上都还存在矛盾之处。现行体制加强模式、完全属地管理模式及大交通检察模式等三种继续推进铁检体制改革的思路各有利弊,需要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设想,综合考虑如何更进一步优化铁检制度。     

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监管能力评估——以X市为例

随着市场监管体制改革的深入,许多地方政府在整合工商、食药、质检等资源的基础上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统筹监管环节,尝试探寻有效监管的新出路。以OECD框架为基础,从监管机构、监管职能和监管政策三大维度出发并借鉴已有研究,尝试建构适用于我国地方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监管部门的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用这一体系对2016年X市六区级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管能力进行分级定性评估与比较。     

十八大以来我国“放管服”改革的动因、成效、困境及推进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放管服”改革已经持续多年,改革力度之大、改革范围之广、改革程度之深,是历次改革中所没有的。这场改革动因主要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应对国际复杂形势及新智能革命带来的挑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革的举措主要有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单制度改革、服务流程再造、证照分离、减税减负、优化服务、监管改革等。通过改革促进营商环境便利化、服务方式智能化、市场监管精准化,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规范了政府权力,化解了市场主体的“堵点”“难点”“痛点”。改革也在制度、监督以及基层积极性等方面存在问题。未来“放管服”改革进一步推进的策略主要包括价值的调适整合、结构的互动整合、机制的协同整合、技术的嵌入整合、执行的配套整合、制度的优化整合等。     

改革开放40年上海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本文以上海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研究视角,在阐析改革开放40年上海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做法、经验启示以及当前存在主要问题的基础上,从四个方面提出进一步深化上海行政体制改革的对策: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职能配置;深化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编制管理;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健全政府依法运行机制;创新政府服务管理方式,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     

2018年以来地方市场监管机构改革之探——以云南省Y市为例

2018年3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发布,拉开了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帷幕。作为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并向地方改革的纵深推进。改革以来,地方监管任务增多但监管资源保障不足,监管专业化趋势强但基层监管能力不配套,监管责权一致的要求与监管部门职责不明依然有矛盾,监管的优化服务需求高但监管服务品质不够,监管更需要协同共治但监管力量依然分散,地方复制中央机构设置但编制、资源、能力无法与之相匹配。地方监管体制改革,要以监管功能为导向,条块协同为方法,加强新时代监管人员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学习,打造灵活有力、目标清楚、多级、多元参与的监管模式,实现监管的共治共享格局。     

北京市社会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争议与思考

一、北京市社会和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 根据北京市特殊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地位,近年来,北京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探索走"大民政"、"大民生"、"大保障"道路.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07年12月,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北京市在全国率先组建了职能完备的省市级社会建设专门机构--中共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着力搭建宏观管理平台,研究制定首都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统筹推动社会建设各项任务的分解落实和督促检查;着力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城市社区建设;着力扩大载体,积极培育各类社会组织;着力加强"两新"组织(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加强社会工作者队伍和社会志愿者队伍建设;着力加强社会建设的薄弱环节,使社会建设进入全面推进、重点突破、有序建设的阶段.     

综合执法体制和提升食药监管能力的困境

2014年以来,一些地方推行综合执法改革,将工商、质监、食药等部门整合为市场监管局。那么综合执法体制能否提升食品药品监管能力呢?基于政府能力理论和监管质量理论,构建"目标—结构—行为"分析框架,实证探讨体制对能力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省市县三级改革不同步导致政策目标内生冲突,监管事权与监管力量形成纵横结构性错配,综合执法稀释专业监管行为。可见综合执法体制增加了食药监管资源但削弱了监管能力。据此提出体制改革战略化、事权划分科学化、监管队伍专业化三项政策建议。     

食品安全监管的“碎片化”及其防治策略——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

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复杂性、多变性和非结构性等特质,因此,食品安全监管必须强调统一性、协调性与整体性。尽管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处于不断变革调整中,监管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效率和质量,但在实践中仍面临"碎片化"样态,成为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渊薮。这种现实样态,表现为责任理念的碎片化、资源配置的碎片化、监管主体的碎片化、体制改革的碎片化等。从这种样态形成的内在机理看,合作精神的缺失、监管路径依赖、软预算约束,以及官僚体制的封闭性等因素,导致了食品安全监管碎片化的再生产。防治食品安全监管的碎片化,需要引入整体性治理的基本思路与理论框架,从推进责任理念的修正与培育、监管主体的调适与整合、监管机制的再造与运用、治理结构的优化与重塑等方面下功夫,以落实食品安全的善治目标与"健康中国战略"的政治图景。     

行政体制改革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改革轨迹清晰,成效明显。但当前在服务型政府的价值理念确立、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机构改革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和服务型政府的机制运行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应进一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职能结构;进一步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进一步创新政府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促进政府服务不断优化,加快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建设服务型政府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强调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要求和改革思路。因此,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改革形势的新特点、新任务的需要,按照十七大报告的要求,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着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大部门制视角下的行政体制改革

“大部门体制”是现代社会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产物,也是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普遍采用的政府体制模式。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加大架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成为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趋势和方向之一。阐述大部门体制及大部门体制改革的内涵,通过对目前我国进行大部门体制改革的背景分析其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并提出大部门机制架构的基本思路。     

论党的十九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战略及实现路径

"有限"、"有效"和"有为"是行政体制改革时间光谱和知识图谱上的三个关键词.党的十九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进入新一轮的变轨与重塑周期,聚焦统筹推进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锚定将制度优势转变为治理效能,瞄准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时间光标沿着组织体系→职能体系→制度体系→能力体系的主线稳步推进,这不仅是行政资源优化配置与迭代升级的过程,也是行政改革目标体系、战略重点和改革路径重塑与再造的过程.其中,建设"有为政府"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指明了方向.为此,要以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和"社会有力"相融共进为基本目标,以完善制度体系作为战略路径,以促进"跨界协同"作为战略重点,以深化集成改革作为基本策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提质增效迈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