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贪官遣返谈中国国际司法协助的发展

目前，我国众多贪官外逃，遣返困难，已成为国内反腐败的瓶颈。追逃贪官之难缘于中国和许多国家尚未达成司法共识。因此，建立稳定、灵活、高效的国际司法合作机制，在惩治与预防贪官外逃方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国际司法协助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     

惩治外逃贪官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解决机制探析

由于我国与外国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存在诸多的问题和障碍,外逃贪官越来越多。今年5月6日,中行开平案两主犯许超凡和许国俊在美国被判刑,开创了中外合作共同打击外逃贪官的新模式。以“二许”案为切入点,探讨我国打击外逃贪官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完善惩治外逃贪污腐败分子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

贪污腐败是我国在经济改革中遇到的一个严峻的问题,打击贪官外逃,关乎反腐成败。本文分析了我国惩治外逃贪污腐败分子面临的困难,主要从引渡和司法协助两方面解析了依据国际条约联合打击外逃贪污腐败分子的可能性和实践中的难题,期望能够完善惩治外逃贪污腐败分子的国际合作,找寻适合我国国情的惩治外逃贪污腐败分子的有效的制度。     

贪官外逃之遏制策略

贪官逃往国外的主要原因是逃避打击及防止外逃的相关制度不完善、管理不到位、协调不一致等主客观因素造成的。遏制贪官外逃应积极推进反腐败制度建设,加大对贪官的监控力度,扩大国际警务合作。     

从《北京反腐宣言》谈引渡制度的完善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调向外逃贪官宣战,先后引渡了如赖昌星、余振东等多名外逃贪官回国.2014年11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中方推动通过了《北京反腐宣言》,并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这意味着亚太各国在共同清楚腐败毒瘤、加大追逃追赃、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等方面的合作认识更加趋于一致,中国与美国、加拿大等APEC成员国在引渡条约、司法协助等领域的谈判步伐加快.本文从《北京反腐宣言》出发,以国际法为视角,就引渡制度发展与反腐败国际合作进行探讨.     

巨贪胡星自首被判无期徒刑

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一个在仕途上始终与土地分不开的高级官员,因收受巨额贿赂在检察机关的侦查中趁机外逃新加坡。我国公安人员和外交部门经过种种努力,终于将其押解回国,最终被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而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胡星受贿案是我国实现跨国追逃,将外逃贪官带回国内接受司法审判并使其受到应有惩罚的成功范例。这对于敦促其他涉嫌经济犯罪的外逃贪官主动回国自首,接受国家司法审判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衔接 完善我国追诉腐败犯罪涉外管辖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已于2005年12月4日生效.与<公约>相衔接,确立对外刑事立法和司法管辖权,是惩治腐败、追诉外逃贪官的紧迫课题.鉴于此,本文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就确立对外逃贪官追诉犯罪的管辖权问题进行法律探讨,以增强互补性,减少冲突性.     

海峡两岸腐败犯罪的资产追回机制探究

海峡两岸日益频繁的交流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为贪官外逃与腐败资产转移提供了路径,为当前反腐的顺利推行带来现实障碍。海峡两岸已有的两个司法互助协议有其局限性,对两岸外逃贪官的腐败资产追回机制欠缺规范应对。基于此,我们应当厘清海峡两岸贪腐资产追回与返还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协助方面的现实瓶颈,以地域管辖、有效惩治、防范犯罪与保障人权为原则,通过多元方式完善司法协助与赃款追回机制,为海峡两岸共同惩治贪污腐败提供法治前提与规范基础,从而顺利推进反腐实践的深入发展。     

以政治犯的定义为视角试论外逃贪官的引渡问题

贪官外逃已成为我国腐败治理工作的难点,部分高官在成功外逃后,往往向当局申请政治难民地位以期获得政治庇护和杜绝被引渡回国的可能。然而,不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不认为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属于政治犯的范畴,这无疑减轻了我国引渡贪官的难度。因此,我国在寻求相关国家司法合作的过程中应明晰政治犯罪和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以促进引渡工作的开展。     

法制信息

外逃资金总额是中国全民储蓄额的34%关于中国外逃官员的数字,以及携款的数额,一直没有比较明确统一的答案。以致2004年8月18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请给公众关于贪官外逃的准确数字”的文章。文章说:中国目前究竟有多少贪官携款外逃?中国外逃资金究竟有多少?这恐怕是一笔糊涂账。笔者汇总了一下从去年开始媒体报道的有关数据资料,结果如下:2003年,《半月谈》6月上半月刊统计说,中国共有至少4000名贪官携款50亿美元外逃:7月23日《法制日报》报道说,公安部在5月份召开的新闻发会上公布目前我国尚有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500多人,涉案金额700多亿元人民币;《法制晚报》报道说,据商务部首次披露的数字显示:我国目前尚有4000多名贪官外逃,共卷走资金高达500亿美元……不过目前最高的估计是:外逃官员为15000人(改革开改以来),郎咸平估计中国大陆外逃的资金已经达到了3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约合3千7百多亿美金。而根据统计,到2002年,中国全民储蓄存款金额为8万7千亿元人民币。这就是说,外逃资金总额是中国全民储蓄额的34%。     

美国首次起诉中国外逃贪官

以移民、签证欺诈类罪名驱逐遣返,早在十余年前便已成为中美合作反腐的一种尝试。在此背景下,美国联邦法院首次起诉中国外逃贪官。对中国外逃贪官的判决结果,将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处理具有示范意义。2015年3月中旬,美国加州联邦检察官披露,他们决定起诉逃往美国的一对中国贪官“夫妇”——前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河南周口直属仓库主任乔建军及其前妻赵世兰,并可能将其遣返中国。该名检察官还称,这对贪官夫妇将被美国联邦执法人员以移民欺诈和洗     

信息总汇

十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闭会；中国去年292名法官178名检察官违法办案受追究；中国不断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堵住贪官外逃之路；中宣部司法部等五部门决定开展为期一年的奥运法制宣传活动；     

围剿外逃贪官中国全球大追捕

自2005年1月起,中国展开了打击官员赌博违法犯罪活动。在中国政府的严厉打击和追查下,曾在境外挥霍公款的贪官人心惶惶。这只是我国新一轮反腐行动的一小部分,一个围剿腐败的高压态势已初步形成,全社会反腐败的斗争迎来了高峰期。中国此次反腐败行动引起了举世关注,因为,这场行动将不可避免地走出国门,中国的外逃贪官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到围剿。2005年1月16 日,中共中央印发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中明确指出,要“建立执法合作、司法协助、人员遣返和涉案资金返还等方面的反腐国际合作机制”。这宣告了一     

引渡外逃贪官的瓶颈

商务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几年来中国外逃官员数量增至大约为4000人,卷走资金近500亿美元。而这其中能被遣返回国的贪官几乎少之又少,究其原因既有法律上的也有国际合作制度方面的     

论我国贿赂犯罪立法完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之衔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以权钱交易为特征的贿赂犯罪越来越呈现跨国特点，贪官外逃、赃款迅速转移、司法协助乏力，单纯依靠国内法打击贿赂犯罪已显得力不从心。为满足国际社会治理腐败的共同意愿与决心，2003年10月31日在第58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首次构建了国际打击腐败犯罪的法律框架。     

以引渡为视角谈我国反腐困境与出路

官员腐败问题一直是鲠在老百姓喉咙的利刺。自习近平总书记上台之后,大举实行"打虎行动",给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带来了新气象,但贪官外逃依然是反腐败活动的一大障碍,而引渡制度的苍白无力,使我国虽有心将外逃贪官抓捕归案,却常常无功而返。因此,如何摆脱外逃贪官难以引渡的困局,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海外追逃:一次法治的角力

在反腐的语境下,贪官外逃一直是一种挑战法治的尴尬现象,构成不少问题官员腐败的必经环节.一个国家对外逃贪官的追捕力度,不仅直接关系反腐的实际效果,同时也关系到国内法治的实现程度. “中国反腐扩大到国外” 7月22日,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从即日起至年底,集中开展“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由于贪污受贿是经济犯罪的主要门类,现实中贪官也构成外逃的主要对象,因为此次行动被境内外舆论解读为“中国反腐扩大到国外”.     

改革诉讼制度堵住贪官外逃后路

近年来,贪官外逃带到境外的资金数额令人触目惊心,为此,我国加大了与国际社会合作的力度,2003年12月10日,在联合国高级别政治会议上,我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的签署必将为我国完善现有诉讼制度,堵住贪官外逃后路起到积极作用。 一、《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签署,为我国反腐败斗争提     

境外追逃追赃的法律挑战

不知从何时开始，外逃成了贪官们的“上策”，一些贪官抱着一跑了之的心态，露馅就跑、闻风就逃。中纪委此前通报，仅2013年中秋和“十一”两个假期，出境的公职人员中有1100人没有按时返回，其中714人确定为外逃。贪官外逃让国内的反腐陷入了尴尬和无奈的境地，也产生了非常恶劣的负面示范效应。     

全球反腐：美国人审中国贪官

7月10日,中国银行开平支行特大贪污挪用公款案两名主犯许国俊、许超凡在美国内华达州受审。据介绍,中国贪官潜逃到洛杉矶、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地后,大规模购置豪宅,甚至影响了当地经济的正常发展。美国方面正在通过多种方式协助中国惩治外逃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