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网络空间犯罪立法的本土化与国际化

网络空间犯罪是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在网络平台时代的新相态,为了有效打击网络空间犯罪,中国刑法既要坚持本土化发展,也要借鉴国外立法的成功经验,积极推动国际社会相关立法协调一致。计算机数据和信息系统安全是独立的公共法益,应当给予全面的刑法保护。惩治网络化的传统犯罪应当坚持科学防控和法治原则,避免以刑代管,更不应突破法律规定解释立法。妨害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犯罪是独立的、具有"积量构罪"特征的正当立法,司法适用中应坚持独立适用和实质正当原则,合理缩限解释构成要件要素,对情节要件进行必要的类型化。充分保护个人信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益,应在平衡个人信息法律保护和合法利用的基础上,为公民个人信息提供更全面的法律保护。     

论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的刑法完善

我国刑法对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行为没有明确规定,但《刑法》第363条和364条对淫秽物品犯罪作出了规定,《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三个关于网络信息的犯罪,其中涉及发布网络淫秽电子信息的涉罪行为,在立法解释及相关法律中也有关于淫秽物品犯罪的规定。"两高"在2004年和2010年分别发布了两个司法解释,对网络淫秽电子信息涉罪行为进行规定。文章认为,在刑法上,我国存在对淫秽电子信息规制范围过窄、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定罪标准不明以及对未成年人保护欠完善等问题,因此,应扩大刑法保护范围,进一步明确传播淫秽电子信息行为的定罪标准及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方面的刑事立法。     

器官移植关联犯罪及其刑法应对

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为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诱发出各种关联犯罪，器官移植关联犯罪包括违反知情自愿原则的犯罪，违反信息规则的犯罪，无资质类犯罪、商业化犯罪和其他类别的犯罪。我国刑法需要从两个方面积极应对，一是加强刑法解释工作，二是修正、增补刑法条文，修正增补的方式，或者采取《刑法修正案》的模式，或者将器官移植犯罪作为一个小节置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非常时期涉疫情犯罪教义学的争议问题

此次涉新冠疫情犯罪,对刑法教义学提出了新挑战,使涉疫情犯罪教义学成为可能,同时带来非常时期刑事政策、刑法理念与规范等方面的争议。依法从严从重涉疫情犯罪之战"疫"刑事政策,并不只是量刑意义的,也涉及从严解释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区分中的实现,涉疫情犯罪的不法性在非常时间尚需进行个别化判断,并需要立足于义务冲突理论化解不法性等争议问题。《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界限上,没有区分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这会导致从严解释的政策意图落空。区分涉疫情犯罪之法条竞合与想象竞合的标准,除传统的法理标准外,还需强化政策标准,并发展与实践"明确优先于不明确"的法理标准。     

妨害业务行为的刑法规制

以威力、诡计妨害业务或者利用计算机妨害业务的行为严重侵害了业务者从事正当业务活动的自由,妨碍了经济发展。对这类行为以破坏生产经营等罪论处,既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也非长远之计;对这类案件仅作为民事纠纷处理,既不现实,也难以保护正当业务。在当今社会,国家对人民群众利益的刑法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公共服务内容。社会的迅速发展变化使得刑事立法不可能追求稳定性。借鉴国外刑法的相关规定,增设妨害业务罪,并注重构成要件的类型化,是规制妨害业务行为、保护正当业务的理想路径。     

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

计算机犯罪在我国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典中确立,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的扰乱公共秩序罪一节中。计算机犯罪尽管在刑法上确立了,但确实也对传统刑法的某些领域产生了冲击,并且用规范“原子世界”的立法理论制定规范“比特世界”的法律原本不可避免地就带有缺陷。本文从立法现状、立法原意对我国计算机犯罪侵犯客体进行剖析,并且对计算机犯罪侵犯客体的归属进行了再研讨,从而有助于对计算机犯罪严密法网,有助于刑法的整体协调。     

计算机犯罪与立法完善（下）

六、计算机犯罪立法状况 （一）国际立法 从本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世界各国都相继对计算机安全与犯罪的立法重视起来。美国政府从１９６５年开始就采取措施保护计算机安全，１９７８年佛罗里达州通过了第１个计算机犯罪法。到目前为止，已经有４７个州有了类似法律。至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美国正式通过了《伪造存取手段以及计算机诈骗与滥用法》。该法修改了美国刑法典第 １８将第 ４７章，规定了计算机犯罪包括下列行为：自计算机取得机密情报罪、自计算机取得金钱或信用情报罪、妨害联邦计算机系统罪，三罪均处罚未遂犯及预备犯。 联邦德国于…     

浅析赃物犯罪的未遂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在理论上称为“赃物犯罪”。赃物犯罪作为妨害司法罪的一种犯罪形态，它的社会危害性表现为“妨害司法机关顺利追缴赃物与从事刑事侦查、起诉、审判的正常活动秩序”。但是司法实践中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即行为人对赃物的掩饰、隐瞒行为没有妨害到或足以妨害到司法机关正常的活动秩序，那么，这种情形应否认定为未遂呢？     

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现状及对策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环境问题日益变得严重。对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不仅会对人类的生命以及财产带来威胁,还会对相关生物的生存发展带来威胁,因此,需要采取法律的手段对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控制。我国在1997年的新刑法中“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章节中新规定了一门“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环境犯罪行为。但和国外环境犯罪立法相比仍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文章在阐述几起环境犯罪案例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现状,为如何改善环境犯罪立法进行策略分析。     

排除我国噪声污染犯罪化的探讨

噪声污染业已成为除＂三废＂之外的第四类污染,噪声污染如同其他的污染一样,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危害性。近些年来,有学者不断提出将噪声污染行为犯罪化,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规定噪声污染罪的建议。本文从刑法谦抑性入手,着重就该立法可能性予以分析,提出排除噪声污染犯罪化的观点。     

立法与司法交互视域下网络犯罪规制路径总置评

1997年刑法施行以来，我国网络犯罪的规制路径由司法起步到立法修正，历经司法先行先试、刑法集中扩张、司法后续调适三个发展阶段，逐步建构起对网络犯罪的规制体系。这一规制路径呈现出明显的积极预防性刑法观。立法扩张虽然是网络犯罪规制体系建构的关键环节，但并非立法向司法的单向输入，而是立法与司法交互影响，这是准确把握我国网络犯罪规制路径的关键。回顾既往，对网络犯罪的规制路径应予整体肯定，但在规制对象聚焦、罪刑均衡保障等具体层面尚需作进一步改进。立足未来，对网络犯罪的规制应当坚持司法为主立法补强的具体路径。     

人体器官移植违法行为犯罪化研究

人体器官移植违法行为呈高发态势,某些人体器官移植违法行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符合犯罪本质属性,应当将其犯罪化认定。目前,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对此类行为的规制和惩罚尚呈空白状态,刑法有必要对这些新型犯罪进行规制,并将其分别置于刑法分则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论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的方法选择

伴随着网络与人类生活深度融合，传统犯罪出现了网络异化，必须进行较大强度的扩张解释。网络犯罪司法解释的方法选择，就检验标准而言是准确划定犯罪圈——在打击网络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形成平衡；在解释技巧方面，应当以“兜底条款”的形式弥补犯罪定量要素的僵化，同时应充分考虑地区发展不平衡造成的相同犯罪数额带来的社会危害性并不相同的问题。必须在寻求刑法解释功能扩张的同时，确保入罪结论不侵害国民预测可能性。     

运输型犯罪初探

运输型犯罪 (不包括走私罪等涉及运输行为的犯罪 ) ,依犯罪对象的不同 ,主要散见在《刑法》以下条文中 :第 1 2 5条 (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罪 ;非法运输核材料罪 )、第 1 71条 (运输假币罪 )、第 3 41条 (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 )、第 3 47条 (运输毒品罪 )、第3 52条 (非法运输毒品原植物种子、幼苗罪 )。对运输型犯罪的刑事立法由来已久 ,原《刑法》中就有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运输毒品罪等规定。由于前几年这类犯罪的发案率不高 ,所以 ,未引起各界的太多关注。然而 ,近几年这类犯罪呈直线上升的…     

后疫情时代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解构——以定罪结果与量刑结果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存在不同的争议,选择不同的主观罪过会产生不同的理论结合路径。采取犯罪结果分层论能够澄清行政犯的罪过判断要素,通过区分定罪结果与量刑结果辨析质与量的双重定罪标准,确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罪过。同时结合“权益保障型”法益、“制度依存型”法益解释论的分析路径,解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定罪与量刑要素,建构分析法定犯的范式模型。     

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最新修订及其适用研究

为应对日趋复杂、严峻的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完善药品安全刑法规范体系,《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改和增设了部分涉药条款.整体来看,《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涉药条款的修订,不仅完善了涉药犯罪规制体系、实现了行刑有序衔接,而且整体提升了刑法对危害药品安全犯罪的规制效果.《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涉药条款的修订,旨在严厉打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这一立法目的 的实现,还有赖于司法层面准确理解适用相关条款.具体而言,认定《刑法》第141条和第142条中的"假药"和"劣药",既要参考《药品管理法》的前置规定,也要符合刑法自身价值目的 的实质标准;应当基于类型化和实质化的要求,对涉药条款中的"提供使用"行为、妨害药品管理行为,以及药品监管渎职行为作出妥当的理解;对于妨害药品管理罪中"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结果和药品监管渎职罪中"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结果的判断,应从具体犯罪的保护法益展开.     

试论信用卡犯罪法律解释中的两个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信用卡犯罪的立法解释不能适用于妨害信用卡罪的所有罪状。行为人同时实施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和普通信用卡诈骗罪的,应按照连续犯的一般处断原则,从一重、区别情况予以处罚。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关联犯罪嫌疑人的退赔责任研究

<正>电诈犯罪,严重威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犯罪嫌疑人赔偿被害人损失是其应有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下简称“电诈”）的关联犯罪罪名很多,在实务中常见的上游犯罪有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经营罪等,下游犯罪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以下简称“掩隐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22年8月1日公布的《涉信息网络犯罪特点和趋势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     

浅谈行贿犯罪中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我国刑法第163条、第389条、第393条、第391条设立的对公司、企业等单位人员行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无论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都把“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前提条件，由此可见，“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条件，是各类行贿犯罪的必备条件，是认定各类行贿犯罪的关键。     

竞合抑或全异:辨析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利益罪之关系

从我国刑法的静态法律用语来看,第191条的洗钱罪与第312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利益罪有着交叉的内容,在表面上存在法条境合的关系.若从掩饰、隐瞵犯罪所得、犯罪所得利益罪的立法价值、性质和构成要件分析,该罪在犯罪对象、行为方式、明知的内容、犯罪目的、犯罪主体、法定刑等方面,与洗钱罪有着明显的区别,两者在本质属性上不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