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关联犯罪及其刑法应对

器官移植技术的应用为人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诱发出各种关联犯罪，器官移植关联犯罪包括违反知情自愿原则的犯罪，违反信息规则的犯罪，无资质类犯罪、商业化犯罪和其他类别的犯罪。我国刑法需要从两个方面积极应对，一是加强刑法解释工作，二是修正、增补刑法条文，修正增补的方式，或者采取《刑法修正案》的模式，或者将器官移植犯罪作为一个小节置于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之中。     

论非法器官移植中医院的法律责任

在人体器官移植中,人体器官的获取主要通过三种行为方式来实现,(1)合法自愿无偿捐献器官;(2)非法"地下市场"买卖交易器官;(3)通过犯罪行为获取人体器官。在人体器官移植过程中,医院与医生"救死扶伤"开展人体器官移植手术本是一种符合伦理道德的善良行为。然而,在非法器官移植中,医院与医生却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中国大陆的人体器官移植法律对医院与医生违法行为的责任承担进行了一些规定,较为合理地规制了我国人体器官移植中医院行为,但由于其规定存在着法律位阶低、医院承担刑法责任不明确、医院及医生传播危险性疾病承担刑法责任不明确、医院与医生犯罪罪名规定不明确等缺陷,因而其规制是不全面的,需要我们采取更现实主义的立法来弥补这些缺陷,促进我国人体器官移植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非法摘取器官涉及的刑法问题——由沈阳骨髓盗取案引起的思考

目前,非法摘取人体器官进行器官交易或器官移植的现象愈演愈烈,对社会稳定,个人健康带来极大危害。本文从一则案例出发,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经验,把非法摘取器官定为一种犯罪,从刑法上加以规制,从而打击和预防非法摘取器官这类违法行为。     

斡旋受贿罪中“关系密切人”探讨

一、关系密切人独立构成斡旋型受贿罪的刑法法理分析 从立法角度而言,刑法究竟应对什么行为加以规制是有严格条件的.第一,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刑法对其加以规范的首要条件.刑法毕竟是人权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对普通危害社会的行为予以规范的.正如马克昌先生所说,只有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才能说明犯罪的根本特征,才能用以将犯罪与一般违法行为区别开来.     

浅谈修订刑法的单位犯罪

单位犯罪，是修订刑法对原刑法的重要修改之一。在修订刑法中，除了在总则中对单位犯罪作出了专门规定之外，分则10章中有5章规定了单位犯罪。单位犯罪罪名达到120余个，将近整个犯罪罪名的30／。认真地研究和探讨单位犯罪，对于贯彻执行好新刑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单位犯罪的概念修订刑法总则第三章第四节专门规定了单位犯罪。其中第3o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单位犯罪过去习惯称为法人犯罪。这次之所以改为单位犯罪，是由于“法人”在民法理论和司法…     

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定量因素

一、我国刑法中犯罪概念的科学表述在学术上给犯罪下定义时，把我国刑法第10条但书——“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和刑法分则具体罪状的数量因素概括进去，才能准确体现立法原义。据此，我国刑法中犯罪的科学概念应当是：犯罪是社会危害达到一定程度应予刑罚制裁的违法行为。     

“无被害人犯罪”研究——以刑法谦抑性为视角

“无被害人犯罪”是指没有具体的被害人,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我国传统的刑法理论一直都把“无被害人犯罪”视为规制和惩罚的对象。虽然从我国国情看,不宜贸然对“无被害人犯罪”实现全面的非犯罪化,但是从刑法谦抑性的视角出发,顺应国际刑法理论的发展趋势,我国刑法理论和实践可以尝试对“无被害人犯罪”进行更加精细的分类,对其中危害性较小的“无被害人犯罪”可以实行非犯罪化。     

器官移植犯罪的刑法适用及出路

“世纪医学之巅”的器官移植技术为无数饱受病痛折磨的人带来了希望，但这也为器官移植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刑法修正案（八）》采用新增独立罪名和援用其他罪名相结合的方式对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非法摘取活体器官以及非法摘取尸体器官的行为进行了规制，但其在司法实践的适用中仍存在诸多疑难问题。因此，进一步完善立法、出台司法解释以及建立科学器官捐赠体系等是阻却器官移植犯罪日益猖獗的必由之路。     

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争点问题研究述评

关于本罪的客体，学界存在其是复合客体还是单一客体之争；对本罪的归属，有的主张将其纳入到刑法分则第六章中，有的认为将本罪置于分则第四章是妥当的：关于本罪的对象，有的认为应该限定为《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所规定的“人体器官”范畴，有的则主张扩大，不局限于《条例》的范围；就被组织对象人数多寡问题上则有是一人还是多人之争；对本罪行为的外延和内涵．有的主张通过拓展解释的路径加以延伸，有的则建议完善立法；在本罪犯罪主体是否应该设立单位主体上．出现肯定和否定两种对立观点：在犯罪既遂与未遂区分问题上，存在是结果犯还是行为犯之争；围绕《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第1款与第2、3款的关系．对本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之间是否是对立关系，第2、3款是注意规定还是法律拟制存在争鸣：在承诺效力问题上，围绕是否应该坚持“法益关系错误说”存有争议。我国学界对本罪的研究喜忧参半．期待将来不断改进。     

论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食品安全犯罪频发推动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当前我国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推动食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成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后屏障。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修订推动我国食品安全犯罪规制的进一步完善,但仍在规制范围、过失犯罪、罚金刑、资格刑设置等问题上存在一定不足。应进一步拓宽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范畴,将过失犯罪纳入规制范畴,增设单位和自然人犯罪资格刑。     

民生风险理论与食品安全的刑法规制

民生风险是指包括生产、生活在内的社会活动对民生可能造成危害的风险,规制民生风险的刑法就叫做民生刑法。食品安全问题是民生风险的一项重要内容,包括食品生产制造(包括储存、运输等所有"食品入口"之前的环节)时难以避免的"工艺风险"、对食材配料定位不断变化的"认识风险"及生产和配料中的"人为错误"。其中"人为错误"是行为人能够或应该认识到并加以控制的对食品安全的侵害。而工艺风险和认识风险因难于预测、不易避免,其刑法适用尚待进一步探究,而不能简单地引入"风险"观念,通过加大打击力度、增设新罪来解决。民生风险和民生刑法的概念就避免了"风险"理论对刑法基本底线的违背,较好地把握了理论节度,成为规制食品安全较为合适的刑法指导性理念。     

论我国环境刑法立法体例问题简

目前,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例已经很难适应愈演愈烈的环境犯罪.我国现行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客体界定不清,对环境犯罪罪名的规定散乱不成体系;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中的位阶较低,不利于有效地惩治环境犯罪.我国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遵循人本主义同时兼容生态主义的原则,充分尊重生态环境本身的独立价值,借鉴德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模式,选择环境犯罪在现行刑法典中独立成章的立法体例,调整部分有关环境犯罪且散见其他章节的罪名,扩充环境犯罪罪名涵盖的范围.     

论我国刑法立法解释的目标——兼论我国刑法解释的目标

西方法学界所指称的刑法解释目标，实质上是指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的目标，而我国刑法解释体制仅包括刑法立法解释和带有普适性的刑法司法解释两类，并不承认法官的刑法适用解释。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在探讨我国刑法解释目标的选择时，大多是针对刑法司法解释而言，忽视了刑法立法解释自身的特殊性。依照各自的性质、特点及法治现状，我国刑法司法解释应采取以主观解释为主、客观解释为辅的折衷说，而刑法立法解释目标应当采取客观说，以最大限度地满足现实对法律的期盼的目标。     

中国危害社会行为二元界分理论及其缺陷

中国公安机关在调查违法犯罪行为时经常发生“两栖案件”现象，即涉案行为在治安违法与刑事犯罪两者之间难以界分，导致在立案环节既可能被受理为治安案件，也可能被立为刑事案件，或者在调查程序申，发生改变案件类型和处理程序的情况。在案件处理结果上，也存在着治安处罚、刑事处罚或劳动教养几种可能性。“两栖案件”的产生缘于中国法制将本质相同的危害社会行为政策性地二元界分为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这种二元界分法存在诸多违背法学理论或法律原则的缺陷，也导致现实中的执法障碍。立法部门和理论研究者应当反思这种制度设计。     

夫妻一方对他方自杀而“见死不救”之刑事责任新探——从“宋福祥故意杀人案”之判决理由谈起

"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宋福祥故意杀人案"之判决理由欠缺合理性与合法性,夫妻一方对他方自杀而"见死不救"的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在刑事审判中,法官应"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以作出正当的个案裁判为己任,在审判中真正做到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     

刑事立案异化及其原因

立案是刑事诉讼的必经的阶段，并且具有相对独立的诉讼任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普遍不是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立案，而是根据案件侦破的难易程度决定立案与否。这使得立案程序出现异化和虚置现象。原因是公安机关兼有行政管理和诉讼侦查双重职能以及公安机关内部规范、司法习惯与刑事诉讼法的矛盾。     

责任主义主导量刑情节适用之提倡——兼与《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比较

作为刑法中保障国民自由的原理,责任主义成为法治国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量刑中贯彻责任主义,采取的是先责任后预防的量刑步骤,相应地,量刑情节区分为责任刑情节和预防刑情节,责任是刑罚的上限.相比较而言,我国《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缺乏明确的原理支撑,对量刑步骤、量刑情节的适用顺序的规定,缺乏逻辑合理性,有必要予以修正.     

诉讼行为界定标准重述——兼论与私法行为的区别

对诉讼行为的界定学界历来存有争议,传统的＂要件效果说＂和＂效果说＂已经不能适应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要求,＂主要效果说＂应运而生,在当事人行为的效果同时规定于诉讼法和实体法时,应当视当事人行为的主要效果属于何种法域来界定其行为的性质。但＂主要效果说＂并非完美,并没有具体解释何为主要效果？何为次要效果？应当对其进行修正,即将当事人行为的效力分为基础效力和附随效力,其判断的标准就是该行为是否对诉讼程序具有依赖性。如果该项当事人行为对诉讼程序具有依赖性,即离开诉讼程序就不会产生任何预期的效果,则其基础效力就归属于诉讼法领域,该当事人行为就属于诉讼行为。     

肖志军案中的刑法难题和价值取向——不作为、因果关系与间接故意之新界

丈夫拒绝签字导致妻子死亡的行为属于间接故意杀人。肖志军因具有法定的救助义务而成立不作为;刑法应偏向患者利益,在医疗领域中采用风险增高理论来判断因果关系;在拒签时,肖志军认识到了妻子死亡的具体危险性,这决定了他属于间接故意的杀人。在社会救助体制缺失时,刑法期待通过强化个人责任而确立"全力救助患者生命"的价值导向。     

论“套路贷”犯罪的刑事规制及其完善

“套路贷”犯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贷之名、行非法侵占他人财物之实的新型犯罪,具有犯罪意图的侵财性、犯罪手段的隐蔽性、犯罪团伙的组织性和犯罪后果的严重性等特征。我国对“套路贷”犯罪的立法规制,总体上契合惩处“套路贷”犯罪的情势与实际需要,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当前,对“套路贷”犯罪的司法规制呈现民多刑少的格局,规制的主要罪名是诈骗罪、敲诈勒索罪,规制的核心标准是划清“套路贷”犯罪与高利贷、非法讨债行为的界限。改进“套路贷”犯罪的刑事规制,应确立“重重轻轻,以重为主”的刑事政策,在《刑法》中增设套路贷诈骗罪,健全“套路贷”案件的刑民衔接机制,探索“套路贷”犯罪案件专业化办理机制,积极推行“套路贷”犯罪案例指导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