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19世纪中叶吧城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以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档案为中心的个案分析

在荷印殖民统治时期的吧城,华人始终是构成当地各种族居民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利用正在整理并陆续出版的吧城华人公馆<公案簿>档案的记载,并结合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吧城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进行具体案例的分析,从中了解荷印殖民统治时期吧城华人与当地民族关系的真实状况.     

吧城华人社会历史风貌的真实再现——《18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评介

作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丛书研究系列的第一部专著,由荷兰莱顿大学包乐史教授与中国厦门大学吴凤斌教授合作著述的《18世纪末吧达维亚唐人社会》(以下简称《唐人社会》)一书,已于2002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吧城华人公馆(吧国公堂)档案及荷兰国家档案馆藏的荷兰文档案为主,并结合有关文献资料,对18世纪末(亦即荷兰东印度公司统治后期)吧城华人社会的若干侧面进行的考察和剖析。《唐人社会》一书共分三编、八章和两个附录,约35万字。第一编“东印度公司后期的吧城唐人”,是对18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与吧城华人社会中的几个专题…     

吧城华人公馆档案文献及其研究现状

吧城华人公馆档案是现存唯一最为完整地记载东南亚华人城社区历史的文献资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本文在系统和全面论述吧城华人公馆历史沿革及其档案文献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对公馆档案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综合的评述,旨在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公馆档案的文献史料价值以及其在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近况

在一亿三千五百万印度尼西亚人口中,据估计华人少数民族有三百八十万。这些华人中有些是二百多年前来到荷属东印度的移民的后代,这些移民在西加里曼丹和邦加岛等地形成了独特的华人社会。但印尼的大部分华人是在过去一百年间来到印尼的中国人的后代。     

当代印尼华人社团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

印尼华人社团既经历过发展的繁荣岁月，也一度处于凋零或衰落的时期。随着20世纪90年代末印尼进入后苏哈托时期以来，印尼华人社团又一次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在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社团的繁荣发展和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为印尼社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也为印尼华人社团参与构建和发展中国软实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印尼华人社团在加深印中之间的了解，促进印中合作及关系的改善，传播中华文化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提升了中国印象，增强了中国软实力。     

秉持与融合：东南亚华人“华人性”的嬗变

东南亚是全球华人聚居最多的地方。东南亚华人＂华人性＂逐步调节、适应、然后进一步演化,形成了与本源＂华人性＂相异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华语使用＂、＂传统习俗继承＂、＂华文教育＂以及＂与祖籍国关系＂这四个维度。而这一嬗变的过程直接反映了东南亚华人因应国际局势外生变量的变化与居住国同化政策、多元文化政策的外在结构性环境变化而发生演变的事实,反映了东南亚华人既秉持一些＂中国元素＂又融入＂移居国元素＂的历史进程。事实上,东南亚华人＂华人性＂的嬗变是华人社会本土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印尼华人文学的特点与意义

土生华人马来语文学是中、印(尼)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与整个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印尼华人用马来语翻译和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它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柬埔寨的华人

在南洋和南洋以外各地,华人各个时期曾受到各种各样的迫害。1740年巴达维亚和1969年吉隆坡的反华暴乱,只不过是第一次和最近一次当地人残暴袭击华人的较大的例子。更常见的是,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通过实行各种职业的“国有化”,对华人采取法律的限制。一些国家还要求华人澄清他们的公民身份,在中国国籍和当地国籍之间进行选择,某些国家甚至强迫他们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如同1978年越南当局所做的那样。     

华人经济的动向与展望

在亚洲“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华人经济也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这里所说的“华人经济”系由(1)中国大陆经济、(2)中国大陆外华人经济组成,后者又包括①香港(已回归)、澳门(1999年12月20日回归中国)及台湾的中国人经济、②海外华侨华人经济。 从狭义上看,也许只有海外华侨华人经济才能称为“华人经济”,但由于它们相互联系着,所以从广义上进行探讨。这里不单就华人资本的动向,而是更广泛地进行观察。 虽说经济危机,但并非亚洲经济全都陷入了危机,仅从经济增长率及其他宏观数字来看,中国和台湾莫如说经济情况良好。新加坡虽然情况不好,但与其他东南亚国家     

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人的法律地位

1998年苏哈托政权垮台后 ,印尼华人的生存处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但从法律地位而言 ,许多苏哈托时代歧视华人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取消 ,有的即使已经取消了 ,在实际生活中华人受歧视的现象还是随处可见。文章围绕印尼宪法的修改、华裔国籍证、“支那”称呼、宗教节日、言论出版、参政议政和人身自由等七个方面华人的权利问题 ,对印尼华人的法律地位作了分析 ,认为印尼华人二等公民的法律地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 ,华人要想取得和其他族群完全的平等地位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     

危机与机遇：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中国帆船的东南亚贸易

自18世纪末中国帆船对吧城、马尼拉的贸易逐渐衰退之后,到19世纪初期依然没有摆脱持续衰落的困境。与此同时,暹罗及安南的王朝兴替,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中国帆船对两国贸易衰退的势头,并促使彼此间贸易往来在19世纪初期再度兴旺起来。19世纪初期英国在据有新加坡之后所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使得中国帆船的东南亚贸易又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对于中国帆船的东南亚贸易而言,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可谓是一个危机与机遇并存的时代。     

论1757—1794年荷兰对华贸易中巴达维亚的角色

从1729年至1794年，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1794）操作的荷兰对华贸易可分为3个阶段：1729—1734，1735—1756和1757—1794。其中，第三阶段跨越了将近整个18世纪后半期，是该贸易最成功的阶段。此阶段中，虽然巴达维亚荷印殖民政府对该贸易失去了直接控制，但荷兰对华贸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巴达维亚在该贸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重要贡献者与有限受益者。但无论如何，从荷兰东印度公司最高领导层的角度来看，虽然巴达维亚自身利益在公司对华贸易新的运营形式中受到损害，但公司的整体利益却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证。     

Neutral,Biased, or Both?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a Mediator's Dual Role

Within a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based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objective, and using recordings from a civil case concerning an inheritance dispute,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a mediator in China employed various discursive strategies to foster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construct a dual role. On the one hand, he tried to maintain an impartial stance, but on the other he violated neutrality by acting selectively against one party. I suggest that the mediator, influenced by social ideology and/or his own interests, appears to be “neutral” but is sometimes “biased,” resulting in the performance of dual roles that combine the functions of problem solver, judge, and mediator. This finding facilitates grea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Chinese mediation is and how it operates.     

从反对数理英化运动看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的政治参与

在海外,马来西亚具有最完整的华文教育体系,这是马来西亚华人积极参与政治的功劳,近年来他们利用各种途径最大限度地维护华文教育的地位。在持续7年的反对数理英化运动中,以董教总为主的华人社团主要通过政治表达、政治接触等政治参与形态来维护华族子女接受母语教育和中华文化的权利。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的文化忧患意识

本文主要探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简称马华作家)在族群政治浓烈的氛围中所衍生出来的忧患意识。马华作家对文化传承及身份认同问题一向极为敏感,大部分的马华作家都摆不开政治议题的纠缠。在敏感的政治论辩及维护中华文化的浪声中,马华作家如何调适内心中的不安,对中华文化发展的危机作出什么反应?如何面对马来霸权文化?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语教育政策之比较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为多种族、多文化的移民国家。在历史上,两国都有着不断接纳外来民族迁入的经历。15～19世纪,华人族群分别在这两个国家扎根并繁衍。目前,马来西亚华人约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26％,而新加坡华人约占该国总人口的76．8％。由于华族在两国都为主要民族之一,华族文化的载体——华语的传承与发展一直成为两国华人社会不懈努力和奋斗的目标。对于华语教育的发展问题,两国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需要,     

越南黎朝时期的国子监教育

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从繁荣走向衰落时期,学校教育在此时也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作为全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其制度在李朝、陈朝和属明时期的国子监建制的基础上,借鉴中国宋明时期的国子监教育,适应越南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不断改革和完善,其教学进一步与科举考试相结合,源源不断地为越南封建社会培养和输送合格的应试人才和官僚队伍。从对黎朝国子监教育发展的探讨,我们可以窥见中国教育制度和儒学在域外的传播与发展。     

论清末法政翻译的发展历程

清末，随着西学东渐，大规模的翻译工作开展起来，随着国人对西学的认识从“器物”深入到“制度”，在社会的现实需要下，清末的法政翻译逐步发展起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海防时期到洋务运动，法政翻译缓慢起步，从维新变法到清末修律再到预备立宪，法政翻译进入迅速发展阶段。从起步阶段到迅速发展阶段，法政翻译逐渐成为翻译活动的重点。法政书籍的翻译，对清末的变法修律，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的转变起到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