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区域合作治理困境与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

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是为解决地方政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ICA)问题而采取的制度安排。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交易成本。我国当前的区域合作治理以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协作为主要形式,存在着横向政府协调缺乏约束力、纵向政府过度介入与介入不足并存、社会组织力量比较薄弱等问题,区域合作面临诸多困境,交易成本高昂。本文提出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的概念,认为在区域合作治理中要正确发挥纵向政府的作用,将上级政府的纵向嵌入与地方政府的横向协调相结合,以降低交易成本。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选择受到区域合作性质、区域合作风险、区域差异特征以及地方政府自主权等因素的影响。嵌入方式包括政治动员、法律和行政命令、战略规划、制度激励、项目评估、省部际联席会议等。应根据区域合作的不同类型,综合分析上述因素,合理选择纵向关系嵌入的时机、程度与方式。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为我国府际关系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对推动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有效合作,更好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有益。     

地方政府间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行政制度供给

随着跨区域公共问题和公共事务的大量兴起,地方政府间的开放和合作趋势不断深入,但由于制度惯性、市场竞争、资源稀缺等原因,府际间的合作治理出现一定的路径依赖,如何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克服区域发展所导致的负外部性效应,以合作治理的形式提供优质的区域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成为地方政府所面临的新课题。因此,地方政府间应构建新型的跨区域合作治理的行政制度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增强跨区域合作的动力,以实现地方政府间跨区域的合作治理。     

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影响因素与对策

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具有两个维度:时间存续性和空间辐射性。影响地方政府创新在时间维度上的因素主要有:创新的推动者、制度化水平、组织(官员)利益、上级态度和社会关注度等;在空间维度上的影响因素包括:创新者(包括上级)的推广意识、政府间竞争-合作程度、绩效评价方式和环境差异性等。促进我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可持续性,应当从绩效评估、制度空间与制度化、与非正式约束的吻合度以及社会主体共治等几个方面寻求治理之道。     

跨域环境治理中的“避害型”府际合作：研究框架与生成逻辑——以广佛合作治理水污染为例

跨域环境治理是我国地方政府治理的一大难题，关乎地方政府间关系和地方治理能力。作为地方政府在“避害”动机下的被动回应，跨域环境治理中的府际合作有其独特的生成逻辑。广佛跨域水污染合作治理是跨域环境治理的典型案例，通过构建“避害型”府际合作框架对其进行研究，探讨“避害型”府际合作的触发诱因、推动力量及其过程模式，可以发现：跨域问题的复杂性、资源的相互依赖性、政治权力的介入、合作的交易成本是合作开启的诱发因素；纵向上级权威的强制推动和横向地方政府间的自发联合是合作过程的推动力量；信任构建程度和合作收益水平影响着最终的合作结果。跨域环境治理实践在发挥上级政府的权力要素同时，还调动了横向地方政府进行跨域府际合作的积极性。     

单向主导财政事权划分的悖论与化解:一个激励相容分析框架

单向主导财政事权划分的模式保证了上级意志的体现,但是忽略了作为委托方的民众变量,出现了财政事权划分的维护中央权威与激发地方积极性、财力集中与责任下移、单向主导决策与地方信息优势、等级分明与权力差等、民生导向与晋升激励等五大悖论,改变了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不能有效满足当地居民的公共需求.因此,需要在事权划分中加入民众这一变量,通过公共服务事责、规范转移支付、明确共同事权主体责任、加强纵向协商、地方考核民主化等措施建构起以中央、地方、当地居民为主体的三方激励相容制度,化解单向主导财政事权划分的悖论.     

行政主体间性：府际关系研究的新理路

信息化时代的我国府际关系路径繁杂,种类多样,涉及多元跨层级、跨部门、跨领域的政府机关时尤为突出.行政主体彼此不理解、缺信任,是府际争议发生的根源.后现代语境下的府际治理从新方向寻求理路,促成多元行政主体的磨合与角色互换,实现行政主体间关系的良性互动,这正是行政主体间性的体现.行政主体间性的目标和网络型政府不谋而合,正是一张张行政主体网络,凝结成了更宽泛的行政生态环境;行政主体间性促成行政主体间精诚合作和协商对话.行政主体间性,基于宪政角度打破了上级政府的话语垄断,延展了治理主体的涵盖范围和实现了多元共治,维护了多元行政主体的公共利益,是行之有效的协调和弥合府际关系争议的新理路.     

网络治理:政治价值与现实困境

网络治理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结合了第三方政府和协同政府的优点,强调在服务过程中公民应该拥有更多的选择权。网络治理强调主体由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公共利益成为各个行动主体的共同追求,充分体现出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政治价值。但"理性经济人"的存在不可避免会出现合作困境,"搭便车"效应也可能会导致参与困境,职责难以划分会出现责任困境,而公民直接参与则会危及代议制政府、政府空心化从而出现合法性危机。     

轴心辐射模式:一个制度性分权长期难以推行的解释框架

合理划分各层级政府的职责和权限,即制度性分权是处理政府间纵向关系的主要思路.中国政府间纵向事权划分的工作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其主要原因在于以轴心辐射模式为特征的国家整合方式.轴心辐射模式是对中国国家整合方式和政治权力结构的一个总体概括.这一模式通过以下几个中间变量和机制影响和作用于政府间纵向关系.第一,人事任命;第二,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第三,对地方政府"一把手"监督乏力使实行制度性分权缺乏必要的制度支撑;第四,党政关系.     

法政时代的中国"斜向府际关系"探究——建构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之多元行政主体间关系

条块基础在网络时代日趋落伍,僵化的管理体制难以弥合纵横交错的动态府际争议.斜向府际关系倡导"能量场"的作用,打破上级政府自说自话的垄断地位;重视行政主体间协商对话和信息交换,破除政府间一对一反馈困境,实现回应的多多互动;培养政府与社团乃至个人的共生价值观念.实现多元主体间全方位协调发展.     

城市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一个“主体需求—制度结构”的分析框架——基于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行政组织的制度调适是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文章构建了分析城市基层行政组织制度调适逻辑的“主体需求—制度结构”框架,并结合深圳市Y街道的实践进行阐释。制度调适的动力来源于主体需求的存在,因此基层制度调适的起点就在于准确识别治理主体各自的需求。在街道范围内,上级党委和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社区居民是参与基层治理的三类主体,分别产生了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及自治需求。政治需求涉及基层党建创新和治理任务达标,社会需求涵盖参与公共服务供给和承担社会责任,自治需求则表现为居民的自治呼声。每类需求经由不同的渠道传递到街道层面,推动街道以不同的制度类型加以回应,而制度类型是通过制度结构进行区分的。制度结构的不同体现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差异化组合。政治需求、社会需求和自治需求分别通过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命令指导型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协同的支持引导型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协商互动型制度来实现。     

“软编制约束”:对地方财政供养规模隐性增长的一种解释

“软编制约束”是指地方政府突破核定编制约束,向社会或下级政府索取人力资源,由此造成政府财政供养规模的隐性增长.地方政府突破编制约束的动力机制在于:为应对考核机制,地方政府不惜动用人海战术对社会进行管理与控制,而政府扩张规模引起的责权利不对称对此也有影响.从宏观制度背景看,中国特殊的国家一社会关系和纵向政府间关系增强了这一趋势.基于此,治理范围的调整、治理重点的转变、治理的多元化、治理能力的提高等应是今后地方政府改革的方向.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地方政府权责清单中的交叉职责及其边界勘定

权责清单制度的深入推进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基础,作为政府机构与行政体制改革总部署中的具体举措,建立与权力清单相匹配的责任清单更成为保障和巩固"放管服"改革成果的关键着力点。现阶段,地方政府权责清单中交叉职责的内在制度建设缺失破坏了制度稳定并损耗了整体制度实效,因此有必要理顺规制交叉职责的逻辑脉络,强化权责清单制度在我国地方政府建设中的制度效用。为此,应在学理认知层面解析权责清单与政府交叉职责的效用关系,探究政府内部权责关系整合与交叉职责的内在关联。并深入挖掘权责关系不明所引发的职责边界勘定困境的主客观因素,以期进行规制理路设计。由于地方政府权责清单中交叉职责边界勘定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和基本原则限定,在此框架下建构边界勘定的基本路向,方能充分激发制度效能、调动潜在制度价值。     

行政问责制的内涵及制度完善

行政问责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我国行政问责的实践上看,主要存在行政问责缺乏统一的制度架构,没有严格遵循我国宪法规定的责任制原则,问责途径单一、缺乏外部约束,问责程序设置简陋、责任方式配置不合理等。为此,要完善行政问责的范围、行政问责的主体,责任追究的程序,并实行行政问责的统一立法。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与“组织”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     

跨区域行政合作:类型、困境与合力机制研究

跨区域行政合作是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跨地区配置并对公共事务进行跨地区治理的一种新型府际关系模式,在现实中形成了"资源整合、利益共享","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吸纳辐射、强弱共进","责任分担、利益补偿","区域压力、共同回应"等合作类型,取得了一定的合作效益,但同时面临着集体行动逻辑影响、政府体制障碍、信任危机考验、官员政绩博弈、监督奖惩机制缺乏等多重困境。为此,需要加快中央政府层面的主导机制、地方政府自身的内驱机制、地方政府合作的保障机制以及区域社会力量的推动机制等合力机制等建设,才能突破当前困境,推动跨区域行政合作的良性和持续发展。     

网络化治理中治理责任的实现:责任设定与追究

网络化治理所倡导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或公民个人)构建合作网络进行社会治理的理念,为现代民主治理思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工具层面的构想.在网络化治理中,合作规范设定了多元治理主体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法律责任体现了责任的强制性,而道德责任体现了责任的自觉性.治理责任的实现依靠治理网络建构的一系列硬性的制度约束和软性的伦理要求.在治理过程中,通过建构问责机制、监控治理绩效以及实施退出制度等措施,实现多元主体的治理责任.     

协商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依赖

对治理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多元共治的简单表述。在确立了合作治理的基本方向之后,还必须关注如何促进合作和怎么合作的问题。从公共行政的本质出发,民主行政是承载公共利益、行动网络和公共精神的统一框架,因而治理的核心是民主治理;而民主治理的基本规范是协商民主,由此提出协商治理的模式;协商治理对于服务型政府建设具有优先性、保障性和提升作用,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要将公共协商的制度建设纳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体系当中,发展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协商合作关系。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社区协商治理的梗阻与突破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概念。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共同体的本质属性,因此,未来只有充分激活社区的主体性作用,才能将社区建设成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区协商治理的目标,社区协商治理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当前社区协商治理实践面临着社会主体协商意愿淡薄与协商能力匮乏、公权力过度介入、创新难以扩散等困境,制约着社区协商治理的发展。需要在社会治理共同体视域下,通过提升社区居民参与协商的意识、培养社区治理主体的协商能力、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和职能、加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协商治理中的引领作用等路径,突破当前社区协商治理中的梗阻。     

基层治理中的责任状:“督责令”还是“免责单”?

责任状是目标管理责任制的载体,其初衷是明确各级政府责任,引导基层政府主动担当,促进治理绩效提升。责任状既是国家治理清晰化的需要,也契合了理性官僚制的基本原则,同时能将行政网络紧密地联系起来。责任状的实施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制度保障和财政保障,官员的晋升冲动则构成其落实责任状的内在动力。责任状可被分为"实功型""表演型"和"甩锅型"三种类型。责任状在实践中演变为免责单,主要是由职责同构的政府间关系、基层治理中的权责错位、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避责策略等多重因素共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