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互动与“十一五”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分析

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是我国"十一五"期间用以保障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这一约束性指标的重要政策,本文从中央-地方互动视角研究该政策的制定过程。研究发现,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制定过程呈现出"中央政府提出方针——地方政府进行创新性政策实践——中央政府肯定创新并颁布新政策——地方政府进行政策复制"的中央-地方互动特征,具有地方政策创新和自上而下政策复制相结合的特点。源自省级政府的政策实践是我国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建立的主要学习源,为中央政府的政策出台提供了参照与经验,加速了中国节能考核政策的发展。但这些作为政策备选项的地方实践,总体上比较单一,并在中央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出台后迅速进行了复制式修订。此外,节能目标责任考核政策的地方创新性实践主要发生在省级政府层面,地市级政府和更低层次的政府更多起到的是政策执行的作用。本文从动力机制的角度对此现象进行了初步解释。     

基于政策文本的区块链技术发展趋势与区域差异研究

以国家和地方的区块链政策文本为基础,建立"认知-制度"分析框架,运用内容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时间序列法,分析区块链政策的内容,发现区块链技术在核心概念、底层技术、生态基础等基础发展方面存在共同的政策趋势,在应用支持、应用范围、应用方法、应用监管等应用发展方面具有共同的政策特点。但是,在区块链技术发展的受重视程度、应用领域、目标、着力点等方面有着区域特色与地区差异。今后,区块链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要凸显出中央政府的权威性、统一性,及时将地方的有益发展经验总结上升为国家制度加以推广,也要鼓励地方政府探索特色发展,鼓励先行先试。     

政策设计与社会企业发展——基于30个国家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随着社会企业在中国的迅速崛起,民间倡导政府出台社会企业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地方政府对社会企业的关注也提供了政策设计的现实需求。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从政策背景、政策层级、执行机构、目标群体、执行策略和监督管理六方面对全球范围30个国家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政策展开比较和分析,探讨上述政策设计要素之间的匹配关系及对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作用路径。这一分析的政策启示是:政府要为社会企业发展提供使能的政策环境,建立专责的主管部门或部会层面的沟通协调平台,重视政策工具内部的选择和组合以及采取相对宽松的监管措施。     

产业政策如何驱动中国应急产业发展?——基于应急产业政策的文本分析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公共安全管理对应急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应急产业应运而生。国家自2007年开始陆续出台政策引导应急产业发展,随着2018年应急管理部的成立,一系列产业政策及措施正越来越成为规范和驱动应急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构建"主体—工具—价值链"三维政策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国家层面36项政策进行的文本分析显示:我国应急产业政策在主体维度上,呈现"简单"多元化特征;政策工具选择上,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过度,需求型政策工具使用不足;在创新价值链维度上,研发阶段政策供给过度,试验、产业化阶段政策覆盖不足。基于此,产业政策驱动应急产业发展需要从政策主体、政策工具和政策价值链三个维度同时推进。     

构建地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社会参与机制

一、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中央层面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部分发达地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深度比较好,但就全国而言,不少地区地方政府还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扮演着"独角戏"的角色,主要体现在:     

特区理论动态

厉有为谈西部大开发原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同志2月23日撰文谈搞好西部大开发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他指出应当做到五个双到位:①政府行为与市场行为双到位。西部大开发必须以政府为主导,主要体现在制订政策、制订规划、组织服务、健全机制和加大投入上。同时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讲求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同时还要着眼于市场开发。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调控双到位。中央政府要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减少审批,给地方政府一定的政策调控空间。③产业政策与地区政策倾斜双到位。西部大开发必须制订和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造成西部地区与其他…     

精准扶贫中造假行为的成因及治理

在精准扶贫中少数地方政府存在造假行为。从博弈论视角分析这些地方政府造假成功的原因,首先是由于中央政府许诺贫困地区脱贫后,原来扶贫政策措施不改变,导致这些地区地方政府造假时能取得当地贫困农户的配合;其次是因为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中央政府委托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出现了逆向选择,接受了地方政府的收买,容忍和接受了地方政府的造假行为。治理建议主要有:从有利于反腐败的角度看,贫困地区脱贫时中央政府应取消这些地区原来的扶贫政策和措施;对贫困户实行权利和机会的扶贫;实行低保和贫困标准"两线"统一,以免给地方政府造假留下制度空间,同时,建立系统全面、分类的救助制度;要采用市场、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一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和第三方评估机构之间的交易行为进行治理;要加大力度建设透明政府。     

中国边疆民族政策的实证调查

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是政府主导型的一个社会进程,中国政府在这个过程中承担着重大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本文通过对中国政府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领域若干政策的回顾,以及对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现状的调查,指出长期以来“效率优先”的改革思想,地方政府“效率单边独追”的畸形发展方式与中央政府“民族主义”的政策导向,是造成边疆地区对中央政府政策认同度低的重要原因。     

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关系分析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必然会造成区域之间的产业政策趋同,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强化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引导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中体现差异性,是解决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有效途径。     

基于多主体的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行为分析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与商业银行、投资投机者与自住型购房者是住房政策的核心利益相关者,反映"政府—市场—社会"等三方利益在住房领域的实现问题,它们在住房政策中各自有着不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深入分析不同住房政策利益相关者的主体性行为,有助于有效制定住房公共政策,切实防范或降低、治理住房政策风险。在明辨三大核心利益主体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基础上,阐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开发商、商业银行、投资投机者与自住型购房者等不同主体的住房政策心理与行为,并提出启示性思考。     

我国住房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机理分析

我国住房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其特定轨迹。目前,我国住房政策制定已形成了以国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为主,以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财政部、银监会、监察部和统计局等中央部门为辅的主体框架。住房政策实施达不到预期目标、政策异变或者政策失灵(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央的住房政策在地方得不到有效的贯彻落实。近十多年来,中央政府的住房政策制定呈现出一定的规定性、原则性、统一性和短期性等特征。地方政府对中央住房政策的策略响应主要是延缓执行、选择执行、变通执行和创新执行。     

强制性制度变迁中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博弈分析

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是包括制度的设计者、执行者在内的博弈均衡。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制度的设计者是中央,执行者是地方政府。由于中央与地方是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双方利益和偏好不一致,就会导致中央提出的政策与地方实际执行的政策不一致,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因此,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制度时,应充分考虑地方政府的反应,与地方政府重复博弈,诱使地方选择有利于中央政府的行为方式,只有这样中央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才能顺利、彻底地实施。     

地方政府医药价格改革的时空演进机理——以政策创新扩散为视角

在我国单一制政体和复杂的府际关系下,社会政策的创新与扩散是一个涉面广泛、多元博弈的复杂政治过程。基于政策创新扩散理论,对中央、23个省级政府和4个直辖市的医药价格改革制度进行了案例追踪和文本比较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医药价格改革政策扩散效应显著,随时间进程扩散呈现全国互动模型下的"S"型曲线;空间维度上,整体表现为由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先行,逐步向中部、西部等其他地区推进;区域扩散和邻近效应显著,扩散存在势能差且具有一定的梯度性,沿动力源向周围政策势能低的省份扩散,呈现等级制模型;垂直影响和层级效应明显,体现政策变迁的互动性、动态性与复杂性;扩散内容以跟风模仿为主,学习性与创新能力不足。为提高地方政府政策持续创新力,中央政府应完善顶层设计并适当放权,拓展地方政府创新空间;地方政府应审时度势,积极提升再创新能力,发挥垂直影响的积极作用,加快政策扩散进程。     

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区域产业政策趋同的关系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必然会造成区域之间的产业政策趋同。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和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化解问题的办法应当靠提高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强化地方政府的责、权、利边界以及引导地方政府在区域产业政策中体现差异性。     

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及利益的协调

如何进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合理调整其利益结构,调动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是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论述了我国目前政府分权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提出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理分权和利益协调的建议,主张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法制化、制度化。     

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基于地方创新的视角

我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被称为全世界社会组织登记门槛最高的制度.近年来,一些地方致力于解决社会组织“登记难”问题,积极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创新.尽管各地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改革的时机和方式有所差异,但这些地方创新仍有一些共同特点.地方创新的动因可以从地方自主性增强、政治风险低、获利动机驱动和社会力量兴起等几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探索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创新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为中央政府提供政策选项,使地方政府能够分享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权,推动社会组织发展,体现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新动向——分类管理.     

构建地方公共政策制定中的社会参与机制

一，当前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中央层面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部分发达地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社会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深度比较好，但就全国而言，不少地区地方政府还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扮演着“独角戏”的角色，主要体现在：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政策执行中政府间博弈析论

我国是政府主导型国家,政府在政策执行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逐渐形成,利益诉求呈现显性化的特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核心内容,双方的政策博弈正是建立在利益差别的基础之上。     

中国PPP政策工具选择及其选择模式研究——基于中央政策的文本分析

为深入了解我国PPP政策工具选择现状,基于政策工具视角,采用文本内容分析方法,以中央政府层面(2013-2017年)颁布的PPP政策文本为分析对象,从政策工具、政策目标、项目生命周期三个维度构建了PPP政策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PPP政策工具选择偏好明显,在基本政策工具维度上偏重环境型政策工具,政策目标维度偏重PPP模式推广和合作环境营造,项目生命周期维度偏重项目采购与执行;PPP政策工具选择模式明显,具体表现为两种模式四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