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民事法律关系的抽象客体

本文针对我国法学界对民事法律关系客体再认识中的疑惑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全文从法理学、部门法和民法学三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简单分析 ,力求引起人们对民事法律关系客体在民法典制定中重要性的认识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探析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民法理论中的重要概念,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三大要素之一。但对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定义和范围,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型民事法律关系不断产生,传统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理论更是受到了巨大冲击。本文拟从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的定义出发,通过分析其特征,在对其范围的争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理论,以期更好的理解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论民事法律关系

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学的基本概念,是民法的的核心。民事法律关系是由民法规范所调整的以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关系,是民法规范调整平等主体之间人身关系与财产关系的结果。其特征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是以民事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关系。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是权利。     

试论股权的客体——物、股份、公司

股权不同于其他民事权利，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权利客体的特殊性。民事权利客体（也称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民事权利内容所指向的对象①，也是权利所包含的特定利益之所在。多数国家的民法典对民事权利客体基本上没有进行统一的规定，一般是仅对最典型的客体———“物”予以规定。但是，物只是民事权利客体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行为（债权的客体）、甚至权利（继承权的客体）或人格利益（人格权的客体）等。特别是随着现代生活民事关系日趋多样性，新的权利类型不断被法律所确认，能够做为民事权利对象的事物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股权…     

小议客体与标的

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民事权利义务所共同指向的事物,权利行使和义务履行的目标。又有人称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为权利客体。然而,每有权利,则必然有相对人的义务,也必然有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权利所指向的事物,同时也必然是义务所指向的事物。因此,所谓权利客体,实际上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     

民事法律行为在行为主义和法律行为类型价值体系中的地位

民法典编纂初始,权威学说都主张将民事法律行为概念恢复为德国法上的法律行为。《民法总则》虽然依旧使用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但很多学者却将其解读为法律行为。行为是个含义广泛的范畴,我国法学理论中的法律行为已为法哲学范畴,成为社会行为价值体系中的重要链条。民事法律行为是法律行为的一种,决不应等同于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除商事行为和民商事法律关系事实层面的行为外,还应包括主体对客体的支配行为等类型。民事法律行为在行为主义和法律行为类型价值体系中处于基本的核心地位。如此可以更准确地表达与构建科学的民商事法律行为类型体系和话语体系,并真正达到"加强市场法律制度建设,编纂民法典"之目的。     

民事法律行为类型化的创新与完善

民事法律行为虽已成我国民商法领域重要成果,但也生发出诸多理论与实践上的问题和逻辑矛盾。我国学界有人认为民事法律行为的矛盾源于前苏联民法,一些权威性民法著作主张将"民事法律行为"恢复至德国"法律行为"。但是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商法理论体系中,似乎不应当非此即彼,而应当在剔除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合法这一不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坚守民事法律行为在民商法领域的应有地位,且应进一步改变将其局限于民事法律关系原因层面的民事法律事实中的行为,借鉴和吸收我国法理学界的研究成果,将其界定为"由民法规范的、具有民事法律意义和效果的行为";其形式类型上应当从现在"民事法律事实"中的行为拓展至民事法律关系要素客体方面的行为和民事法律关系要素内容中的民事权利行为和民事义务行为,以致包括民事违法行为和民事责任行为。     

试论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与由来

民事法律关系是民法学重要的概念,只有领会了民事法律关系的精髓,才能把握民法及民法学的精要,德国民法典吸收了法律关系概念的理论成果,在民法典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概念,层叠构建,建立了现代民法的概念体系。后世大陆法系国家在立法和学理上也承袭了这一传统。本文试图梳理法律关系概念的各国论述资料,以期让大家对法律关系概念与由来有更清楚的了解。     

人格权客体探析

民事权利须有其客体,民事权利客体就是民事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一般认为人格权客体是人格利益,此种观点存在概念与逻辑上的问题。本文认为人格权的客体应是人格要素,具体人格权的客体就是具体的人格要素,一般人格权的客体是法律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客体以外的一般人格要素。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再认识

德国民法将法律行为界定为能够产生、变更和消灭民事关系的行为。德国民法不强调法律行为的合法性。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我国将合法性作为民事法律行为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民事法律行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民法领域的一项重要制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有必要对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进行梳理。     

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公民权利保护的立法进展与思考

2003年以来,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制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生命权、健康权的维护不断强化,人身自由权的限制及其生活保障更加人性化,财产权的政府处置权力与补偿义务逐渐对等化,知情权的运用逐步制度化、个体化,受救助权的实现形式日益多元化,隐私权的规定越来越具体化,不受歧视权的保护范围适度细化。但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传染病防治领域的公民权利保护,建议：加快公民权利保护均等化的立法步伐,关注公民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提高公民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意识,汲取国外依法保护公民权利的有益经验。     

权利能力与未出生者的民法地位

从“纯利益权利能力附停止条件说”来看,未出生者既不是权利主体,也不是毫无权利主体地位,而是“权利主体地位待定者”,待“出生”这一条件成就时,权利能力则生效至出生前。但是,在没有活体出生的情况下,则需依据“利益关联说”确立个体未出生者的民法地位,即未出生者是其父母生育权(或其母生命健康权)的客体。“两说”相结合,较为科学、全面地阐释了未出生者的民法地位。     

人权保障与我国民诉法的修改

以人权保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指导思想,既是中国民诉法现代化和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需要,也是现实中国人权保障和民诉法自身完善的需要。而在民诉法的修改完善中要全面贯穿人权保障的思想,就应当从立法规定上适当扩大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充分保障当事人诉权的正当行使;以及扩大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合意选择权。     

我国“民商合一"立法借鉴的新选择——由《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引出的思考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是世界上最新的一部民法典,也是融民商分立国家的民法规范和商法规范于一体的民商合一法典。根据该法典中大量的商事规范分析这种民商合一存在的合理性及其缺点,就我国来说,应该对我国民商立法有借鉴意义,我国民商立法问题应从宏观统筹的高度解决, 选择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商合一”的立法道路。     

民法典总则与民法典立法体系模式

德国民法典总则的形成,是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及立法技术运用的必然结果,其本身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身份权的独立所导致的“人法”的分裂,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所导致的“物法”的分裂,以及法律关系一般理论的创制对于法典体系结构的影响,是该法典设置总则的技术原因。理论界对潘德克吞体系“重物轻人”的批评,混淆了罗马法与近代民法中“人法”以及“身份”的不同概念。鉴于民法典总则的体制价值和制度整合功能,中国民法典应当设置总则编。     

民用航空器留置权法律问题探悉

民用航空器是否适用以及怎样适用留置权法律制度,我国在立法及司法实践上均接近空白,而这种空白状态可能导致民用航空器权利的不稳定,不利于其价值的充分发挥。探讨了商事留置权、留置权的善意取得等法律理论问题。在对国际法及国外相关规定进行阐述分析后,为填补我国相关立法空缺,规范民用航空器留置权的行使,根据民航发展的特点及现实国情,提出在对民用航空法进行修改时,增加民用航空器留置权相关规定的立法建议。     

论民法之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权利和权利之间都有一定的界限,过度行使一项权利,会导致滥用,而损害其他人的权利,因此,任何权利的行使都必须受到一定限制。权利不得滥用作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其基本内涵、功能和构成要件,以及如何在立法上构建我国的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探讨尤为必要。     

民事诉讼是否可以附带行政诉讼

在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错发生、民事争议与具体行政行为关联的情况下,争议的当事人可以有不同的诉讼选择,但诉讼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确定民事权利。建立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制度有其充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民事诉讼附带行政诉讼可以扩大审判权对行政权的制约监督范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司法统一,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合法权益。     

民法调整对象的属性及其意蕴研究

我国民法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民法在调整对象的确立及流变上,与大陆法系资本主义国家民法相比呈现出特殊意蕴,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后者的民法没有调整对象。法律调整对象包括民法调整对象这种法学用语,本身并不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功能或意义,民法调整对象作为揭示民法与社会之间关联的一个学术范畴,它处于民法本体论的视域之内,即民法调整对象理论承载着关于民法本体的相关知识。民法与民法调整对象在属性上表现为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就民法调整对象的形态而言,可分为应然层面与实然层面。在国家正式制度层面民事立法所体现的民法调整对象系属实然层面。从民法调整对象的研究方法来划分,可以区分为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对内研究与对外研究。     

论民事执行中的刑罚适用问题

执行难是民事执行中的一大顽疾,它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对妨害执行行为的放纵和制裁的软弱,尤其是对民事执行中刑罚适用的大打"折扣"乃不失为一个重要原因,这存在着理念上的误区也有立法技术上的原因,在立法上将其错误定位于"妨害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中,混淆了刑罚适用与强制措施的性质;另因适用程序的简单化定位更加使刑罚适用难为.虽"债务人人身"不能作为执行对象,但对其予以制裁尤其是施以刑罚制裁,配合目前建立诚信体制解决执行难应是必为之举措.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了具体构想旨在抛砖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