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与优化：统筹发展和安全背景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背景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制度建设和具体操作层面还存在一些亟待强化的薄弱环节,如战略性定位缺乏、评估多元主体格局尚未形成、评估流程不够合理规范、稳评指标体系仍需完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等。需从深化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科学认知,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体系,建立系统科学、精细规范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进一步完善稳评指标体系,持续提升稳评方法的科学性等方面优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问题与优化：统筹发展和安全背景下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背景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制度建设和具体操作层面还存在一些亟待强化的薄弱环节,如战略性定位缺乏、评估多元主体格局尚未形成、评估流程不够合理规范、稳评指标体系仍需完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等。需从深化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的科学认知;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制度体系;建立系统科学、精细规范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程序;进一步完善稳评指标体系,持续提升稳评方法的科学性等方面进一步优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中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及其生成机理——基于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

近年来,为防控大型工程上马引发社会冲突,我国着力推进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治理工作(简称"稳评"和"稳管")。但在实践中普遍存在"风险治理"与"风险制造"并存的困局。本研究通过对B市A垃圾焚烧厂反建事件的扎根分析,提炼出"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概念以理解这种现象,并进一步建构了包括"原生型社会稳定风险产生"、"政府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公众应对与感知"、"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形成"三个阶段在内的我国大型工程社会稳定风险治理悖论生成机理模型,指出悖论产生的根源在于风险治理四个环节的失当及其引发的公众风险感知加剧。针对于此,需从三方面予以改进以优化治理效果,防止悖论发生:(1)调整风险治理的价值定位,从"项目本位"转向"人本位";(2)完善风险治理的制度设计,通过决策开放嵌入民主;(3)加大对公众风险感知的关注,为风险治理中的国家话语与社会话语之间搭建桥梁。     

官僚组织间关系与政策的象征性执行——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为讨论中心

重大决策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于规范地方政府决策、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践中,"稳评"政策却陷入了象征性执行的困境,即地方政府对执行该项政策采取做表面文章、走过场、制作虚伪文本材料等仪式化的策略。"稳评"政策象征性执行根源于官僚组织内部的张力,虽然它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级压力与政策执行环境之间的张力,使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与既有的政治和行政体制相适应,但也容易诱发新的基层治理问题,导致社会矛盾积压。减少"稳评"政策的象征性执行现象,不仅需要进一步理顺官僚体制内部关系,而且应该改变地方政府的发展主义取向及公共政策制定模式。     

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中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行动逻辑与模式构建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涉及利益相关者之间复杂的互动,其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益相关者能否有效参与。因利益诉求不同,稳评中的利益相关者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呈现为维稳压力与象征性执行;公众呈现为风险感知与利益表达;企业呈现为利润最大化与社会责任;专家呈现为理性主义与角色异化;专业机构呈现为独立宗旨与利益输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稳评"本位主义:政府主导模式-实证主义:专家理性模式-建构主义: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的分析框架。基于三种稳评主体模式的比较,奉行建构主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遵循事实与价值整合的原则,融合了多种评估模式的优势,实现了实证评估与规范评估的统一,这应是当前中国稳评主体模式的理想选择。然而,由于政府决策体制的制度掣肘、公众参与能力的现实羁绊以及专业机构的发展滞后等因素叠加,当前中国稳评的利益相关者参与模式尚未真正建立,需要政府、公众、专业机构等稳评利益相关者采取相应行动。     

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主体、权力与责任——基于文本分析与个案研究的初步证据

我国重大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简称"稳评")机制推行已近10年,然而重大项目仍频频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事件,笔者认为当前重大项目稳评主体间权责关系不明确、不合理是引发此类矛盾、冲突的根源之一。本文从重大项目稳评现实问题入手,在权责关系等理论基础上构建主体、权力、责任分析框架,基于政策文本内容分析与案例访谈方法,对重大项目稳评主体间权责关系现状、权责关系陷入困境原因等做了初步探索,并指出其优化路径,最后对重大项目稳评主体间权责关系新的变化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探讨。     

社会稳定风险第三方评估:实践进展、现实障碍与优化策略

近年来,为了提高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科学性、专业性,避免政府部门"自己评自己"的问题,部分省市开始尝试第三方评估模式并取得了一定进展。然而,在当前的政府购买第三方稳评公共服务过程中仍存在诸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第三方评估制度化、规范化欠缺,评估主体的合法性不足以及评估专家的专业构成较为单一等问题。因此,应从厘清第三方评估的主体权责关系、推进第三方评估的法治化建设、健全第三方评估机构资质的认证机制等几个方面,综合提高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第三方评估的可靠性和公信力,从而为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提供参考。     

"风险社会"中的财税法制及其宪法控制

现代社会为风险社会,公共财政为公共风险的规制提供物质保障,为公共风险的防控提供公共资金,"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形成了"共生"与"继生"的复杂关系.因应公共风险防控需要而产生的税收优惠措施和紧急税制等税法制度,预备费和预算调整制度等财政法制度,以及财政管制和经济统制等相关措施,均需受到宪法控制.将公共风险的防范机制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尤其是将公共风险的财税法规制措施纳入"合宪性控制"之下,此为新时代财税法领域的重要宪法课题.     

南京三大模式推动社会共治

2011年以来,南京市大力推广"淮安模式"、"建业模式"和"仙林模式"三大社会管理模式,推动社会共治。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推行"淮安模式",即党政齐抓共管、明确评估标准、规范评估流程、严格问责制度、建立多元评估机制。南京市突出了要求组织专家、稳评员及属地群众对评估事项进行听证和论证,     

藏族民事习惯的法治化建设路径

藏族民事习惯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也是当代民法的主要渊源之一。从价值、技术和功能三个方面构建藏族民事习惯的甄别标准体系,对藏族民事习惯进行筛选,建立"善良民事习惯"体系,是藏族民事习惯法治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以"善良民事习惯"的推广适用为核心,推动藏族地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完善民族地方立法,提高民族司法能力和水平,是实现藏族民事习惯的法治化和藏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繁荣的重要路径。     

论新型城镇化视域下邻避冲突问题的法学研究

城镇化的大门正在中国开启,邻避冲突的解决之道成为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研究明显不足。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况,唯有通过制度的正义化才足以化解邻避冲突的风险。需重点研究的问题有:"权力/权利关系再造+风险治理"联动预防风险;"稳评﹢环评"合理界定风险;"风险分散﹢发展权补偿"公平分配风险;"环保契约﹢社区监管"有效控制风险;"民权保障+司法制衡"不断接近正义。     

浙江省“邻避运动”情况的调查分析

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和维权意识的迅速提升,"邻避运动"呈增多趋势。"邻避运动"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造成当前"邻避运动"多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全社会环境诉求高涨、环境风险灾害增多、工作措施不到位、冲突解决救济效果不佳、新兴媒体推波助澜等。防范化解"邻避运动",必须重民意、重稳评、重方法、重引导、重立法。     

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的政策思考

社会稳定风险是工程项目建设的内在属性,并且遵循着"技术生产—制度诱发—主观建构"的生成与演化过程.项目建设的施工安全、邻避效应开启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治理,然而社会稳定风险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同时还包含着风险程度与级别的差异化呈现,以及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行动策略加剧了社会稳定风险的生产与演化.根据达伦多夫的理论阐释,将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程度归结为"低强度—低烈度、高强度—低烈度、低强度—高烈度、高强度—高烈度"四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主体分歧的弥合,以及实现社会稳定风险诱发变量的分解与阻隔.同时,我国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治理及政策导向有着鲜明的本土意涵,风险治理需要立足于工程项目技术风险及其"相处"问题,明确本土风险治理的制度环境,促进公众有效的风险沟通与权益表达正常化、规范化,才能实现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规避与常态化治理.     

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研究

进入新时代,中央立足于中国实际,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有其深刻的内涵与价值,面对社会转型之下的各种社会潜在风险,应该从其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给予推进提升,进一步夯实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从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便能够准确及时地预判化解各类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     

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关键与路径探析——以济南市拆违拆临工作为例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础环节和重要内容,也是基层治理体系走向完善的必由之路,还是破解地方治理难题、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支撑和保证。善治思维和正义精神是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现代理念;法制和程序建设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首要环节;执行与监督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多元治理与全民守法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社会基础。     

法治时代的中国维稳变革探析

稳定是人类共通性的政治追求,维稳是一个政治体治理智慧与能力的重要体现,受转型风险社会与治理超大规模性的双重限定,维稳在中国政治现实中长期具有合理性依据。在中国长期维稳实践过程中,维稳理念、体制、机制以及技术产生扭曲,逐渐形成了在压力型体制下以刚性稳定为目标的运动与管控型维稳形态,这种传统的中国式背离法治化的维稳形态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成效,甚至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维稳在中国的现实合理性。党的十八大以后,法治成为中国政治话语的主词,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等政治顶层设计出台,标志着中国法治时代的到来,也在召唤一种新的能契合时代与社会发展的维稳治理方式的出场,这就是法治化的维稳,维稳朝向法治化变革能重新撑持其在中国政治现实中的合理性。     

新形势下扎实推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是维稳工作在指导思想、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上的一次跨越。近年来,嘉兴市十分重视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该项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道路。进一步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应更新思想观念,确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基础地位;完善稳评体制,建立符合本地实际的工作模式;完善运行机制,着力提升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效能;加强法治建设,确保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长效持续。     

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路径与后果

立足于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探索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制度归因,强调社会稳定风险是一种特定社会关系结构下预成的社会秩序,旨在发掘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制度诱发的生成路径与后果。借用马克斯·韦伯"理想类型"的概念,可以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运行逻辑的制度性因素归纳为: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庇护/组织管控"和市场经济时代的"制度规制/团体缺失"。相应地,计划经济时期的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处于一种被抑制的状态,而市场经济时期的这种风险则逐渐被释放出来,并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生成路径主要体现为制度安排下社会冲突的"话语博弈—利益对立—公正偏倚"。这种制度性风险形成了邻避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再生产:风险应对机制难以适应现代风险管理的要求;"失信的专家系统",导致民众感知风险日益增长;风险的"飞去来器"效应,使得每一社会公众最终都是风险的受害者。     

以人为本构建“官民”和谐

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和谐是构成社会和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要实现社会和谐,首先要"官民"和谐;而要实现"官民"和谐,需以"以人为本"为出发点,做到"官民"一体化、政策人性化、决策法治化、管理科学化。     

新时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演进逻辑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任务塑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方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方向在于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规范化、法治化、协同化,进而驱动国家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奠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根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不能偏离制度的人民性,应当遵循"为了人民"所塑造的能动型发展进路与"依靠人民"所塑造的包容型、参与型发展进路。社会变迁构成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时代因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发展需要回应以数字社会、风险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功能分化社会为特征的社会新变化,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监督、优化人大代表结构、捍卫公平正义、风险预防、智能化建设、专业化建设、协同机制建设等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的重点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