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县域城乡流动及对乡村振兴的参与研究

来自农民家庭的青年是乡村振兴重要的内生动力来源,虽然其中绝大多数选择非农就业,但是青年在县域城乡流动显示出其具有参与乡村振兴的现实性.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质性访谈方法,研究发现,青年对于近几年来乡村振兴工作高度认可,乡村的宜居化吸引青年在村居住,县城青年具有"城乡两栖""客乡"的特征,离县青年对乡村较为疏离,但未来有可能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主要特点是在村青年对乡村产业兴旺有较高期待,青年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最为普遍.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组织形式有村集体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青年自组织三种形式.通过分类、比较和归纳,本文提出了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存在以村庄为中心的同心圆结构.通过将青年组织起来,便显现出一条青年融入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路径,即依靠村集体的引领,青年个体自发带动和自组织,让同心圆能够向着村庄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青年自身的社会网络,叠加经过组织活化的同心圆结构,将形成新的青年社会网络.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中国乡村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由于制度建设滞后、农民工自身能力缺失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在很大程度上是只具市民化意愿而并无市民化自觉之群体，他们不能完全融入城市又不能安守农村，普遍处于“双重边缘化”的境地。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乡村地区的人才流失，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农村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畅通政治参与渠道，大力培养“新型农民”，将是中国乡村社会建设的科学发展之路。     

“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建构

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合理选择。建构"互强型"国家与乡村社会,从国家或乡镇基层政府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转变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基层政府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公共服务能力;从乡村社会的角度来说,就是要建构起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转变乡镇基层政府职能,增强其公共服务能力,首先应该从改革乡镇长的产生方式着手,改变其授权方式,探索推广乡镇长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转变为直选产生;建构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一方面要继续加强村民自治建设,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另一方面要抓紧建设村民自治组织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增强农村社会的自主性。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建设

“大力培育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农村社会组织”是国务院颁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持续地振兴乡村,实现“农业强、乡村美、农民富”,需要大力培育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农村民力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态发展社会组织、农村生计发展社会组织和农村民生发展社会组织等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对推动乡村民力、生态、生计、民生建设具有特殊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国家应大力孵化这四类农村持续发展型社会组织,并通过主体化、结构化、功能化措施,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创新模式 扎实推进白沙美丽乡村建设

<正>近年来,白沙县强化组织力两量,科学规划,多方筹集资金,启动以"改造农村落后面貌、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发展乡村旅游产业、促进乡村经济增长"为主要内容的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经过两年多的建设,白沙广大农村的居住条件、环境卫生和经济发展等都得到了较大改善,美丽乡村建设初显成效。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民合作

什么是农村公共服务?鼓励农民合作有何意义?作者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指出,乡村社会资本能够使农民通过自主组织解决公共服务问题,它可以动员民间力量解决某些现实难题,并发挥在农村公共秩序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有序治理与无序参与:转型时期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现实挑战

在当前社会快速转型时期越级上访、群体申诉、直接对抗等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情况下,乡村治理所必须的政治文化环境和社会资本构建遭到严重破坏,乡村治理绩效的下降给乡村的发展带来极大困境。破解这一挑战,需要通过培育新型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文化,完善农民制度化参与机制,创造农民制度化参与的社会氛围,推动乡村社会自律以形成农民制度化参与的条件,来为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转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有效的社会资本。     

重塑农民主体自觉:推进乡村振兴之路

以农民主体地位为观察点、农民主体自觉为观测指标,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轨迹,可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较多经验借鉴。广大农民不仅是农村建设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实际受益者,而且还是评判农村发展成效的重要"裁判员"。四十年来的农村发展成绩正在于有效激发了我国农民的主体自觉,既包括集聚认同自觉培育集体精神,强化参与自觉提供动力源泉,还包括夯实行动自觉开展协同合作。但进入新世纪后,农民主体自觉日渐缺位导致了农村发展的失衡失调难题,突出表现为因农民关注下降引发发展信心锐减、农民过度外流导致劳力不足和治理疲软致使组织工作孱弱。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重塑农民主体自觉。一方面,积极强化乡村振兴认同,集聚发展目光,并努力吸引部分农民返乡建设,积攒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理应构建振兴乡村文化体系,营造发展生态,并适时推进农民再组织化工作,强化农村发展中的农民主体协同与合作。     

乡村治理中的权力、经济与文化因素——兼论乡村建设的三个面向

代际权力失衡是乡村治理中经济逻辑覆盖文化权力逻辑的缩影。权力、经济与文化应是乡村建设的三个基本面向,学界对三者的关联及其社会基础分析尚有待整合。在收入提高有限的前提下,重建农民参与性的社会文化网络,应是提高其非物质福利的战略导向。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美丽乡村建设思考

美丽乡村建设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美丽乡村应规划先行,合理布局;立足农业,发展壮大农村经济;因地制宜,彰显地域特色;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人为本,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提升农民素质,才能建设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     

乡村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重新回味费孝通的"双轨制"

以"国家视角"推进的中国乡村建设下乡村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一度由"过下"走向"过和",乡村社会积极呈现某种苍白和无力.回归到乡村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如何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条建设路径发达且并行不悖是核心,如何真正发挥农民的积极性是关键.     

乡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对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解读

"三农"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乡村社会管理问题,创新乡村社会管理是构建和谐乡村的要径。走出乡村社会管理困境,需着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建立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政府改革;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     

西部农村基层组织维护社会稳定的路径选择

西部农村基层组织(本文主要研究乡镇、村、村民小组和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在维护社会稳定中的功能越来越重要.面对日益复杂多样的农村矛盾纠纷,要提高农村基层组织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建立和完善党领导的村民依法自治机制,建立和完善多级联动、系统运作的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工作格局.     

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内涵及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要以制度建设为基础,以完善农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契机,以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活业、活人、活村"为路径。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制度,三权分置是搞活乡村经济的制度设计,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总抓手。乡村振兴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是农民获取城市权利的障碍,土地"二元制度"是导致乡村失去发展权的根源,农村"宅基地制度"是制约农民发展权的瓶颈。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基本路径是:为乡村振兴建设提供规划安排,为乡村振兴用地提供制度支撑,为乡村振兴资金提供政府投入保障,为乡村振兴社会稳定提供安全秩序。     

积极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正>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全面提升农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近期,常熟市政协对全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委员们发现,常熟全市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仍然存在农民自发建立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不高、对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扶持政策的落实不到位、所需人才匮乏、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明显不足等问题。委员们认为,总结和借鉴成功经验,通过组织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特色与关键制度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对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的法定化,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和现代性。作为促进型立法,乡村振兴促进法重在激励,同时促进与约束并重,尤其是要求各级政府履行好法定职责。实施好这部法律,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职能,在一些关键制度上着力,特别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主体地位,规范农村集体的组织和运行,面向市场搞活农民合作经济,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体系。     

层递式动员：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中农民参与的逻辑审思

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农民参与建设行动的积极性反映了乡村治理是否有效。本文以W村的三类公共建设项目为例,分析影响农民参与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干部权责的对等情况影响其动员行为,决定了动员行为与农民需求的匹配程度,由此生成层递式、间断式和错位式三种动员方式,并呈现出与之对应的互动式、任务式和疏离式三类农民参与样态。其中,层递式动员下的有效参与能够助推乡村善治。这启示我们,必须健全干部动员激励机制,对标农民需求,推进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中积极有序的农民参与,以此保障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农村法治中的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及其有效保障

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依法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它的积极参与有利于调和平衡不同主体的利益关系,化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当前,维护农民权益、建立畅通的农村公共利益表达机制已刻不容缓,这对于发育不足的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为此,我们需要营造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保障农村社会组织乃至农民平等自主地参与发展;保障农民土地权益,加大对农业以及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的投入和扶持;从制度上加强权利扶贫,切实保障农村社会组织乃至农民的发展权。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三维空间

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水平不仅是检验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是衡量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文章考察与分析了农民政治参与广度、深度、效度的三维空间,这有利于科学认识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发展规律,构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综合评价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