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注重构建有效推进机制

乡村建设需要动用公共资源,全国各地村情及农民需求差异大,要确保乡村建设取得实效,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构建一个有效的乡村建设推进机制至关重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的具体意见。     

从振兴共同体到共同体振兴：乡村振兴的乡贤逻辑

乡村振兴战略下，乡土社会治理的内生性需求与国家政策的外部性导向为乡贤回归乡村、参与乡村建设提供了可能空间，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独特作用。如何理解和解释乡贤参与乡村建设，激活乡村共同体背后的机制逻辑成为当前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话题。文章基于现实案例，从治理共同体激活、经济共同体复兴与文化共同体唤醒三个维度深度解析包含情感治理、资源整合与文化培育等行动策略在内的振兴机制，并将乡贤视为行动者网络的核心行动者，从问题聚焦、利益捆绑、征召与动员以及异议消除五个层面探讨乡贤兴村的内在逻辑。行动者网络的建立与运行是乡贤兴村的关键逻辑，而加强乡贤文化培育、加强政府资源支持和建构有效的“异议”消除机制是未来推进乡贤参与乡村建设的有效路径。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社会建设参与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不仅参与乡村经济政治建设,而且也参与乡村社会建设。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性质、发展需要和实力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基本内容;捐资捐物、投资建设、扶贫帮带、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路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组织化水平、培养和提高负责人及社员的综合素质,借助政府支持、引领的政策外力,提高其乡村社会建设参与能力,规范其参与乡村社会参与的行为,实现其由单纯的"经济人"向"经济——社会人"的转变。     

新时代乡村建设行动中的农民主体性功能及其实现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农民主体性功能的发挥,关乎乡村建设行动的成败。新时代乡村建设行动的稳步实施,离不开农民主体的探索、建设以及评价等功能。然而农民主体性功能发挥却受到了历史因素、体制因素、组织因素以及内在因素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因此,应从破除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入手,不断提高农民主体的组织化以及增强农民自身综合素质,从而避免乡村建设行动陷入农民主体缺场的困境。     

减免农业税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对湖北省荆门市的调查与思考

减免农业税对工商业不发达地区的乡村两级组织影响最大,有利有弊。主要表现在:堵死了乡村组织向农民收费的口子,有助于乡村干部从繁重的税收任务中解放出来,提高了乡村改革的紧迫性,但也给安置分流人员带来了问题,削弱了乡村组织提供农民所需要的公共物品的能力。要消除不利影响可变乡级政权为县的派出机构、提高村组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控制乡村组的规模、改革乡村干部的评价任用制度。     

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探析

当前,应从制度变迁及其对农村社会和村民行为影响的视角．考察我国乡村治理的制度绩效评估。具体说,就是运用政治发展理论和治理理论方法。从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制度建设、乡村秩序和行为规范、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和政治文化和政治参与六个方面评估我国乡村治理制度绩效。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理念的演进及启示——基于涉农中央一号文件的分析

乡村文化建设理念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思想指引。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发展和村民文化需求共同推动乡村文化建设理念的革新与演进。通过梳理涉农中央一号文件，可对这一演进过程有清晰认知，即改革开放初期文化服务于农村改革、新农村建设侧重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新时代以来注重挖掘文化独特价值和重塑文化自信。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理念的演进对于进一步推动乡村文化建设和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具有重要启示，即坚持党的领导和农民主体作用相贯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相协调、文化血脉赓续和文化创新相融合、乡村文化事业和产业发展共繁荣。     

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需求及实现路径

公共价值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和现实诉求，既符合乡村善治需要，又体现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精神，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乡村振兴中的公共价值实现涉及公共精神、公共空间、公共参与、公共规则以及公共利益等方面。只有从公共价值的本质出发，明晰共建要求，创新共治方式，彰显共享旨归，才能有效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的美好愿景。     

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目标定位、传统模式与路径建构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其关键是乡村秩序的建构,兼具政治性、群众性和效能性三重要求。委托代理模式下的简约治理与直接管控模式下的复合渗透是建构乡村秩序的两种传统模式,但其都缺乏对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行动主体和权力技术的精准关注。以县乡干部为主体,权威体制的"治理吸纳政治"是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最新实践路径,与日趋涌现的"一个核心,多元参与"、"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等基层探索高度契合。     

流动空间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创新研究

在信息化社会与城乡互动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被置于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流动空间中，形成流动性的文化服务。流动空间中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表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文化诉求特点，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此，需要从流动空间视角推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创新发展，在空间上营造灵活多变的组合空间，在功能上拓展复合型美学价值功能，在业态上培育新型特色服务内容，在主体上促进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创造。实施依托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打造场景化的创新空间、统筹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和个性化建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积极拓展外部公共文化资源、构建政府引导下多元力量参与的社会化运营机制等对策措施，以进一步推进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资源整合、场馆共享、功能再造，达到整体优势的最大发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政策的演进与启示 ——基于23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文化建设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这条主线下,体现出从政治认同到文化自信的全面促进、 从外源驱动到内生动力的深层激发、 从一元主导到多元参与的广泛动员,反映出党对乡村文化价值规律的认识更加科学、 全面、 系统.未来的政策设计要进一步回归乡村文化本位,缩小外部规划与村民自主之间的张力,有效拓展政策意图与群众诉求的交集.     

国家与乡村关系视野下的新农村建设

如何处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是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的重大课题。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现实背景,新农村建设中政府的主导作用有其必然性。但是纯粹的政府主导模式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应当加以改革,需要明确政府的职能定位,培育民间组织,动员农民广泛参与,建立政府主导与农民本位相结合的新农村建设模式。     

重塑农民主体自觉:推进乡村振兴之路

以农民主体地位为观察点、农民主体自觉为观测指标,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轨迹,可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较多经验借鉴。广大农民不仅是农村建设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实际受益者,而且还是评判农村发展成效的重要"裁判员"。四十年来的农村发展成绩正在于有效激发了我国农民的主体自觉,既包括集聚认同自觉培育集体精神,强化参与自觉提供动力源泉,还包括夯实行动自觉开展协同合作。但进入新世纪后,农民主体自觉日渐缺位导致了农村发展的失衡失调难题,突出表现为因农民关注下降引发发展信心锐减、农民过度外流导致劳力不足和治理疲软致使组织工作孱弱。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重塑农民主体自觉。一方面,积极强化乡村振兴认同,集聚发展目光,并努力吸引部分农民返乡建设,积攒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理应构建振兴乡村文化体系,营造发展生态,并适时推进农民再组织化工作,强化农村发展中的农民主体协同与合作。     

国家与基层组织关系视角的乡村水利治理

王德福在《重庆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撰文认为，明清以来乡村水利治理经历了民间自治“——”国家动员＋基层组织“——”国家退出与基层组织“——”市场化与农民合作的演进轨迹，这是由国家性质和农民组织状况共同决定的。当下乡村水利治理的困境由国家缺位和基层组织弱化造成，因此，国家应积极介入乡村水利治理，着力重塑基层组织的行动能力，实现国家支持与基层组织的有效对接，建立水利治理的长效机制。     

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的三维空间

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与水平不仅是检验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是衡量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尺。文章考察与分析了农民政治参与广度、深度、效度的三维空间,这有利于科学认识乡村治理中农民政治参与发展规律,构建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综合评价体系,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     

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内在逻辑与实践优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理应在助推乡村发展的同时肩负起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就内在逻辑而言,乡村有效治理能够充分赋能共同富裕,不仅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内驱动力,而且能够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塑造良好环境、奠定基础保障。当前,部分农村基层组织“软弱化”、多元主体治理“离散化”、数字乡村建设“悬浮化”、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等现实困境制约了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影响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推动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强化基层党建引领是核心所在,发挥主体共治优势是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是重要抓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是坚实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家书屋如何抓住机遇并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通过三个典型农家书屋的研究,采用网络调查法和文献研究法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我国农家书屋发展现状,总结出现阶段我国农家书屋发展存在书屋书籍与农民需求不相符、农民对书屋参与程度不高、书屋管理有欠缺、书屋数字化建设滞后和书屋后续投入资金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精准对接农民需求、加强宣传教育、优化管理制度和注重馆员培养、建立统一的数字化管理平台以及创新书屋服务方式等建议,以期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研究

以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数字化时代实现乡村善治的迫切要求。探索性构建了“数字治理-治理能力-治理绩效”的逻辑分析框架,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数字乡村试点县与非试点县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了以数字化党群教育、数字化村务管理和数字化民主监督为表征的数字治理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效果及潜在路径。研究表明,农民数字治理参与显著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且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乡村法治能力、德治能力以及乡村治理的政治绩效和福利溢出的促进作用。农民数字治理参与不仅直接促进乡村治理绩效改善,还可通过乡村治理能力尤其是德治能力和法治能力提升间接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研究还发现,农民数字治理参与削弱了村庄空心化程度对乡村治理能力的负向影响,强化了村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息化环境对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绩效的积极作用。据此,从完善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机制设计、多路径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增强发展包容性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生活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及其解释——基于中部地区S省的实践考察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党的二十大再次作出部署：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在乡村公共治理场域，国家、乡村社会和农民作为重要的结构力量与实践主体，共同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S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说明：依托国家高位推动、地方政府专项部署与生活场域机制构建的耦合作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逐步深入农民日常生活，实现与农民以家户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对接”。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治理资源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逻辑,持续重塑农民生活空间，以家户为治理单元规范农民生活秩序，并通过现代化改造形塑农民生活实践，进一步赋能农民主体参与，从而建立起治理的长效机制。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当代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从农村政治的实际运行中可区分为农民的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非制度化参与反映了正式制度化参与的缺乏与低效，只有制度化参与的渠道宽广而且有效，对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有极大阻碍的非制度化参与才可能减少，乡村民主才可能得到真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