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区服刑人员外出经商务工立法探析

外出经商务工是社区服刑人员的重要谋生途径,立法上应予以肯定并严格规范,我国多省市县对此进行了大量立法探索。《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13条的新规定实际上否认了该现象的可能性,不利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故必须予以修正。未来《社区矫正法》应肯定社区服刑人员的外出经商务工权,并制定分类管理、严格申请审批程序、委托监管、异地管理等规范细则以解决"脱管"问题。     

我国社区服刑人员外出经商务工立法探析

外出经商务工是社区服刑人员的重要谋生途径,立法上应予以肯定并严格规范,我国多省市县对此进行了大量立法探索。《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13条的新规定实际上否认了该现象的可能性,不利于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故必须予以修正。未来《社区矫正法》应肯定社区服刑人员的外出经商务工权,并制定分类管理、严格申请审批程序、委托监管、异地管理等规范细则以解决"脱管"问题。     

社区矫正教育中的认知偏差及其调整

部分社区矫正工作者和许多社区服刑人员在社区矫正过程中都存在认知偏差,使社区服刑人员在接受社区矫正期间产生各种不良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影响其顺利回归社会,不能够按期解矫。对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区服刑人员的认知偏差进行调整,是一种简单、直观、操作性强的社区矫正教育矫正方法,是当前最具有应用前景的社区服刑人员教育干预的手段之一。     

关于女性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现状的调查与研究

推动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创新是当前社会治安必须关注的重要环节。社区矫正作为特殊人群帮教管理的一种重要方法,在新形势新情况下,更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针对目前女性社区服刑人员的特点和当前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进一步完善女性社区服刑人员社区矫正,需要尽快建立社区矫正工作人员队伍,完善社区矫正项目,创新社区矫正方法,提高社区矫正的社会化水平,加强社区矫正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区矫正的相关立法。     

谈心理服务介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必要性

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具有特殊的身心发展状态,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必须探索与之相适应的矫正项目。心理服务具有专业科学性、对象针对性及特殊的"中介作用"等独特专业优势,可以有效提升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效果,促进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专业化和个别化建设。     

论我国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评估体系的构建

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评估是检验社区服刑人员矫正质量和社区矫正工作效果的重要手段，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关键环节和基础工作。以社区服刑人员再社会化为中心，遵循罪犯矫正的本质与规律，构建科学、实效的社区服刑人员矫正效果评估体系，是提升社区矫正工作整体水平，促进社区矫正工作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要求。     

社区矫正法治化:转型与升级

我国社区矫正工作必须和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同步推进,实现法治化的转型与升级。社区矫正工作理念要从法制治理向法治治理升级;对服刑人员属性的价值判断从一元化到多元化升级;对社区矫正的行刑属性认知上,由空间物理强制转向行刑仪式化,由标签化的外在表现向人性化的内在展示转型与升级;对服刑人员的社会评价功能由肉体控制和精神惩戒向"健全人"和"健康人"转型与升级;社区矫正的实践要从依法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要求转向社区矫正法治化的实践。树立法治目标,崇尚法治理念,重构法治精神,追求法治愿景是社区矫正法治化的标志和文化符号。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探究——以福建厦门市某区为样本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从法律上明确肯定了社区矫正制度,对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从此有了法律依据。目前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已基本纳入社区矫正,随着非监禁刑监管方式的变化,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从社区矫正工作的角度对矫正对象重新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对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和谐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对我国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的思考

2003年由"两院两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的通知>中所确立的社区矫正组织管理模式是: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组织有关单位和社区基层组织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会同公安机关搞好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督考察,组织协调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教育改造和帮助工作.街道、乡镇司法所要具体承担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工作".经过7年多的...     

论社区矫正制度的司法完善

在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由试点到全面铺开的情形下,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创造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立法滞后、制度不健全、管理手段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监控机制尚未形成等。因此,为了顺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管理,确保社区矫正的有效性,实现刑罪的目的,加快社区矫正法制化建设,有必要从实体上、程序上、组织上加强和完善社会矫正制度。     

中国的社区矫正制度——以英美对我国的启示为切入点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同时《决定》还指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在社区中对服刑人员执行刑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符合国际社会行刑的历史发展渊源和当今的行刑趋势,在西方发达国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将其引入我国实践,必将有利于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改造,促进刑法的轻刑化,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完善非监禁刑,行刑社会化,预防犯罪、矫正犯罪、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我国社区矫正实施中的问题及对策

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其在我国试点实施已近五年,但实施过程中的某些问题严重制约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构建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长效机制目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完善社区矫正立法、统一刑罚执行权、加快非政府组织的培育、加强对司法所人、财、物的保障。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探析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对于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保障良好的教育改造效果、实现国家行刑资源的有效配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法律规范缺失、社区矫正适用率不高、社区组织基础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应该通过逐渐完善社区矫正立法、创新完善社区矫正工作机制、拓展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积极推进社区建设,发挥社区应有的功能等途径,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     

中国特色社区矫正模式的探索——以浙江省嘉兴市司法局的实践为例

社区矫正制度作为我国刑罚执行的新型制度形态,一经实践就在理论上引起了诸多争议。在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建设中,社区矫正队伍应立足于专职干部整体素质的提高,强化社区矫正中心在管理和具体执行中的主导作用。浙江省嘉兴市司法局在实践中探索的"先锋助矫"模式,对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创新具有示范作用。     

社区矫正教育模式创新刍议

社区矫正作为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一种创新,其内容包括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教育和帮扶。其中,矫正教育置于社区矫正的中心位置,其是社区矫正工作成败的关键。我们只有不断检视社区矫正中矫正对象教育存在的问题,创新社区矫正对象教育的方法和措施,才能减少重新违法犯罪,践行社会管理创新及社会治安的良性循环,实现社区矫正的终极目标。     

行刑新构造下的立法协调与衔接

行刑立法的协调与完善必须适应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一体两翼"的"新常态"。为实现立法内部协调及外部对接,应进一步完善社区行刑立法,并尽快重启《监狱法》的修订,如监狱人民警察的职权、暂予监外执行的程式、社区服刑人员的收监条件及体检等规定均凾待厘定。明确监禁行刑与社区行刑的衔接缺口是健全行刑立法体系的重要前提,因而立法规范的协调统一应注重监禁刑执行和非监禁刑执行的前后贯通与互动衔接,并兼顾公、检、法、司各部门的协调配合及职责分工,致力于构建与行刑一体化相同步的统一刑罚执行制度。     

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

由于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的身心特点,需要对他们实行特殊的社区矫正制度。对此,应当恰当作出刑事判决、发展专门工作队伍、恰当开展矫正工作、努力避免消极标定。这些方面应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发展方向。     

社区矫正立法中应当明确的四个问题

社区矫正试点中的老问题未解决，推广中又遇新问题。社区矫正的成效依赖于制度机制的健全，资金的到位和社区的发育。对于社区矫正这样一项刑罚执行活动．一部具有全国性效力的法律的颁行应当是前提性的。本文根据最早试点地区的经验和问题，提出立法时应着力解决四大问题：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执行机关，奖惩措施和社区服刑人员的人身危险性评估。     

论社区矫正风险评估

当前,在各地开展的社区矫正工作中,涉及风险评估的相关制度正在建立。基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实际状况和开展风险评估工作的迫切需要,可以先行设计出一套《社区服刑人员风险评估测评量表(试行)》。通过该套量表的测评,大致可以确定出每个服刑人员的危险程度并进而确定对其进行工作的重点,从而有效地促进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论社区矫正对象的选择

社区矫正对象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区矫正制度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和实际效能.作为试点阶段的权宜之计,目前我国将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划定为"五种人"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选择标准不统一和发展空间狭窄的弊病.因此,有必要对比和借鉴国外社区矫正对象选择的现状,对我国的对象选择范围进行适当的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