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医疗过失与因果关系之鉴定和认定的思考

我国法律在医疗过失和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上,应坚持医疗＂专家＂判断和＂同行＂鉴定,旨力于构建平衡患者利益和医方利益的规则,区分医疗专家意见和法官法律判断,区分违反通常诊疗义务的医疗侵权和违反告知义务的医疗侵权,区分＂合理医生＂标准、＂医疗水平＂标准和＂医疗常规＂标准。     

简论侵权责任法中“当时医疗水平”的认定方式

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中两处规定＂当时医疗水平＂,用以界定医疗机构承担责任的情形和范围。但由于医疗水平受医务人员专业水平、医疗设施、医疗场地以及医疗行为本身所有的专业性、变化性等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很难作出一个医患双方都能接受的认定,如何将其认定更加科学化、准确化并没有更明确的规定,其在实务中极容易产生争议。本文指出采用鉴定的方法确定＂当时医疗水平＂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司法实践中富有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     

医疗损害司法鉴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通过对我国目前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二元化＂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讨论,指出两种鉴定制度设计的利弊,尤其认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中过度关注＂违法性＂,未关注注意义务。据此,从合法性、公正性和科学性方面初步探讨构建医疗损害司法鉴定＂一元化＂鉴定模式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建立＂一元化＂的鉴定主体、鉴定方法和鉴定制度的可能性,有助于确保医疗损害司法鉴定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医疗过失鉴定需遵循的原则

医疗纠纷解决中的核心问题是医疗过失的技术鉴定问题,在鉴定实务中,确立判定医疗过失的原则,则是此核心中的核心。本文旨在探讨＂医疗过失评判的基本原则＂,以期规范和指导相关鉴定工作。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应包括：（1）遵循＂专业性判断＂的原则;（2）以＂注意义务作为医疗过失判断基准＂的原则;（3）以＂是否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为审查原则;（4）对＂医疗紧急处置行为的宽泛性＂原则;（5）＂告知-知情-同意＂的原则;（6）＂并发症的审查＂原则;（7）＂医疗意外的免责＂原则等。     

医疗过失与因果关系之认定：英美法中的理论与具体规则

英美法在医疗过失之认定上,遵循着基本的＂合理医生＂标准。英美法中的Bolam测试标准和＂两种流派＂原则在贯彻＂合理医生＂标准的同时,提供了一个司法者有必要对医学行业观点给予极大尊重的场景。英美法在医疗诉讼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上,强调法律上因果关系与科学因果关系之不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推断规则进一步强化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在技术层面,＂若无则不＂法则和＂实质诱发＂规则是获得一致认可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风险之实质性增加＂规则和＂机会丧失＂理论在医疗诉讼中的应用存在诸多疑问。不管是医疗过失的认定,还是因果关系的认定,医疗诉讼中的知情同意案件均呈现了特殊的一面。     

Daubert案与科学证据的采纳

Ｄａｕｂｅｒｔ案与科学证据的采纳张凤芹编译在医疗不当案处理中，１９９３年以前，美国法庭对科学证据的采纳一直遵循１９２３年Ｆｒｙｅｖｓ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案的法则──科学证据应具＂普遍接受性＂或＂权威认可性＂。但１９９３年的Ｄａｕｂｅｒｔ案对此产生...     

美国医疗责任中的“预先征得病人同意”之浅析

美国医疗责任中的“预先征得病人同意”之浅析毛峰一＂预先征得病人同意＂，这种学说的主要思想是人所共知的＂信托关系＂。一个对他人负有诚实信用义务的人应对自己任何歪曲事实的行为承担责任，无论其行为是通过何种形式，公开的或者是肯定的。假设一个人想购买一辆车或...     

从一起“医闹”事件思考“医闹”成因与对策

通过某医院处置一起＂医闹＂事件,分析成因,提出实行医疗体制改革、建立第三方医患纠纷调解机制、完善医疗责任保险、设立医疗风险救济、政府部门通力合作、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等解决＂医闹＂的建议。     

美国如何教育“富二代”

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家精英教会高中男校的教育,颇值得中国的＂富二代＂及父母参考。这所高中的校训是＂为了别人的人＂。所有学生毕业前必须从事至少40个小时社会服务,主要项目是到校内的救济中心给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     

医疗费用合理性及相关问题的法医学鉴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实施以来,随着公民维权的法律意识日益提高,医疗费用合理性评估及相关医护问题的鉴定案件明显增多,其中,医疗费用合理性评估的专业性极强、鉴定尤为复杂,几乎同时涉及所有临床医疗专科和诊疗项目。但是,目前国内尚缺乏这方面鉴定的统一规范和指南,由此导致此类鉴定的主观随意性强,不同地区、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具体操作差异大,常出现＂同案不同鉴＂情况,易引起法医与医疗机构或者患方的争议。在此结合法医临床学鉴定实践,以及医学、法医学理论和临床诊疗常规等相关文献,系统地探讨了医疗费用合理性审查法医学鉴定的具体思路、操作步骤、相关原则及其他相关事项。     

风险社会与政府危机管理创新

现代社会风险的运行逻辑,标志着反思性风险社会从理论形态开始成为人类社会的实践。本文认为,现代社会风险的“人化”、“制度化”和“全球化”等本质特征,对传统政府管理职能、政府管理体制和民族国家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风险社会下的政府危机管理创新包括以下三个层面:政府管理职能从统治到善治的创新,政府管理体制从传统官僚科层制向全面危机管理体制创新,政府管理模式从民族福利国家管理模式向国际复合型危机管理模式的创新。     

论现代新型政府及实现的根本途径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构建新型政府已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历史性任务。现代新型政府,即现代责任政府,具有民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等特征。构建现代责任政府是我国行政改革的最终目标,而提高执政能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     

论政府的信息形成权及当事人义务

在政府信息公开问题背后,隐藏着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政府信息的来源和收集。政府具有信息形成权,其合法性基础在于正确行政决策和信用社会建构以及政府保护私人权利和公共利益之管制权的有效运用的需要。政府具有自主形成信息的权力,也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享有强制性信息申报请求权、信息强制保留请求权、信息强制披露请求权、信息调查权、信息档案形成权和保持权、信息技术使用权、获得信息预算支持权以及对违法信息收集的制裁权。政府的信息形成权的运用也给相关当事人带来了负担和义务,因此在信息领域应妥当处理政府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平衡关系及合理地运用平衡技术。     

政府职能转变与诚信原则

政府职能由管理到服务的转变已是一个现实的趋势,诚信原则在行政法上的适用也已为多数学者所认可。政府角色的重新塑造和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必然伴随着政府行为方式的根本变革,如大量行政指导行为和行政合同的出现,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运用。这种新型的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诚信。     

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特色、过程与角色

健全和完善政府治理体系,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和目标。为此,中国共产党在基于中国国情和多年改革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了“整体性治理”的党和国家机构的全面深化改革,从而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政府治理格局。我国政府治理体系的构建,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民政府与法治政府的内涵建设,将人民政府打造成体现多种功能的多维人民政府。     

创新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职能模式 推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民族地区政府在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协调发展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民族地区政府职能模式的改革与建构,政府职能模式的配置与运行方式的转变,既要遵循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总方向,又要符合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特点和现实需要。即民族地区政府主导型职能模式的存在有某种合理性,又有向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必要性。因此,民族地区政府职能模式的建构不仅要充分考虑到经济调控、管理、规范等职能,而且要与提供公共产品、助推公民社会成熟之间实现有效衔接。     

论服务型政府的法治理念与制度构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进步的进程始终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政府治理方式的发展。在政府治理方式的发展进程中,政府职能转化则是核心步骤。在政府职能转化目标上,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建构服务型政府。构建服务型政府,既是对我国政府改革和发展方向的重新定位,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既是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政府职能与行政管理体制的需要,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从政府规制与服务型政府的契合出发,服务型政府应当有相应的法治理念,呼唤开放的、公开的治理模式和公众参与制度。     

政府理性的演进逻辑及其现代性思考

政府理性与政府行动的价值取向及政府所选择的行政模式有关。政府理性是伴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公共行政模式的转变而逐渐具备现代性的。政府理性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曾一度被市场理性淹没,又在管理主义之风盛行之下将自身的价值理性迷失,最后在与社会及公民形成的互动治理网络中通过公共协商的方式找到了现代性。现代政府的理性是公共理性。     

当代中国行政控权理论的理性选择

西方传统控权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从红灯理论到绿灯理论反映了西方在对待行政权力态度上的变化,但对于控制政府权力的观点始终没有变化。当代,由于行政权力的扩张,对公民权利侵犯的潜在威胁也随之增大。目前,中国行政权力的滥用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和社会稳定。因此,借鉴西方控权理论的合理内容,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适合中国的行政控权途径十分重要。本文认为,程序控制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机制及风险防范机制研究

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持续累积。所孕育的财政和金融风险不断放大。我国地方债务形成既有其深刻的内在体制性原因，又有外在的媒介性平台。因此，建立地方债务风险防范机制，抑制地方债务过度膨胀，是有效化解债务风险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