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和议"议出和谐乡村

和谐乡村建设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党的十九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面对乡村社会政策落实不到位、利益纠纷不清、矛盾化解不断等长期困扰乡村治理的难题,应逐渐探索建立"三级和议"制度,解决乡村社会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构建一条最深入基层、反应最迅速、化解矛盾最有效的基层利益纠纷和矛盾解决机制,从而打造一种现代化的乡村治理新模式。     

“现代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纠纷解决的策略选择与证成

社会转型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乡村形成了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现代熟人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中,传统的大家庭解体,个体化的小家庭不常驻于村,常驻村民纠纷、传统的家庭婆媳纠纷都趋于减少。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出现了因土地征收引发的新型村民纠纷。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强力冲击,村民在纠纷解决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性,这是乡土民情与现代司法碰撞之后,村民对纠纷生态环境的理性回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国家对乡村纠纷解决的回应,必须立足乡村的本土资源,因时、因势、因地而为。     

社会矛盾化解视野下的派出所解纷权——以一起自杀式讨薪案的处置为例

自杀式讨薪行为是一种底层的不"体面"、不"正规"、不合法的纠纷解决方式。民间纠纷的当事人常常以扩大纠纷的方式解决纠纷,调解这类含有暴力因素或有危害公共秩序之虞的因素的民间纠纷,成为当前派出所日常工作的一个主要项目。民警在这类案件中的功能,主要是充当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控制者、缓冲者、疏导者、协调者的角色。派出所的民间纠纷解决权,是底层大众解纷需求的产物,以此为核心的派出所调解机制的实践反映了底层解纷机制对当代中国法治进程的影响。     

乡村社会的民间法与纠纷解决--来自河北保定冀北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

河北省保定市冀北村至今还保留着"招墓角"这一民间婚姻风俗。笔者通过对该村"招墓角"家庭纠纷的调查发现,从表象上看,人民调解成为了该村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方式,国家法似乎有了某种"失灵"的迹象。因此,必须客观认识民间法在乡村纠纷解决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二者虽然存在着结构性断裂,但也有着共同的逻辑基础。在当今文化多元化、纠纷多样化的乡村社会,应当构建适合乡村社会自身特点的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集市与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以滇中W县龙村定期集市为样本的分析

定期集市对乡村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变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多方面影响:集市引发人们纠纷观念的转变,使得纠纷类型呈现了新的特点,带来纠纷解决主体地位和作用的消长,引发纠纷解决方式的不断变革.面对市场化、全球化背景下民间传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式微,国家正式和非正式纠纷解决机构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村民权利观和民主意识的逐渐觉醒,应渐进地构建适应新形势需要的乡村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刑事冤错案件防范的道与术

刑事冤错案的防范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将理念之道与操作之术相结合。道之方面,即在文化理念上需要摒弃"家长主义"的不当思维,贯彻落实平等民主的法治观念。术之方面,即在是否构罪的判断上,恪守从违法到责任、从行为到罪过、客观优先的思维模式;在证据审查上,坚持从客观性证据到主观性证据的递进式判断,以"建构"起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据体系,再通过交互式检验对证据体系进行"解构",使认定的案件事实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通过理念之道的转变与操作之术优化,切实防范冤错案件的发生。     

再论“迎法下乡”——基于鄂西D村村干部矛盾纠纷调解实践的考察

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乡村法律实践一直是学者关注的议题,但其实践的乡村法律环境及其功能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并对基层治理造成影响。一方面,税费改革与打工经济的兴起,导致乡村社会异质性凸显、乡村社会交往的货币化、村民关系的"原子化"及村干部治权弱化,依托村庄规范形成的传统集体约束力下降,难以仅靠乡村干部的"本土权威"实现纠纷调解,催生了乡村社会的法治土壤;另一方面,矛盾纠纷本身性质的变化,村民行动逻辑由"伦理导向"转为"利益导向",更加追逐"权责利"的量化对等,与村干部的传统治理能力形成错位。这两方面因素致使乡村矛盾纠纷调解越发难以"内部化解",但在"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的行政体制压力下,村干部具有援引法律规则以解决纠纷问题的内在治理需求,因而,法律实践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理资源。     

冤案沉思：刑事司法进路的困与解——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为样本分析

通过梳理近年来典型刑讯冤案可以明白冤错产生的症结和规律,认真反思发现其中很多问题并非能够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定》①的出台而得到实质性解决。欲在司法实践中落实该规定,根除刑讯,首先需要解决规则之外的痼疾,然后解决规则之中的不足与缺位,再解决规则之延伸——有区别地排除毒树之果。惟其如此,才能从制度上确立冤错案件的防纠机制,最大限度地杜绝冤错案件的发生。     

基层治理视阈中的乡村人民调解制度——以一个村庄人民调解文本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利益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乡村纠纷也日益涌现。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云南一个村庄的调解卷宗为例,从组织结构、权力基础、行为过程三个角度来阐释其背后的权力塑造与输出,并将塑造过程划分为非正式权力、"国家"的出场与调解过程行政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乡村调解放在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进行延伸分析,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阈中,乡村调解不仅是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工具,更是一种基层治理技术。     

基层治理视阈中的乡村人民调解制度——以一个村庄人民调解文本为例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人们的利益与权利意识逐渐觉醒,乡村纠纷也日益涌现。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人民调解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云南一个村庄的调解卷宗为例,从组织结构、权力基础、行为过程三个角度来阐释其背后的权力塑造与输出,并将塑造过程划分为非正式权力、"国家"的出场与调解过程行政化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将乡村调解放在基层社会治理视角下进行延伸分析,认为在基层社会治理的视阈中,乡村调解不仅是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工具,更是一种基层治理技术。     

《张志超无罪归来》系列报道之一 张志超案,缘何来来回回走了15年?

在中国,一件冤错案的平反,需要依法治国的大好形势,需要司法机关忠于法律勇于纠错,需要当事人及其亲属的坚持,也需要很多民间力量的参与,尤其是法学学者、辩护律师和媒体记者对平反冤错案的关注、推动和支持。通过党的十八大以来被平反的所有案例证明,这是平反冤错案的重要推动力量。张志超案就是一个典型。     

构建新型乡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建立和完善一套科学完备的纠纷解决机制,是衡量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新时代我国乡村社会治理与纠纷解决正在发生着结构性变化。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发展背景下,乡村场域下纠纷化解过程中难点与问题的破解,需要推动建立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解纷效果更突出、综合体系更完善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试论我国农村土地纠纷的现状及解决机制

农村因土地征收、耕地转包引发的纠纷,不仅影响到农村的社会稳定,而且已成为乡村治理的一大难题。针对错综复杂的农村土地纠纷,必须构建可行的纠纷解决机制,具体的对策就是在完善诉讼与调解制度的基础上,让诉讼与调解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是解决当前乡村社会治理难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乡村治理研究

协商民主被有的学者概括为一种治理机制,内在的包含了"合作、互动、公开"等民主治理核心要素。而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底层微观设计,与协商民主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因此,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协商民主理论更好的服务于乡村基层治理实践。针对当下我国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乡政村治共谋化价值困境、精英治村丛林化功能困境以及普通民众原子化交往困境,我们需要从协商民主的现实语境出发进一步探讨乡村基层治理的发展之道,主要包括:以协商民主保障乡村基层治理的公开性;以协商民主提高乡村基层治理的互动性;以协商民主增强乡村基层治理的合作性。     

无纠纷之“水利社会”——黔中鲍屯的案例

"水利纠纷"是过往"水利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在黔中乡村鲍屯小型"水利社会"中没有发现纠纷的存在,其原因有水源充足、工程设计合理、村民和族人和睦相处、灌溉范围狭小及无水权观念。因此,这样的"水利社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水利文化,展示了"水利社会"的多样性。     

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研究——基于三种实践模式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是中国式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机制创新,是实现维护社会秩序和激发社会活力有机统一的重要路径。实践中,形成了行政机关主导模式、法院主导模式和检察机关主导模式三种主要类型。三类实践模式存在着矛盾纠纷化解过度追求非诉讼化、矛盾纠纷调处协同联动不畅、矛盾纠纷预防系统性阙如等失范风险,以致难以实现修复利益关系、融合治理力量、塑造法治思维和预防矛盾纠纷的治理功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优化矛盾纠纷分流化解机制、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调处机制、建立健全矛盾纠纷预防机制,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社会风险的治理效能。     

法律文化视角下的医疗纠纷

在法律的语境中,现代社会的不断医学化使法律授权医学接管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医学权力据此悄然扩张但法律的制衡却稍显落后;法律规定医患双方法律关系的性质的不同以及医患双方身份和权利义务关系的转化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现代医疗纠纷的频发。作为纠纷的一种,医疗纠纷的解决也是一种过程而不是单纯的一种事件,纠纷当事人在纠纷解决中处于互动的过程,当事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维度影响着当事人纠纷策略的选择和纠纷的解决。     

民间借贷 “潜行”当止

与其继续让它们以"地下"的形式自发存在,并以潜规则方式运行,不断地在"地下"发挥作用、累积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还不如干脆对它们放开实行"两化":"阳光化"与"合法化"     

乡村文化“内卷化”问题何解

现阶段,我国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公共文化建设展现出"内卷化"和"主体缺失"等问题。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促进公共文化发展,需要完善服务供给制度与反馈机制、培育农村文化建设主体的自觉意识与创造能力、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从而不断提高乡村社会的文明程度。     

国家与乡村关系的实践进路及反思

国家与乡村关系是关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命题,有两种实践进路:一种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现代—传统"关系,表现为通过现代城镇及社区取代传统乡村,通过"资源下乡"和升级达标任务改造传统乡村,通过现代认证和个人权利保障解构传统乡村;另外一种是国家与乡村之间的"政权—社会"关系,人民公社时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完成了组织载体层面的建设,但现代治理规则层面的建设还没有彻底完成。后税费时代的当下,国家进一步对政权建设的组织载体进行强化,并不断将现代治理规则嵌入到乡村社会之中。在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既需要对支撑"发展主义"的"锦标赛"体制进行反思,也需对行政体系推动国家政权建设的趋势进行反思。解决存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建立起联结国家与乡村的"中间层",夯实国家权力与乡村权利的平等协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