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乡村政治新秩序--评《当代中国农村治理结构探究》

在农村政治发展中，农村党组织(主要是党支部)与村民自治组织(主要是村委会)的关系问题，是农村村级组织建设和制度安排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当代中国，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作为村级组织的主导力量，是农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组织者、管理者，担负着贯彻和落实党和国家方针政策、动员组织农村社会力量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稳定农村社会政治秩序的重要任务。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制度变迁、体制运行、权力与利益结构调整的复杂性，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与冲突。这种现象弱化了农村村级组织的功能与权威，…     

论乡政村治模式下的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

“乡政村治”模式下乡村治理的难题在于“乡政”与“村治”的矛盾，实质是乡镇行政管理权与村民自治权两种权力的冲突。在观念层面上，政府需要转变传统的管制行政理念，村民需要转变片面的过度自治理念；在制度层面上，要明确界定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与村党支部之间的关系；从制度外因素来看，可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协调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还可通过乡镇干部与村干部之间的“私人感情”联络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     

行政吸纳与村庄“政治”的塌陷——村民自治制度的运行困境与出路

从政治与行政的分析框架来看，“乡政村治”的制度安排实际上就是乡镇行政体系与村庄政治的并存格局。村民自治的运行困境主要来自于行政吸纳所导致的村庄政治的塌陷。重建村庄政治生活需要扩大村民自治的范围、重建乡村社区、强化村民各项公民权利。     

群体性事件与基层基础工作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与基层党政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及其所从事的工作有着密切的关系,它反映了群众对基层党政组织、群众自治组织信任程度的降低,也反映了基层党政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社会控制能力的弱化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机制不完善.要有效地预防和妥善地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加强基层党政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和法制教育,建立和完善处置社会矛盾的各项工作制度.     

“参与民主”视域下农村政治参与制度探微

"参与民主"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它重新解释了政治与参与的含义,倡导"直接参与与代议民主"的政治模式,是一种渐进式改革方案。"参与民主"适应了经济发展条件下大众的民主需求,对推动我国基层民主自治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的农村政治参与制度经历了人民公社时期与村民自治时期,受乡镇行政权力干预、农村政治参与制度供给不足与政治参与主体性低等多种政治系统因素的综合影响,目前的农村政治参与已进入拐点,农村政治参与制度需要转向。理顺乡村关系,加强农村政治参与制度建设、农民主体培育、乡镇政府与村民互动可优化农村政治参与制度。     

村头官僚、政策变通与乡村政策的实践逻辑——村干部政策角色的一个解释框架

通过若干农村政策执行案例的解读,分析村干部在执行国家政策中"村头官僚"角色的生成理路与行动逻辑。由于国家对乡村组织功能的双重定位,村干部在政策执行中事实上处于"第三领域"的自由政治空间,使其从忠实代理人角色向追逐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村头官僚"角色蜕变,他们通过政策规则的利益化、政策价值的权力化、政策认同的村庄化,解构和重构了国家政策的文本逻辑,导致了国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执行扭曲。要实现村干部政策角色的正确回归,一方面应加强对村干部政策执行行为的监督和约束,保证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实现,另一方面应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乡村治理制度,实现基层政权的现代公共性转型,使国家政策执行更具活力与绩效。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完善与修改

基于新时代社会矛盾的变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及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背景,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完善和修改应当坚持遵守法治、部分修改和分类处理的原则。具体而言,在坚持村民自治的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力图在行政与自治之间保持平衡。一方面,通过落实村务监督机制和促成基层协商格局等手段完善村民内部自治格局;另一方面,通过增强自治权利保障及救济制度、理顺乡村关系等途径以限制外部行政影响。在修法时,法律空白之处应当新增,自治机制薄弱之处应予以完善,不顺应现实及存在逻辑悖论之处应予修改,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村民自治。     

对意思表示是行政行为成立一般要素的质疑

行政法律关系中缺乏意思自治的地位平等基础，行政主体在做出行为时缺乏自由选择的空间，行政法律行为的意思有悖于意思自治的基本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并不一定是行政机关的意思表示。意思因素不具有识别出行政行为的功能，并且其自身的行政属性还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因此，意思因素不是行政行为成立的一般要素。     

村民自治与成都农村新世纪发展——成都农村地方治理若干问题研究

作者认为,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对于促进成都农村新世纪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在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应把村民自治作为理顺农村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类矛盾的重要措施纳入议事日程;同时应注意摆正乡政村治关系,注重农村发展环境构建,以制度创新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     

论行政争议处理和谐之路：行政调解

构建和谐社会这一系统工程，需要建立与完善诸多制度。从灵活、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角度考虑。行政调解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一环。目前，对行政调解制度的忽视，给法治进程带来诸多隐性的不和谐现象。在新的社会形势下，必须重视行政调解，不断完善行政调解制度，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增进社会和谐方面的功能与作用。     

论我国农民政治参与的问题及对策——基于村民民主自治的视角

农村居民的民主自治是实现基层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我国农民的整体政治素质较低、农村经济比较落后、民主法制不健全等方面的原因，农村的民主自治存在农民民主自治的能力不足、农民缺乏主动参与政治的热情、自治渠道不通畅、形式单一等问题。为此，应提高农民教育水平和政治文化素养，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农民政治参与提供物质基础，建立和完善农村地区农民政治参与的保障机制。     

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理论新探———民治与效率的价值抉择及实现之维简

目前对于古德诺政治与行政理论的研究为数不少，但存在不科学、不完整的问题。民治与效率的价值追求与实现是古氏理论内涵的逻辑，依此逻辑而述有助于正确理解古氏理论。在三权分立、地方自治、政党分赃与法外制度的语境下，古德诺针对当时美国政府民治与效率的不足，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法”这一功能性前提，以及政治适度控制行政、行政适度集权、政党的法治化管理三项改革策略。     

论公法人制度建构的意义和治理功能

在现代行政组织体制中,公法人是一项重要的组织手段与法律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法人的身份独立与行为自主,实现行政的自治与绩效。因此,以公法人这一组织形态作为行政治理手段是现代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我国,改革所引发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反映到法律层面可以概括为由官僚化的单位治理模式向自主化的法人治理模式的演变,体现为法人作为一种组织形态与治理模式在实践中得以逐渐落实。公法人作为一种国家治理的组织手段,其制度功能体现为两个方面,即以法人格化的方式实现行政分权下的自治,以法人化的方式应对科层制的弊端。     

“两新”组织党组织作用发挥存在难题及对策探析

当前“两新”组织党组织建设存在两大困难，即均缺乏强势的行政依托、缺乏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作用发挥存在三大难题，即存在组织基础、工作基础、工作对象的思想基础相对薄弱，缺乏有力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支撑，受到产权属性的制约等。而解决存在难题的对策是必须处理好三大关系，即它与“两新”组织行政决策层的关系，它的保证监督职能与促进“两新”组织发展职能的关系，它与职工群众的关系。     

国家政权建设背景下的行政控制——南京国民政府“乡村自治”的实践路径、历史困局及当代启示

20世纪20、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以法律形式将乡村自治确定为国家政治制度。由于国民政府以"行政控制"为实践路径,严重背离了地方自治的制度精神,导致政府与农村社会之间缺乏良性互动与有效合作。农村社会的排拒使"乡村自治"制度最终在多数地方流于形式。     

主体或空间：论社区矫正的模式选择

社区矫正制度有国家主导和社区自治两种模式。目前我国选择的是单纯转换行刑空间的国家机关主导模式，这造成了执行主体在法律规范上的矛盾，进而影响到了社区矫正的实施及效果。应当建立发挥社区自治为主的社区矫正模式．在统一立法的基础上，加强作为执行主体的社区建设。     

村民自治的制约因素及解决策略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保障,是广大农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具体举措,它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被实践所证明。这一制度在有效执行上还不够完善,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亟待解决。改革开放后,农民物质生活得到提高的同时,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实施出现了新的制约因素。面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制约因素,要打破束缚,扫除障碍。通过对农村、农民思想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的现状进行客观分析,找出村民自治制度的制约因素和解决策略,为村民自治这一长期的实践活动提供理论参考。     

公共选择理论对现代行政法治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统一了政治领域的人性假设与市场领域内的人性假设,统一了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动机,克服了传统行政法理论在行为动机假设上的逻辑矛盾,为理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对现代行政法治很有启示:一是要正视合理私利,加强权力制约;二是要引入竞争机制,形成内外激励;三是要重视程序制度建设,保障公民参与权;四是要放松全面管制,推进社会自治。     

基层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级差政治信任"格局中表现出来的"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与以往一以贯之的高度政治信任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严重。其原因,宏观层面来是利益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和制度缺失导致政府对社会问题回应滞后引发公众不满;微观层面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官员贪腐和政府行政行为异化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制度层面重建社会公正、推进制度反腐,从社会治理层面加强矛盾化解,从规范行政行为层面重塑政府形象是重建政府管理权威,提升公众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径。     

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遭遇社会转型拐点，社会矛盾十分复杂，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确保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把社会管理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进一步强化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社会管理意识，转变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方式方法，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提高政府保障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委和政府的主导作用，理顺乡镇街道政府机构与城乡社区自治组织的关系，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同社会自治功能的有效衔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的良性互动。形成城乡基层社会管理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