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一种妥协的立场上——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妥协是变革与保守之间的中间立场,而"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正是基于妥协的立场而提出的。实际上,法律效果可视为是一种保守立场,社会效果可视为是一种变革立场。因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这一理念也有着妥协立场拥有的同样优点,法律的稳定性仍是法律的核心价值,因此我们主张一种在法律效果基础之上的社会效果。妥协立场这一模式不但保留了法律的核心价值——稳定性,也对正义、秩序、效益等价值进行了考量,实现了审判的"合法又合理"的宏伟目标。     

检察工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初探

研究检察工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在当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二者相统一是执法的技术性方面成熟和完善的标志，也是不同法系的共同目标。法律效果是社会效果的基础和“底线正义”，社会效果是法律效果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检察工作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实践路径包括：转变司法观念，提高职业操守；拓展具体制度的适用空间；民事检察工作中抗诉的软化与再审检察建议的使用；加强对行政申诉的检察监督，从源头上减少涉法涉诉问题的发生。     

从许霆案透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司法实践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并不总是和谐一致的，二者会有不一致的情况。“两个效果的统一”具有存在的法理和现实依据。不过“两个效果的统一”亦有其难点，即如何衡量社会效果以及如何统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由“海娜号”事件看维权的法律与社会效果之统一

"海娜号"游轮在韩国被扣事件背后涉及诸多法律问题。从韩方扣船行为的法理分析,韩国济州法院的扣船行为具有合法性,但因其执法方式欠佳、扣船时间选择不当及扣船行为违背了国际海事法院中不抢夺管辖权的司法礼让理念,使其扣船行为不具有合理性。"海娜号"被扣事件中,沙钢船务有权向韩申请扣船,但无权因维权而侵害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而海航旅业侵害了游客的知情权、变相胁迫游客签订赔偿协议,故海航集团应向游客承担违约责任并对游客进行精神赔偿。从"海娜号"游轮被扣事件来看,只顾法律效果难以化解矛盾,只顾社会效果会纵容权力滥用,依法维权必须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     

论死刑案件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处理为切入点北大核心

倍受社会广泛关注的永州幼女被迫卖淫案的处理并没有始终走在法治的轨道上,司法权威和法律尊严也曾成为司法机关满足被害人家属诉求和平息社会舆论的牺牲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未核准两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裁定,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死刑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如何统一的问题。基于死刑案件的特殊性,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对于中国进行死刑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应当在法律之内寻求社会效果,从而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实现司法社会效果的一种可能——对实用主义法律解释观的论证

审判活动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可能及可行的。这一过程需要每个法官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灵活运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最根本的解释方法应是基于实用主义的法律解释方法。法律解释应在对社会问题的回应中实现自身价值，应在对社会效果的追求中不断完善自我，应通过对公众舆论的引导推动社会发展。     

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与统一——以刑事审判活动为视角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是既统一又冲突的关系。作为上位概念，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冲突根源于二者背后若干决定因素的差异。刑事审判领域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刑法内衡平机制的利用，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规制，案件事实、证据的适当选取，审判活动内容的扩大等途径，实现法律框架内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论公安执法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公安执法力求实现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是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们分析公安执法实践中“三个效果”不一致的种种成因，要正确理解在执法中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的重要意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践行“三个至上”的理念，加强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坚持以人为本，运用理性、文明的执法方式，提高正确处理法律和政策的关系的水平，不断提高公安民警的政治素养和执法水平，从而实现公安执法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一致性。     

人格——源流、涵义及功能

目前人们所使用的人格概念并非是罗马法上人格概念的发展演化。人格是一种法律分析的工具,是对"人"的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是抽离了个体一切特殊性的理性的主体。这种设计的一切目的在于它为法律的统一规范和控制提供基本的框架,为"人"成为法律人如何可能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为行为的法律评价提供一种标准或模式。通过人格概念可以构建起民法基本问题的框架,也可以对具体的民事制度及其适用提供一个崭新的分析视角。     

影响司法效果的因素分析

司法效果包括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作为法律功能实现程度的具体表现,司法效果反映的是一个法域司法运行的整体状况。通过对司法效果进行科学评价,人们可以掌握法律对社会需要的反映程度,社会对法律的认识和遵守程度,司法裁判的公正程度等,它是立法完善和司法改革的重要依据。阐明宏观因素与微观因素对司法效果的影响,有助于设计司法效果的实现路径。     

论提升公安执法权威的路径选择

和谐的公安执法以协调、和谐为目标,使公安执法工作更加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保护群众利益、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为了实现和谐的公安执法,我们必须保证对公安执法结果普遍遵从;必须以公正的公安执法为目的,宣扬公平、正义,从而维护公安执法的权威。为此,我们必须从构建正当的法律程序、努力实现公安执法的实体公正和形成良好的公安执法环境等方面提升公安执法权威,以期保证公安执法较为和谐而顺畅的开展。     

尊重法律体系 引领法治发展——对宣布法律体系形成的得与失的考察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在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但要想发挥法律体系的规范功能,就必须理性地对待它。现在法律体系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夹击,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轻视形式逻辑的实质思维倾向阻碍了规范功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在司法政策中过度强调社会效果、政治效果和能动司法的统一,使得法律的权威性难以树立,法治之路更加艰难。因而,强化形式法治的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有特别的意义,要想实现限权意义上的法治,必须充分发挥法律及其体系的规范作用。过早地批判、放弃形式法治将会使法律失信于民,成为法律白条;过多地讲政治、讲大局等是对政治资源的过度消费。     

和谐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社会保障制度是人类社会利用法律、公约、政令等手段,对劳动者实行身心保障的体系。建立健全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成熟,有利于社会分配公平化、社会稳定乃至和谐社会的建构。     

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工作调研——以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开展政法挂帮工作实效性为视角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新任务,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时期赋予的社会管理创新的历史使命和重大责任,紧密结合实际,找准政法挂帮着力点,发挥自身职能优势,突出特色,着力在推动社会管理的创新发展、维护和谐稳定、改善民生、服务基层上下功夫,力求社会管理创新取得实效。     

论我国社会保险立法的新理念与新使命——以《社会保险法》为主要分析样本

社会保险是事关民生的重大制度安排。面对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新课题和新考验,社会保险立法应当秉承新的立法理念,承载新的历史使命。其中,坚持《社会保险法》是劳动者的权益法和福利法,建立与时俱进的发展型社会保险制度,重构国家在社会保险中的角色与义务,推动新型劳资关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是社会保险立法应当解决的核心问题。     

新角度看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

社会法发展的历史说明，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关系是社会法定位的关键之所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的发展各有其发展的轨道，并基于人权理论的不断完善，这一理论的提炼对社会法产生根源、基本理念有重要的作用。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关系的探讨不仅是两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更是社会法理论的更深层次的研究。     

通过法律激励机制的社会控制——以悬赏执法为视角的分析

激励作为法律的功能之一，其能激发个体作为或不作为，使理性的秩序安排和社会控制得以实现。悬赏机制的设置是法律激励机制在执法实践中延伸，通过将外部性成本／收益内部化进一步调动和建构起社会资本采弥补政府部门在执法过程的信息不对称，丰富了执法的手段和实现了监控的合力．然而悬赏激励机制在理念和制度设计、实践运行方面尚需进一步完善，唯有此才能有效实现激励机制设计的合理性、科学化和激励机制的功能。     

司法公开社会价值实现路径的思考

司法公开的基本法理在于司法权是一种直接关涉社会正义和公民权益的公共权力。在现代社会，司法公开是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取向，并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司法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功能的实现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而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保障。为此，为实现司法公开的社会价值，使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应在司法公信力、司法廉洁、培育法律信仰等方面下功夫。     

司法权社会性的历史考察——兼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时间的维度考察，司法权社会性的意义呈现出一条历史变迁的线索：在国家出现之前，司法权具有原初的社会性；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司法权经历了从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到排斥社会性的过程；最后，为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司法权的社会性回归历史的舞台，并通过法概念论的学术更新，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通过法概念论的更新，法律被视为一个实践的概念，司法则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这样，严格依法裁判同时包含了国家性与社会性，而法律效果则包含了社会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