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规范化问题研究——基于“同案不同判”现象

颇受舆论关注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在全国各级法院频繁出现，法院的判决遭到群众的质疑，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损害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同案不同判并不是司法公信力下降的根本原因，同案不同判也并不代表刑事判决不公正。造成刑事审判不公并影响司法公信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量刑不规范。通过对我国量刑环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分析阐释，从多方面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提出几点浅显的建议。     

司法公信力的缺失及重构——基于典型案例的分析

当前,我国司法公信力不高,仍然存在案结事未了、同案不同判等非正常现象。司法公信力具有信用与信任双重维度。影响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因素主要包括体制缺陷、司法不独立、同案不同判等。因此,提高我国司法公信力,一方面应紧抓司法公信力的信用与信任双重维度,注重从改革传统法院体制、践行司法为民理念、提高办案效率和完善裁判文书制作,另一方面应规范媒体监督、加大普法教育。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嬗变

人工智能时代的司法权面临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信息革命成果的重大刺激和影响。中国的司法权理论在人工智能时代亟需建构新的理想图景。在法律适用与事实认定上,人工智能将相关关系的思维方式引入裁判决策,通过大数据库实现“同案同判”,并导致司法权从被动行使到主动出场。在司法的公正价值与效率追求上,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带来司法成本的锐减、司法效率的指数级提升、司法公正的重新审视以及裁判主体的智能化建构。在司法的制度规制与技术约束上,信息技术的硬约束将代替司法制度的软规范,可以运用区块链技术升级证人保护制度以及尝试建构审前风险评估制度。     

法律推理规则与价值判断依据的基础性构建

“同案不同判”的出现反映出了当前司法改革工作当中司法实务人员法律思维模式僵化、裁判文书欠缺说理性等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法律推理规则和法官价值判断依据的应用混乱、基础性构建不完善所致.为推动司法改革、进一步实现司法公正,必须正视法律说理不完善、逻辑规则应用混乱,通过制度约束达成价值判断依据与道德衡量的再平衡.     

裁判要旨的类型化比较适用

裁判要旨具有归纳、总结裁判规则的价值,是指导性案例具备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具有说服力的依托,展示了法官处理案件过程中衍生的裁判规则,因此示范了案件的指导性意义.裁判要旨是否存在,决定着指导性案例是否具有指导性.审判实践中,法官通过参照,并类型化比较适用指导性案例及其裁判要旨,向指导性案例学习裁判规则、裁判方法、司法理念、说理论证,达到同案同判.     

对我国裁判文书的反思与重构

判决书、裁定书,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能的最终体现.法院裁判文书,是整个司法文书体系的核心,是特定时代、特定法律制度下法律文化的真实写照.裁判文书的结构和风格,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司法制度、审判方式的折射.裁判文书改革,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司法改革成果的有力举措.     

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与规制研究

司法裁判压力与日俱增,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为司法裁判找到了新的出路,其具有客观性、高效性等优势,但可能面临与法官独立审判原则相冲突、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冲击司法公正原则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作为“燃料”的数据在应用中存在障碍、核心算法技术存在风险、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融合存在不适性。进行规制时,应当明确人工智能技术的角色定位,将其作为法官进行司法裁判的工具,增强人工智能在司法应用过程中的透明度,合理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实现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的有效运用。     

司法独立与法官个人独立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法治问题作为全会主题,司法独立、法官独立、法律职业化问题、司法权威的树立等问题又成为热议的焦点.司法独立是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基础,司法不独立从法院到法官在各方面的干预下进行的裁判难以保证其公正.司法的价值取向在于中立的依法进行判断,并作出公正裁判.司法的去行政化、如何排除相关机关的干预、司法应如何面对媒体公众的监督及质疑,这些都是在司法改革过程中所重点关注的问题.法官是在审判过程中进行裁判的主体,法官个人独立对于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是法官独立进行法律推理、独立进行事实判断、价值判断的基础,是维护司法公正的精髓.     

论数字司法下的民事诉讼规则

数字司法是将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于司法领域、提高司法效率的司法新形态。依托于“数字化建设”,数字司法在诉讼理念、诉讼规则、诉讼程序等方面都对传统司法形成重大冲突与挑战。数字司法中的民事诉讼规则主要包括电子送达规则、证据远程审查规则、在线庭审规则、智能裁判规则等。研究数字司法中的民事诉讼规则,有利于把握当前全域数字法院改革的本质,探究诉讼案件的智能化司法模式,更好回应数字时代下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法律统一适用的中国语境:以案例指导制度为切入点的考察

对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同案不同判"现象应当区别看待。法官在追求法律适用的确定性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基于正当的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的"同案不同判"是正常的"同案不同判",在任何法治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基于非正当的不确定因素所导致的"同案不同判"是非正常的"同案不同判"。案例指导制度主要致力于消除由于成文法的缺陷等因素可能导致的正常的"同案不同判"现象。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在不影响制定法作为我国主要法律渊源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西方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的判例制度在统一法律适用方面的优点而进行的法律适用方面的机制创新。尽管在实践中面临不少障碍,但藉由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在相关配套制度成熟的基础上,案例指导制度定会发挥它促进法律统一适用的制度价值。     

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下类案发展范式研究

类案发展范式应植根于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的根本价值目标,在促进适法统一、传承审理经验、协助普法释法、促进智能司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机制中的类案发展范式要关注社会价值观与法律观念的变化与发展,不能完全理解为同案同判。因此,要在建立类案识别区分技术的前提下,开展类案总结的深度应用。具体措施上,一方面要在办案指引、审判管理、业务培训与条线指导、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度挖掘,提高审判质量和司法效率;另一方面,要着手优化类案总结机制的功能,区分不同案件类型,对于简单案件,重点开发类案应用的便捷性;对于复杂案件,则应注重人工适度介入和对法律价值理念的深耕,而不是简单的套用裁判规则。从预期社会效果来看,类案总结能够成为促进司法公开、司法便民的有效载体。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实践审思与完善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在辅助司法裁判、提升管理质量、促进司法效率的同时，也呈现出背反效应。人工智能不仅未能有效消解既有司法运行中的不足，反而弱化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固化了司法管理的科层制、增加了一线司法人员的工作负担。基于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内因剖析，上述背反源于人工智能对司法本体的关注不足、理性主义的融入缺失以及可解释性立场的方法忽视所致。未来，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背反效应可以通过对实质法治观、多元考核机制等司法本体的强化，以人为中心的经验理性主义以及算法数据、过程、结果的可解释性等措施进行体系矫正，进而实现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深入推进。     

全面公开审判卷宗的建议与制度设计

裁判文书公开作为审判结论的公开,是司法公开改革的一个起点,可以视为全部审判卷宗公开的基础探索。以公开保证公平、公正,以公开提升司法公信力是司法公开的核心目标,是阳光司法、透明司法的根本。在今后司法公开的改革过程中,应当严格贯彻司法体制改革的指导理念,逐步扩大审判卷宗公开的范围和对象、逐步废除卷宗副卷,推动法院审判卷宗的全部公开,切实通过全部审判卷宗的公开保障司法的公平公正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让阳光照进司法的全过程。同时,不断探索公开的恰当方式,并关注当事人的信息处理与权利保障。     

律师执业利益冲突规范的适用——兼论我国律师协会的属性定位

在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案件中，我国律师执业规范表现出“规制不能”以及“不能规制”的适用困境，并最终导致“同案不同判”的后果。这不仅不利于公民权益的保障，也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在律师执业利益冲突案件背后存在着三种裁判逻辑：国家主义法律观念下的机械司法、民间法的间接适用以及发挥目的解释的漏洞填补功能。三种裁判逻辑分别存在着背离实质法治的要求以及无法统一法律适用的弊病。因此，律师执业纠纷的合理解决最终需要依赖于律师管理体制的革新，即通过承认律师协会的公务法人属性，以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向“组织法”回归，从而切断司法直接介入律师执业纠纷的规范供给。并在此基础上，明确司法通过审查律师协会处理决定的方式介入律师执业纠纷。     

自由心证司法适用之探讨——兼论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4条理解

司法实践中，自由心证已经成为我国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一种制度。但是，应如何确定合乎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心证规则，克服据判断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保障法官独立审判和防止恣意裁判，本文从自由心证的法理基础和法律特征，探讨并提出了我国法官适用自由心证原则之构建。     

审判解释的法理思考

如果说审判的功能在于将法律规范适用于具体案件以获得公正、合理的裁判,那么法院和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具有司法效力的审判解释则是联结法律和案件的不可或缺的中介。但是,审判解释的价值目标是什么?法院和法官在解释活动中的作用和     

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间——论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事实认定规则与技术

在审判活动中，追求案件客观事实一直是各国司法制度和审判实践的共同追求。但由于案件事实的事过境迁、事实探知成本制约、司法有限理性等因素，司法过程对于案件事实认定必然存在“事实真伪不明”的灰色状态。当遇见证据无法还原案件事实真相时，由于历史无法倒流回复。裁判者也无法实现时空穿越，面对事实真伪不明的案件，法官如何裁判则成为了司法实务中必须探讨与正视的话题。对于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司法裁判问题，虽然理论界与实务派对此早已开展研究，但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关于事实认定的司法裁判规则仍然存在困惑，仍有I必要对此进行再探讨。本文通过从改良事实认定模式入手、谨慎适用证明责任、认真对待经验法则、考量社会价值取向等方面入手，构建良性互动的事实真伪不明案件的事实认定裁判规则，让司法裁判最大限度地获取社会公众认同。     

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心理基础和实践困境——基于《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的思考

案例指导制度是回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利于克服“同案不同判”，实现司法公正的价值追求，迎合了法官的心理需求。然而，实际上其在制度设计上承袭了司法解释、司法批复的套路，弥漫着浓厚的行政色彩。制度的实施效果与设计者的理念相去霄壤。让案例指导制度焕发出生命与活力，需要弱化指导性案例的行政管理色彩，推动指导性案例的制度化与配套化改革。     

用学理解释作判决依据违反法治原则——从一起简单民事案件的复杂诉讼历程谈起

法院以司法改革为名 ,把法官的学理解释作为裁判依据 ,违背了我国“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个别法院用独立司法权来抵制人大、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权违背宪法精神。司法改革必须有序进行 ,在理顺审判机制的同时强化对独立审判权的监督 ,包括对失职法官的过错责任追究。无此便不能确保司法公正和效率目标的实现。     

房地产新政背景下处理民事疑难案件的司法考量

房地产新政出台的初衷系为遏制投机与＂炒房＂,但现实中受其影响的范围相当之广,其直接导致当事人因增加了交易的成本,无法获取银行贷款甚至无法进行产权过户登记故而产生诉讼。由于司法实践对当事人受新政影响导致的利益受损情形是否属于情势变更、不可抗力抑或正常的商业风险存在不同认识,导致同案不同判的情形时有发生。法院应立足于新政制定背景,结合上述规则的法理基础,区分不同事项作出恰当的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