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智能化裁判的可能及限度

人工智能为司法审判方式改革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智慧法院的探索、互联网法院的建立让司法变得更信息化、智能化和现代化。司法改革的顶层设计者也开始运用人工智能的理论和技术，来统一法律在类案裁判中的标准和尺度。然而，在变幻万千的智能化时代，司法权的本质并未发生改变，它仍然是一种在开放性的场域中依赖人类理性进行价值争辩和推论的活动。智能化司法采取的“简化裁判过程”和“消解价值判断”的双重策略均与司法的一般性质相悖。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只能发挥一种有限的辅助性角色，过度夸大甚至将其神化在现实中行不通。大数据预测在简单案件中或许能够实现同案同判的目标，但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同案同判仍然要依赖人类自己的理性判断。因此，在智能化审判方式改革的进程中，应理性地审视人工智能的内在局限，防止司法裁判异化为仅仅以数据和符号为演算逻辑的机械司法。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实践审思与完善

人工智能司法应用在辅助司法裁判、提升管理质量、促进司法效率的同时，也呈现出背反效应。人工智能不仅未能有效消解既有司法运行中的不足，反而弱化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固化了司法管理的科层制、增加了一线司法人员的工作负担。基于本体论、认识论以及方法论的内因剖析，上述背反源于人工智能对司法本体的关注不足、理性主义的融入缺失以及可解释性立场的方法忽视所致。未来，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背反效应可以通过对实质法治观、多元考核机制等司法本体的强化，以人为中心的经验理性主义以及算法数据、过程、结果的可解释性等措施进行体系矫正，进而实现人工智能司法应用的深入推进。     

论司法民主化的法理依据及实现形式

司法民主化就是公民参与司法活动,分享部分司法权并对法官行使司法权进行监督。从法理而言,如果司法领域排斥司法民主,那么,司法只能由职业官僚来操持,其结果就是司法官僚化,从而导致司法权的滥用。司法民主化的实现形式主要有当事人主义的诉讼程序、陪审制、公开审判制度以及裁判文书的说理和公开等。     

论类案类判视阈下人工智能的司法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在司法领域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智能辅助裁判系统于各地法院落地生根,不仅极大地缓解了"案多人少"难题、提高了司法效率,而且在辅助法官办案的同时,也促进了法律的适用统一和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规范。在一定程度上,还推动了司法实践中类案类判目标的实现。而人工智能与司法裁判的结合尚处于发展阶段,仍存在不足之处。如何正确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类案类判,规避其可能存在的风险,完善技术和相应规范,以保障司法智能化进程的法治化运行,就成为当前人工智能司法应用中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司法裁判考量社会舆论的正当性

司法权具有社会权力的属性,司法独立原则强调的是法官的人格独立,因此,法官自主地考量社会舆论并不违背司法独立原则,反而彰显司法权的社会属性。但是司法裁判对社会舆论的考量是有界限的,司法裁判中的事实认定部分,必须遵守证据裁判原则和直接言辞原则,不能考量社会舆论。法律评价部分可以考量社会舆论,但必须遵循一定的前提。要在司法裁判与社会舆论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可以从司法精英化与司法大众化相结合、限制媒体报导与借助媒体报导相结合、审慎考量与积极引导相结合等方面入手。     

司法谦抑：司法权威的道德基础

树立司法权威对于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司法权威不仅需要司法独立的外部制度保障,而且需要司法谦抑作为内在的道德支撑。司法谦抑的品性源于司法机关的特殊地位、司法权的行使方式和法官的职业特点。司法谦抑能够弥补司法权民主性的不足,增强司法裁判的说服力,消减公众对司法骄横的疑虑,从而为树立司法权威提供道德基础。     

民事司法视域下司法权的内部分配与外部调整——以司法权是审判权为前提

司法权在法院内部可以分解为立案权、审理权和判决权,以破解法官管理行政化的弊端,提高司法效率,提升司法公信力.司法系统的纵向调整既规避走西方三权分立模式,又要兼顾对司法权的监督.科学厘清司法权运行的外部制度,确保回归司法权的国家属性与专一性是司法权配置取得成效的关键.     

智慧司法背景下辅助性人工智能困境之破解

智慧司法背景下的人工智能,为促进我国公正裁判与提升司法效率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尚存在算法逻辑、审理程序、道德伦理等方面的不足,加之智能技术渗透到司法领域导致司法系统主要职能的削解,应当将人工智能定位于智慧司法的辅助角色。由于技术的不可预知性难以避免,辅助性人工智能在司法环境下的成长同样面临诸多困境,亟需相关机制予以解决。应当通过培养复合型法官、优化算法审查监督、加强社会公众宣传力度等措施,为我国智慧司法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辩诉交易的诉讼精神

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司法权运行应当始终秉持"诉讼"特征,并外化为诉讼构造。辩诉交易作为一项诉讼程序,以其高效性受到了司法实践的青睐,但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其诉讼构造明显处于一种失衡状态。在美国这种失衡状态得到了当事人主义对抗制诉讼以及深植理念的司法最终裁决原则所给予的一定程度上的修复;大陆法系国家在移植该制度时,对此也有着清醒的认识,纷纷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我国因种种原因虽未引入辩诉交易制度,但对于高效的司法裁判方式的探索以及建立的需要,却将受益于对该问题的研究。     

我国现行军事司法权配置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军事司法权理论是军事司法权配置的理论起点,军事司法权是司法权与指挥权的下位权力,是司法权与指挥权相交的结果。在这个范畴中探讨军事司法权的特点可以发现,我国军事司法权配置体现着以下几个显著特点:鲜明的军事编制体制特色、于军队法治化的特殊司法环境和使命、司法权与指挥权相交的结果、维权的功能等。同时我国现行军事司法权配置存在着以下问题:军事司法体制已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军事司法观念出现明显"时差"、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技术与军事司法信息化落后的矛盾更加突出。改革军事司法权配置必须构建反映军事司法价值的制度体系,完善军事司法理论体系,把军事司法改革纳入新军事变革的大系统,加大军事司法信息化建设。     

Judicial Power Evolution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judicial power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facing major stimuli and influences from the results of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such as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and blocks chain. Chinas judicial power theory urgently needs to construct a new ideal pictur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regard to the application of law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fact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roduces the thinking method of related relations into the decision-making of judges, and realizes the “same judgment with the same case” through a large database, and leads to the judicial power from passive exercise to active appearance. In the pursuit of justice value and efficiency of justice,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ll bring a sharp reduction in judicial costs, an exponential improvement in judicial efficiency, a re-examination of judicial justice, and an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the main body of referees. In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technical constraints, the hard constraint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ll replace the soft norm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We can use block chain technology to upgrade the witness protection system and try to construct the pre-trial risk assessment system.     

依法治国与司法改革

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方略 ,要实现“依法治国”必然要进行司法改革。司法改革的目标是保证司法公正。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必须要理顺人财物管理体制 ,保障司法权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合理配置司法权力 ,公开司法活动 ,强化监督制约 ,建立科学的管人用人机制 ,同时还要理顺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司法公开社会价值实现路径的思考

司法公开的基本法理在于司法权是一种直接关涉社会正义和公民权益的公共权力。在现代社会，司法公开是以公正和效率为价值取向，并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司法是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司法功能的实现是建立在司法公正的基础上，而司法公开是促进司法公正的保障。为此，为实现司法公开的社会价值，使纠纷得以圆满解决，应在司法公信力、司法廉洁、培育法律信仰等方面下功夫。     

劳动教养行政权向司法权的转换

劳动教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制度 ,但其在实体构成和适用程序方面都明显违背刑事法治和程序正义的基本精神 ,亟待改善。只有将劳动教养行政权转换为司法权 ,才能使劳动教养获得正当性。     

在中国建立中央法院系统的思考

设置中央（联邦）法院系统是大多数单一制和联邦制国家司法体制的共同特征。在中国设置中央法院系统不仅可以保障司法公正和提高司法效率，而且有着克服法律实施中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现实意义。设置中央法院系统的基本理论依据和逻辑前提是中央（联邦）政府拥有事权。有事权就应当有立法权、执法权以及司法权，有司法权就需要有自己的法院系统。文章对在中国如何设置中央法院系统、中央法院系统的受案范围及设置中央法院系统后的配套改革等方面做了初步探讨。     

论诉讼公正与效率

公正与效率是司法改革追求的价值目标,两者是矛盾的统一体。公正是效率的目标,效率是公正的保障,二者同等重要。应当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争取既确保司法公正,又能适度地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法院信息化建设二十二年：实践、问题与展望

法院的信息化建设是当下信息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法治建设、司法审判领域内的一项重要课题。中国法院的信息化建设自1996年始，重点在于审判机制的信息化，其目的在于通过信息技术在审判工作中的有效适用，提升审判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对司法信息化的探索不仅要着眼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之融合适用，也应重视研究已有法院信息化机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通过对网上法庭、庭审直播与电子签章的制度梳理，能够有效发现与解决现行信息化制度之问题，这对于司法信息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论司法公正的保障机制及其改革

我国的司法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司法改革能够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完成预期的目标,直接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政策能否深入推行。要实现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这双重目标,首先必须转变司法观念,要强调司法法治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司法的独立性和程序的公正性,才能使法院胜任新形势下解决各类纠纷、确保公民权利、维护社会安定的任务,也才能提高法院在整个国家权力结构体系中的地位,发挥其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