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委员会有效运行的结构化逻辑分析

从监察委员会有效运行逻辑来说,在宏观层面,执政党领导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委员会有效运行提供了政治保证,国家监察是执政党治理国家和治理政党的结构化机制。监察权的政治性及其产生均源于党的领导权,运用监察权旨在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具体化。在中观层面的具体实践中,监察委员会运行与纪律检查委员会运行是一体化的,合署办公是党领导国家监察工作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对监察权行使的一种结构性制约。在微观的程序层面,监察运行具有法治依据和程序保证,基于监察运行的纪法衔接,监察证据可以应用于纪律审查,提高纪律审查的法治性;基于监察运行的司法衔接,监察委员会应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实现法律协同和程序衔接。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研究——以山东省为样本

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是指上级机关通过指定程序进而改变原定侦查管辖的制度,它对于满足侦查需要,提升侦查效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制度存在效力层次较低、程序内容较为模糊、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等问题,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产生重大威胁。对此,应当坚持程序法定原则,明确职务犯罪案件指定侦查的基本原则,细化适用的范围和程序,完善相关救济机制,确保该制度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我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的适用与完善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索的热点。随着《监察法》的出台和《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在日益深化的司法改革进程中面临着适用主体和运行机制上的重大变革。应重新审视监视居住在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的功能,明确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与监察留置措施的关系,探究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完善的路径,进而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实现其程序功能的最大优化,以健全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     

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中的监察管辖问题探讨

监察法打破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管辖分工,重新界定了监察机关与检察、公安机关之间的权力配置和关系,产生了法法衔接问题。监察管辖与检察管辖存在职权竞合、与公安管辖存在交叉,需要准确厘定,正确解读。法法衔接实践中,监察管辖制度存在确定监察管辖罪名的相关文件法律权威性不足,"监察为主调查"有异化为"主要由监察调查"之隐忧,与检察、公安机关之间易发生管辖权争议,互涉案件中被调查人权利保障不到位等问题。完善监察管辖制度要回归监察法"反腐败国家立法"的法律定位,制定监察法规,构建分工负责基础上以监察为主协调的协作配合制度、管辖协商前置和管辖权异议制度,探索合理方式保障被调查人权利。     

监察下乡：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的国家治理逻辑

"监察下乡"是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目前,民生转移支付、资本下乡和集体资产运营中的权力—利益网络都包含着较大的廉政风险,但是基层村社权力监督中监察职能的弱势与悬浮、公众参与的离散与缺席,却造成基层权力监督的弱化。在实践中,"监察下乡"包含着"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的双重逻辑,即作为国家建制的纪检监察机构对村社权力监督的强化,以及动员社会参与监督。监察职能向基层延伸还面临着力量短缺、关系不顺、职责不清和参与不足等"监察内卷"困境,需从加强村社监察站队伍建设、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建立问题线索快速办理机制和建立以监察工作为核心的信息公开制度等方面予以突破。     

整体主义视角下监察权的规范基础与拓展路径

纪检监察合署办公共同构筑起反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制度目标。在整体主义视角下,监察权的规范表达既要体现党在反腐败领域的领导地位,又要借助国家权力体系阐释监察权的功能定位。监察权具有政治权威性和法律权威性,在连通党纪国法中发挥着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一体化的调整功能、权力监督制约的规范功能、扭转政治生态的保障功能以及净化公权力行使环境的惩戒功能。在新的历史起点持续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坚持以党领导下的国家监察改革目标为逻辑起点,不断优化监察权运行的体制机制,提升监察权运行的法治化水平,健全监察权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融合,推动监察权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拓展。     

清代陈廷敬的监察思想

陈廷敬在清初曾两度担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一职。其任职期间,将以民为本、克己奉公作为监察的指导思想,针对监察的主体、监察的对象、监察的目的、监察的职责及监察的程序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力图实现监察官吏恪尽职守、行政官吏廉洁奉公、考课铨选严明公正、监察程序精简高效的目标。陈廷敬的监察思想在察吏安民的实践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起到了澄清吏治、便民利君的作用,丰富了传统监察思想体系。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救济:现状与路径选择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法律规定。当前,这一规定仍存在以下弊端:民法和刑法适用上的冲突造成被害人权利救济渠道狭窄,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实际上等同于证人,对被害人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缺乏明确规定,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难以实现。刑事被害人权利救济的路径选择是:被害人的民事赔偿应当完全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和规定操作,完善起诉阶段被害人及其委托代理人的陈述意见权,确立刑事和解规定,建立刑事精神赔偿程序和被害人国家补偿程序。     

监察建议的法解释学展开 ——概念构成、适用范围与法律效果

在监察对象仅限于个人的制度背景下,针对监察对象所在单位提出的监察建议实质上延伸了监察权的覆盖范围,承担着从个案查处迈向领域治理的重要功能.通过对监察建议的法律规范和观点学说展开梳理,进而在法解释学工作中澄清其概念构成、适用范围与法律效果.在概念构造上,监察建议属于"对单位监察"而非"对事监察",其发动具有附随性,其主体具有特定性;建议的指向内容须有针对"廉政建设和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所作的平义解释和限缩解释.在适用范围上,现有学说和实务中主张的"问责建议""处理建议""纠正建议""处罚建议"均不符合监察建议的概念构成;内容指向的"履行职责存在的问题"应根据是否属于监察机关专业领域而做不同标准理解.在法律效果上,监察建议相较于处理决定具有一定的"弹性",可借鉴相关制度完善异议,提出程序与正当理由认定程序.     

论行政监察建议制度的完善

行政监察机关的行政监察建议行为,既是《行政监察法》授予该机关的一项法定职权,又是实务中被广泛采用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本文依据相关法律和调研资料,从提高完善监察建议制度的认识、明确监察建议所涉各方的法律关系、落实监察建议适用的范围情形、规范监察建议的运行程序等四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其制度运行的思考。     

行政资讯公开的法律救济制度研究

行政资讯公开制度是现代行政程序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探讨行政资讯公开的法律救济制度的价值、权利救济的主要途径以及该制度的基本特征,将有助于对我国行政资讯公开法律救济问题的思考。     

继承与创新：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政治逻辑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创建监察委员会,改革国家权力结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我国监察组织、制度、体系等一系列改革创新,体现了新时代制度改革的政治逻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历史继承、坚持创新发展。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的过程,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形成纪检监察合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统领协同监察体系,完善法律规章制度、促进体制高效运行,健全内部监督机制、优化外部监督体系,实现国家监察体制的不断完善发展。     

论独立没收程序中的权利保障

刑诉法新设立的独立没收程序对于打击贪腐等犯罪具有积极意义。但对于独立没收程序的地位和作用,仍有必要从基本权利保障的宪法层面加以审视。从权利保障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现有规定对于这一程序规则适用范围的模糊化、公开程度的不足以及救济规则的粗疏,使其在保障个人合法财产权利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应通过明确独立没收程序的适用范围、强化程序正当性的具体规则以及细化独立没收程序中的权利救济条款等进一步加以完善。     

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构与完善

监察工作信息是监察权力运行的载体,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则是监察工作全领域、全口径、全流程的外化表现,在法治轨道上构建科学合理的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制度是实现“对监督权进行再监督”的必要保障。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制度承载了知情权与监督权等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各级监察委员会作为制度载体,以党规与国法作为制度运行的规范依据,充分体现了该项制度所具有的法律属性,需通过制定《监察委员会监察工作信息公开条例》予以规制。应科学界定监察工作信息公开的范围,完善主动公开方式,建立依申请公开方式,同时对监察工作信息公开的监督与救济机制进行构设,以增强监察工作信息公开制度的可操作性。     

县域监察体制改革的策略及其效能提升

县域监察体制改革通过优化政治生态、提升腐败治理水平、推动公共权力规范运行等举措提升县域治理水平,进而成为整个国家政治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服从中央主导的政治策略、解决现实问题的切入策略和刚柔并济的行动策略,是县域监察体制改革的三大实践策略。这三大策略的主要目标导向在于引导权力规范运行、提升腐败治理效能、促进县域良善治理。从其整体性的目标期待看,当前县域监察体制改革仍需从提升改革的适应性、协同性和持久性等方面着手,以拓展发展空间。     

论信访的行政救济功能及其与行政复议的关系

信访兼具有监督和行政救济两大功能,但在实践中更多地承载着救济个人权利、维护群众权益的作用,是我国行政救济机制中重要的一元.信访在行政救济程序方面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其权益救济的范围大于其他行政救济程序,但信访工作机构缺乏实体处理权.信访与行政复议之间既存在着分工又呈现出重叠关系,为了体现法定途径的优先性和提高行政救济程序的效率,两者之间应当建立工作协调机制.     

现代新型纠纷:预防性环境群体性纠纷的防范与对策

作为社会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课题之一,预防性环境群体性纠纷是环境纠纷中的重要类型,具有预防性、主观性、易变性、群体性的特征,其产生包括政府对潜在利害对立关系处理不当、公众参与原则未能实现,以及权益救济渠道不畅等原因。针对我国目前对预防性环境群体性纠纷的处理模式,实践当中应在对纠纷类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公众参与程序,发挥环保NGO的专业性与组织性,完善环境权益救济机制。     

秘密侦查应用现状的调查与思考——以湘中某基层公安机关为例

秘密侦查在我国目前对于适用的刑事案件类型没有法律限制,大有"逢案必用"的趋势,随时有侵犯人权的可能。因此,将秘密侦查权纳入法制轨道,明确实施主体、适用条件,重视正当法律程序,赋予公民救济权利势在必行。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意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体现着四重逻辑:对权力监督体系的优化与完善是其理论逻辑;对当前现实问题和时代需要的回应是其现实逻辑;对监督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其历史逻辑;完善监察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其价值逻辑。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形成是国家监察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实现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的转变,构建了权威高效、监察全覆盖的国家监督体系,走出了一条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公务员权利救济之司法救济探讨

公务员作为国家权力的具体执行者，担负着管理国家、保证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行的重要职责和使命，其权利的有效保障对我国法制的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我国当前公务员权利救济仅限于内部行政救济，救济程序不全面，救济效果不彻底，从国内外情形来看，公务员权力救济的司法救济方式值得探讨。本文尝试着就公务员权力救济之司法救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以期更好地保护公务员权利，实现国家机器的和谐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