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胆设想和犯错误是两回事——我对错误的切身体验

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对待错误有两种态度:一是认真分析原因,找出教训,迅速彻底地改正;二是不做具体分析研究,采取回避的办法,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认为政法工作政治性强,一犯错误就是政治立     

“发现”与“犯”有什么区别

编辑同志:《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15条第2款规定:“留党察看期间……又犯有其他应受党纪处分的错误的,也应当开除党籍。”对这一条款,有些书里是这样解释的:是指在留党察看期间,又犯按照党纪处分条例规定应受党纪处分的错误,强调了应受党纪处分的错误必须是在留党察看期间犯的。如果所犯错误不是在留党察看期间犯的,都不能视为在留党察看期间“又犯有其他应受党纪处分的错误”。新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4条第2款规定:“留党     

论我国刑法中的能犯未遂与不能犯未遂

我国刑法理论以实际上能否构成既遂为标准,把犯罪未遂分为能犯未遂和不能犯未遂。能犯未遂,是指犯罪人有实际可能完成犯罪、达到既遂状态,但是在着手实行犯罪后,由于犯罪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致使犯罪未得逞,未能达到既遂。不能犯未遂,是指犯罪人因事实认识错误而不可能完成犯罪、不可能达到既遂的犯罪未遂。结合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来考察,在这种分类中,关于能犯未遂本身并无争议,不需要特别研究;存在争议和需要着重研究的是不能犯未遂,其中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一、不能犯未遂的种类及其名称外国和台湾刑法理论中,把不能犯未遂又区分为     

不能犯未遂构成特征新论

不能犯研究的重心是确立不能犯未遂的成立条件与不可罚的不能犯相区别。传统的刑法理论关于不能犯未遂的研究存在误区。对于不能犯未遂的成立条件应从以下几点来分析:客观上行为具有法益侵害的相称性;主观上具有犯罪故意及犯意指向的明确性;不完全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行为人对事实存在认识错误。     

关于“不能犯”的几个问题

<正> “不能犯”应否受刑罚惩罚?为了回答这一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又需解决的问题,本文试就不能犯与刑事责任有关的几个问题作如下探讨。一、不能犯的基本特征所谓不能犯,是指行为人已经预备或着手实行犯罪,但其行为之性质是不能达犯罪目的的行为。影响行为性质的因素,通常有犯罪对象、犯罪方法,因而依“不能”之原因划分,有对象不能犯和方法不能犯两种。其特征是: 1.已经预备或着手实行犯罪。即行为人故意地实施了我国刑法所禁止的危害或     

刘祖杰不算专政对象吗?

熊维章、陈尚第两同志写的“放火犯、杀人犯一律都算专政对象吗”?一文(见“人民司法”第12期)中,举出刘祖杰放火一案为例,论证放火犯、杀人犯不能一律都算专政对象。我认为这个意见值得商榷。熊、陈两同志认为刘祖杰放火一案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的主要理由是:刘祖杰是中农成份,年轻妇女,被捕前是建团对象、青年积极分子、生产队长:犯罪的动机出于一时气愤;犯罪的目的只涉及到个人,不是敌视、破环社会主义等等。我的看法跟熊、陈两同志相反,认为杀人犯、放火犯应该一律算作专政对象,刘祖杰放火一案     

刘殿清案件应该平反

刘殿清案件,经黑龙江省委批准平反后,曾在该省中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和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印发。会上大多数同志认为,刘的五封信,主要是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严重恶果不满。其中有的言论有政治性错误,但构不成犯罪,更不是反革命。原判按反革命罪判处是错误的,应予平反。但也有少数同志提出了不同看法。现将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兰亭同志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一日在中院院长会议上讨论刘殿清案例的发言,摘要刊登如下,供同志们参考。     

谈艺术真实的客观性

艺术的真实性有没有阶级性?它与政治性的关系怎样?这是多年来被搞得很混乱的问题之一,至今仍然分歧很大。有的同志认为:艺术真实性是人们对客观现实的某些本质和规律的正确反映,是没有阶级性的;“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强调艺术真实的阶级性,把政治性作为真实性的基础和前提,实际上否定了艺术真实性的客观标准;还有的同志则认为生活真实     

虚开高额发票招揽主顾行为的定罪问题——兼与迟岱山同志商榷

1987年第12期《法学》刊登了迟岱山同志的“虚开高额发票招揽主顾,是否构成犯罪”一文,讨论了某个体联营户王某、马某为招揽生意,用开上下联金额不符的发票为手段,为来修车的43名司机冒领现金19373.70元的定性问题.笔者认为这类案件分别构成诈骗罪或贪污罪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迟文”在具体分析如何定罪时却得出了错误结论.另外,提出的不能定贿赂罪的理由也欠正确. 一、“迟文”认为,“厂方通过银行与修车单位结算,厂方司机是实行犯,应依诈骗罪定性,其它参与者是诈骗罪的同案犯.……厂方开出虚假发票由司机直接回单位骗取财物,司机是实行犯,依     

区分不能犯和未遂犯的三个维度

不能犯理论是刑法基本立场的试金石.对于不能犯和未遂犯的区分,目前的争论主要发生在新客观说(具体危险说)和旧客观危险说(纯粹危险说)及其诸种修正理论之间.如果认为危险之有无不是纯粹客观的判断,并且站在行为无价值的立场,就需要考虑:①从客观的角度,判断某种行为本身是否有引起、支配既遂结果的危险.这里的危险,不是绝对客观的概念,一般人能否感知危险才是问题的关键.②从主观的角度,判断行为人是否在事实认识偏差的同时,因为经验知识上显而易见的无知,才使得既遂结果未发生.③从判断主体的角度,将一般人而非裁判者作为判断主体,考虑公众的危险感觉.从以上三个视角出发,对不能犯和未遂犯进行区分,其基本的取向是具体危险说,其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改变中国刑法学通说基于纯粹主观说过于扩大未遂犯范围的现状,也不会导致不能犯的范围像纯粹客观说那样广泛,并且可以避免纯粹客观说在逻辑上和方法论上的不足,因而是合理的理论.对不能犯进行上述研究,可以得出许多重要的结论:在危险判断上,没有绝对的、纯粹的“客观”危险,危险概念中含有主观要素；区分不能犯与未遂犯,是为了提示行为不值一提,而不是为了检验结果发生的概率高低；不能犯的行为人虽同时有事实认识偏差和经验知识上的错误,但其对事实是否有错误,并不是关键,经验知识的欠缺才是重要的.     

论不能犯界定及有罪性判断

不能犯在我国又称为不能犯未遂,一般认为是指行为人已着手犯罪的实行行为,但由于对有关犯罪事实的认识错误,而致行为不具有达到既遂的可能性,因而未达既遂的犯罪形态。据此不能犯是与能犯未遂相对立,作为犯罪未遂的一种类型而存在,其行为均构成犯罪。然而,对不能犯均是犯罪这一传统观点,笔者有一些不同看法,在此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缓刑期满以后再犯新罪不能构成累犯

<正> 姜代境、钱友美同志的《累犯构成新探》一文(载《法学季刊》1985年第4期)提出这样一种观点:“缓刑期满后,在三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的故意罪,可构成累犯。”这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是不正确的,该文所阐述的三条理由都不能成立。该文认为缓刑期满以后再犯新罪可构成累犯的主要理由是“缓刑期满,不是意味着原判刑罚不再执行,而是意味着原判刑罚执行完毕。”因此,缓刑期满以后再犯新罪等于原判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再犯新罪,具备了累犯构成的要件。笔者认为,缓刑期满,究     

不能犯与未遂犯——一个比较法的分析

在德国,不能犯理论有一个从纯粹客观说向较为主观的印象说过渡的过程;在日本的司法实务上较为通行的是具体危险说,理论上的有力说则是客观危险说.在我国台湾地区“修法”之前,对不能犯的处罚,在立法规定上与德国较为接近.但是,在“修法”以后,可能需要有一个客观化的转向.通过上述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对不能犯的研究,不能脱离刑法条文.德日两国对不能犯的不同规定,塑造了德日两国不能犯理论的不同品格.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对不能犯从罚到不罚的改动,表明立法者从主观未遂论到客观未遂论的改变.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犯的理论也应作出适度调整,从而使刑法理论与立法、司法实践保持一致.     

用我真心 换你新生

多年来，山东省平邑县武台镇党委、政府非常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司法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加强对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全镇近50名刑释解教人员无一重新违法犯罪。要问他们是如何做好安置帮教工作的，镇司法所所长于天升同志就会对人说起他的帮教“理论”：“年轻人有时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大部分都有改正的想法，所以，在关键的时刻，     

这几个问题如何理解?

编辑同志:我们在刑法教学辅导工作中,遇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究竟应如何理解望予解答。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     

一切放火犯、杀人犯都是专政对象

我读了人民司法第12期刊载熊维章、陈尚第同志所写的一篇“放火犯、杀人犯一律都算专政对象吗?”一文后,觉得该文中谈到有的放火杀人犯可以不算专政对象,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一切放火犯、杀人犯都是专政对象。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指出:“在现阶段,在社会主义建     

不能犯的判断方法——危险概念的理性探析

不能犯的认定过程就是危险的破译过程 ,而危险说之主观的未遂论和客观的未遂论 ,分别只就某个片面来看待危险 ,客观的未遂论又从片面之片面展开分析 ,把行为的危险和作为结果的危险之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立起来 ,未能统一地、总体地对待各部分的危险性 ,以至于各说均不同程度地面临顾此失彼的选择困境 ,因而不能得出共识的结论。本文紧紧围绕行为的性质这个核心问题 ,归纳了不能犯认定上的“八字法” ,即“质量、有无、是否、真假”。对于手段不能的情况 ,采取“质量判断法” ,即看行为人所采用的手段与未能达成的危害结果之间 ,是属性不妥还是数量不够 ,前者是不能犯 ,后者则为未遂犯 ;对于客体不能的情况 ,采取“有无判断法” ,即看行为人所指向的客体是否存在 ,不存在是不能犯 ,存在则是未遂犯 ;对于主体不能的情况 ,采取“是否判断法” ,即看行为人是否具备刑法所规定的意图之罪的主体资格 ,不具备的是不能犯 ,具备的则是未遂犯 ;对于状况不能的情况 ,采取“真假判断法” ,即看行为人实施行为时 ,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该罪的特定情景状态是否真实 ,不真实的是不能犯 ,真实的则是未遂犯。     

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的司法认定及其处理

从实证数据来看,传统的"不知法不免责"仍潜移默化地影响法院处理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问题:判决书中大多数情况下予以回避,少数情况下采取不一而足的应对.应该将刑法责任主义作为指导实践中处理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基本原理.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均在刑法典或者判例中确立了行政犯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免责事由.刑法中应该规定行政犯违法性...     

未遂不能犯基本问题研究

本丈的主要内容是未遂不能犯的概念、性质、特征和处罚依据及范围，围绕未遂不能犯的核心问题“可罚性的依据”展开研究，对我国未遂不能犯的理论进行探讨。     

德国刑法中对错误的规制及其启示

错误是指人的认识与事实不一致。根据德国刑法规定,构成要件错误排除故意,并依轻罪处罚。行为客体错误与打击错误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事实与行为人的想象发生了单纯偏离,后者是事实与行为人的想象发生了双重偏离。德国刑法中的禁止错误包括直接的禁止错误与间接的禁止错误。禁止错误一般不阻却故意,但减轻处罚。只有在违法性认识错误不可避免时,禁止错误才阻却故意。德国刑法有关错误规制对我国刑事司法与立法的启示:对客体错误一律以行为人意图侵犯的客体定性并不合理,应考虑错误能否避免;打击错误应以欲图犯罪的未遂犯与错误犯罪的过失犯并合处罚;法律错误不应一律成立故意犯,在错误不可避免时可以阻却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