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如何创新?——善治视域下的协同路径探析

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不同于传统的单一城市供给,更具系统性和复杂性,也对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善治理论强调国家政府与公民社会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可以为解决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治理问题提供新思路。在我国当前城市群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等供给主体间存在的供给交叉或供给真空状态愈发明显。基于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应从善治角度区分政府组织间及政府与其他组织间两种不同的协同供给机制。多政府协同供给要重视政府间协议并强化府际关系网络。而在政府与其他组织间的协同供给中,多政府协作承担城市群公共服务的顶层设计与基本供给责任;多市场协作满足公共服务的多元需求并加强自身监管;多非营利组织协作灵活应对政府和市场供给不足。     

购买服务视角下农民工政策发展及其治理效能

中国政府为改善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环境提供了一系列公共服务,但这些服务却长期存在供给不足、效率低下、质量不高、效果不佳等问题。为此,各地政府不断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其中政府购买农民工服务模式不仅有效提升了农民工服务的供给水平,而且促成了农民工政策的积极转型及其治理效能的充分发挥。中国政府与学界应当以购买服务为视角,加强对农民工政策及公共服务的基础研究和实践探索,同时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大力培育服务农民工的社会组织,扩大农民工服务购买目录并提高供给质效,加强和完善对购买服务模式的评估监督,从而切实构建农民工服务的社会治理格局,充分满足农民工群体对公共服务的多样化需求。     

深入推进我国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型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经济、政治、社会面临着一系列转型升级的问题。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逐渐不适用于现在的环境,政府的强制性管理亟须转变成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相结合的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政府合同治理的风险及其防范

作为一种融入了更多市场精神的治理工具,政府在当今公共服务供给中广泛运用合同制。由于存在信任非对称、信息不完全、机会主义和合同内在不完备等因素,以及合同的市场化逻辑与政府的公共属性之间存在的必然冲突,政府合同治理会产生一系列委托—代理风险问题。从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创新角度,可以通过构建选择性的激励机制和复合型的监控机制来防范政府合同治理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增加有效供给 促进经济增长

近两年来 ,由于社会需求不足 ,经济增长乏力是我国存在的主要经济问题 ,所以扩大内需以促进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经济界比较多的是从需求的角度探讨推动经济增长的途径 ,并且已初见成效 ,但对如何从供给的方面采取措施却研究得很不够。实际上 ,无效供给太多 ,有效供给不足也是社会供需失衡的重要原因 ;减少无效供给 ,增加有效供给 ,通过改善供给 ,创造新的需求 ,是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启动经济、加快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一、无效供给太多、有效供给不足的表现我国的经济增长从１９９２年的１４．２…     

项目制动员的碎片化及其治理研究——基于S县后扶项目的实证考察

20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得以调节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关系的项目制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发挥财政转移支付作用的同时,项目制亦能有效地将科层制体系内外的资源集中动员起来,但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制供给也带来诸如分散化、效率低下等问题。本文将项目制动员分为科层制体系内部动员和外部动员以及科层制体系内的横向动员和纵向动员,从理论角度寻找动员与政府碎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并结合S县水库移民后扶项目阐释项目制动员背景下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碎片化的具体表现。最后针对碎片化问题,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制供给的基本框架。     

论政府在环境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

随着社会公众对环境公共物品的需求日益增加，政府全部承担供给的责任面临巨大压力。公共选择理论从政府“经济人”角度证明政府不可能完全有效率地供给公共物品，治理理论也证明现代政府要有效地供给公共物品需要与社会合作来完成。在环境公共物品的供给中，政府的角色是为各类环境公共物品提供正式制度保证；同时，政府应该生产纯环境公共物品，并与社会协作生产和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     

地区社会治理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关系研究

地方政府增加社会治理公共支出会有效改善各领域的社会治理水平,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就业及科技创新等,从而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东部十一个省域面板数据,以政府对社会治理活动各领域的公共支出与公民个人所得税支出为主要指标,对各地区社会治理公共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检验。结果表明,各地区社会治理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且省际差异较小,而公民的社会治理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在省域间差异较为明显。     

国家如何引领私人生活的变革——基于近年来农民生活治理实践的考察

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美好生活的全面实现,离不开国家的适时介入与有效引领。既有"经济社会发展"视角和"国家治理"视角,难以准确揭示国家引领与私人生活变革之间的复杂关联机制。引入"治理型发展"这一中观视角,基于近年来农民生活治理实践的考察,研究发现:在既有"基层组织建设"这一基本路径之外,国家适时介入并有效引领私人生活的良性变革,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另一条主要路径和基本内容。其内在关联机制在于:国家引领与资源下沉是私人生活发生变革的重要驱动机制,而后依托党政科层制中心工作和基层社会群众动员工作机制,进而可在明显提升基层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有效改善广大群众日常生活体验、极大传播现代社会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同时,最终全面转化为广大群众普遍的美好生活获得感和鲜明的国家认同感。     

城市交通管理工作机制创新研究

目前我国城市交通现状中存在的交通拥堵严重、停车供需矛盾突出、交通管理措施脆弱等问题。主要原因是政府及职能部门缺乏科学管理城市交通的意识,城市建设未全面考虑城市交通系统的协调建设,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得不到充分落实,交通参与者交通素质低加剧了交通拥堵。为此,我们要创新城市交通管理工作机制,即构建城市交通管理政府高位推进机制,构建城市交通系统科学发展机制,构建城市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扶持机制,构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社会参与机制和构建城市交通执法严管重罚威慑机制。     

政府主导型社会诚信体系建设的困境及对策

加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是适应社会转型、促进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治理社会诚信缺失问题的重要途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过程中由政府主导的运作模式,解决了诚信治理权威不足的问题,实现了基层社会的诚信治理,但也存在领导体制不完善、部门协同不顺畅、制度保障不充分及社会组织参与诚信建设力度不足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完善社会诚信体系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顶层设计、保障制度供给,同时加大对参与诚信体系建设的社会组织的扶持力度。     

对缓解济南市交通拥堵问题的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济南市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 ,严重制约了济南市的经济发展 ,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 ,对此应在挖掘现有道路潜力的同时 ,加强道路建设和停车管理 ,合理调整交通结构 ,大力发展公共交通 ,重视智能化交通技术的应用 ,做好科学调查工作 ,为济南市的道路交通规化提供科学依据。     

乡村治理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发展研究——基于云南一个苗族村的个案分析

农村宗教事务管理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核心是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夯实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根基,当前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基督教发展存在着信徒迅速增加、传播性较强,家族信教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够,村级组织经济实力和服务能力弱,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目前农村宗教形势整体稳定,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对农村宗教工作的领导作用,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精准扶贫视域下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过程分析——以四川省A市为例

精准扶贫与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基本公共服务在贫困村精准扶贫中具有保基本、补短板、兜底线的作用。但目前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并存,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持续保障能力不足,社会参与主体服务供给能力有待强化。因此,我们要优化政府扶贫体制,突出联动效益;提升村级组织治理能力,合理高效利用扶贫资源;畅通社会参与渠道,发挥社会扶贫力量的比较优势;关注贫困村发展变化,确保服务供给有的放矢。     

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实证分析

社会治理转型是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重要机遇。在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过程中,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目标的善治导向、治理方式的制度化成为有利于慈善组织发展的积极因素。本研究基于残疾人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检验了社会治理转型对慈善组织发展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社会治理转型对我国慈善组织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能力与慈善组织发展质量具有协同性,政府资源供给和制度支持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并且制度支持的中介效应强于政府资源供给。因此,政府要着力构筑慈善组织治理的新格局,强化对慈善组织的资源和制度支撑。     

为了"美好生活"的治理:基于社会政策视角的工作-生活平衡研究

公共治理应及时回应新时代公众的福利需求。在工作-生活冲突日益成为影响现代劳动者福利和幸福感的新社会风险的背景下,促进工作-生活平衡是实现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广东某市城市劳动者的问卷调查与访谈数据,运用多因素定序logit模型分析了工作-生活平衡状态与劳动者的年龄、性别、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层级、组织制度安排以及家庭分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工作-生活平衡状况有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而用人单位的支持性政策对于帮助员工协调工作-生活关系有较大帮助。基于治理理念审视工作-生活冲突:一方面应重视非物质性福利及其供给;另一方面应推动政府公共部门合理而适度地介入劳动者的工作-生活关系,通过制度供给、政策激励以及外部约束等手段,促进一个由政府、组织、社会以及家庭构成的协作体系,为"美好生活"提供一种制度保障。     

基层治理中乡村建设“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一公里"是"末梢堵塞"的现象,反映出下乡资源在供给、使用和监督等方面的问题,在这三个层次的行为上,各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以及"最后一公里"的无法对接,有其背后的逻辑脉络。资源供给所涉及的供需和资源可用性问题,与上级政府的治理模式密切相关;公共资源在村庄的使用作为一种集体行动,受到农村社会的秩序与村庄的领导角色的影响;监督的对象与压力主要集中在基层政府,由于基层政府的共谋和农村集体监督行动的困境,使上下监督渠道堵塞。对此,应当转变政府治理模式,提高资源供给效率;发动农村社会资本,提高资源使用意愿;加强村民参与治理,应对资源监督困境。     

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研究

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使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有所改观,但总体状况仍然落后。农村基础设施治理的落后状况、物品属性、可销售性以及农村社会资本的存在等多种因素构成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各级政府、村集体、村民和社会各界形成了农村基础设施多中心治理局面。多中心治理的效果受各级政府财政能力、政府激励和引导力度、村集体的经济实力与组织能力、农户的经济实力与公共意识以及农村的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基于此,农村基础设施改善路径包括加大政府投入和资金整合力度、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资源禀赋、为企业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创造利润空间、为金融机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激励机制以及培育农村社会资本、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感等。     

智能与治理:城市交通中应用ATMS治堵的几点建议

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负荷不断增加,交通拥堵问题日益突出,应用智能方式管理交通逐渐成为共识。ATMS(先进的交通管理系统)作为智能交通技术的集中体现者,是公安机关治堵利器。如何提高ATMS利用率,智能治理交通拥堵问题,值得深思。     

制度供给科学化:治理城市交通拥堵的新思路

当前中国大中城市普遍存在交通拥堵现状,"出行难"成为困扰政府与市民的一件大事。理论界对拥堵的成因进行了研究,实务界从增加道路供给、引入需求管理、强化限制等方面采取措施对拥堵进行了治理。然而,治理的效果并不理想,城市交通拥堵的窘境依然没有被突破。把交通拥堵放到更大的背景中去理解,着眼于从公法学理论来思考,只有在制度供给方面坚持全面性与适度性,遵循法治性与可行性,体现民主性与公平性,恪守回应性与稳定性,才能促成治堵取得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