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与反贫困的回顾与展望

文章回顾了中国妇女贫困和反贫困状况、中国政府在反贫困中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非政府组织对妇女扶贫的贡献,力求用性别视角分析妇女贫困问题、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和行动,提出从收入贫困、时间贫困和资产贫困角度来综合分析妇女贫困问题的框架。     

论新疆生态移民的反贫困作用

贫困是反贫困问题提出的前提和基础,反贫困是减贫、缓贫、消贫的措施与对策,反贫困理论的提出是基于贫困问题的出现。生态移民的反贫困是我国农牧区反贫困制度的历史变迁,是反贫困理论和观念创新的客观要求,生态移民反贫困的效果取决于制度变迁的方向与绩效。     

我国城镇贫困状况与反贫困战略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课题，而反贫困始终是当今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反贫困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贫困问题仍然是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为了加强反贫困的对策研究，为我国反贫困工作提供决策参考，民政部成立了“城镇贫困和反贫困研究小组”，由原副部长范宝俊任组长、办公厅主任陈杰昌、救灾救济司司长李本公、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廖鸿任副组长．就“城镇贫困与反贫困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为此，本刊特邀研究小组部分成员就我国城镇贫困现状和反贫困对策进行讨论，以期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为其最终解诀尽一份力量。     

贫困类型、贫困观念与反贫困结构的变迁——世界贫困史的视野

世界现代化进程呈现出贫困现象全球化与反贫困目标欧美化的悖论,在现代性危机中去认识该悖论的产生原理,是贫困治理与社会政策学的基础性问题。从世界贫困史视野来看,贫困与反贫困的观念与结构总体上呈现出从个体文明与地方化到国际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从前现代世界到近代世界,在经济全球化、工业化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等因素作用下,反贫困从穷人道德的污名化取向转向社会经济问题治理取向;“国家”逐步取代宗教慈善以及家庭、社区、行会等,承担起反贫困全球化的主要责任,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了福利模式。进入当代世界,尽管反结构性贫困成为全球共识,但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没有顺利实现西方式现代工业化目标,反而沦为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附庸。深刻反思当代世界的贫困根源及反贫困实践依据,认真总结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理念、经验与模式,有助于真正推动第三世界具有主体性的反贫困理论建设与实践进程。     

大连社区公共服务社的探索与启示

贫困.是与人类社会相生相息的共性问题。在中国,随着经济迅速转轨和社会急遽转型,贫困问题也日益显现,并且成为各级政府和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 随着贫困问题的产生,反贫困也就成了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共同目标。但是,基于国情的不同,世界各国的反贫困政策和实践也是异彩纷呈各具特色。面对贫困问题的挑战,中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反贫困战略,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贫困者自助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总体框架。在这总体框架下,从各级政府到各行各业,从社区组织到社会成员.都为实施反贫困战略积极地探索,为保障贫困者的基本生活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内涵与意义

贫困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当今世界仍有7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推行的"精准扶贫"实践,在短短十年时间里使8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摆脱了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形成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体系,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最核心的内涵或要素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旨归、"精准扶贫"的基本工作理念以及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根本指导.它们不仅是中国彻底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根本法宝,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而且能为世界反贫困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样本.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和中国的反贫困政策

世纪之交,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主要是我国坚决贯彻了邓小平同志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实施了有效的反贫困政策。学习研究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和中国的反贫困政策,对于我们继续搞好下个世纪的扶贫开发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中国反贫困工作取得巨大成绩贫困问题直接威胁着全球的政治安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当人类即将进入21世纪时,消除贫困成为全世界的一项迫切任务。早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消除贫困便被写入庄严的宪章中。战后,贫困问题开始逐渐引起各国政府普遍重视。1995年12月18日,联合国又正式宣布1996年为国际消除贫困年,以促进全球采取行动,在最短的时间内消除贫困。     

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创新与贫困农民主体性构造

王三秀在《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年第8期撰文为，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存在着较多的运作管理问题，直接制约着反贫困绩效的提升。农村贫困治理模式应当创新，而真正确立贫困农民反贫困的主体性地位则是创新之根本。贫困农民在反贫困中的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他们对贫困治理的观念心理、行为特点、     

我国应实行综合性的城市反贫困政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为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城市贫困问题有了较大缓解.然而,由于政府把反贫困的重点放在应急的单一的社会保障措施上,没有触及导致贫困的体制性、制度性障碍,影响了城市反贫困的整体效果,造成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绝对贫困问题未能有效解决.     

论贫困治理绩效评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双重分析

反贫困工作是中国当前社会治理的重中之重,贫困问题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全面小康乃至共同富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贫困治理绩效评价伴随着贫困治理的始终,具有逻辑上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的迫切性,是中国政府做好反贫困工作的必要工具和重要抓手,科学有效的贫困治理绩效评价体系有助于提高贫困治理效率和贫困治理质量,能够体现共享发展的价值理性及工具理性。现阶段的贫困治理绩效评价存在评价主体不多元、评价指标体系不科学等问题。贫困治理绩效评价的改进应该在共享发展价值理念的指导下,发展政府内部加外部第三方主体在内的多元评价主体、完善评价内容和指标体系,同时绩效评价也应该随着贫困治理成效的提升而不断进行调整。     

村庄财政与反贫困的瞄准目标

有效解决贫困问题,是新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之一。本文重点探讨反贫困的瞄准机制及瞄准 目标栽体的比较和选择,研究村庄财政建设在反贫困中的作用和做法。     

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人类减贫的启示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中国消除绝对贫困的卓越成就与全球反贫困领域存在的困境形成了鲜明对比。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将中国反贫困经验总结为五个“靠的是”和七个“坚持”。这一崭新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中国反贫困实践相结合开出的理论之花,拓展了人类反贫困思路,为人类减贫探索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反贫困理论在科学性、实践性等方面存在鲜明差异,为人类减贫事业带来了诸多启迪。     

反贫困治理结构创新——基于中国扶贫脱贫实践的思考

经过数十年的反贫困实践,我国在取得举世瞩目反贫困成果的同时进入了综合反贫困阶段。新时期反贫困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反贫困应具备创新性和系统性。因此,必须创新反贫困治理结构。反贫困治理结构的创新主要包括:反贫困治理结构主体的创新,即建立包括政府、第三部门、贫困群体在内的多中心贫困治理主体结构;反贫困治理结构制度的创新,即通过正式制度(法典、专门法和政策)的供给与非正式制度(软法)的培育和运用,优化反贫困治理结构及其运行;反贫困治理结构管理运行的创新,即多中心反贫困网络中的多层治理、协同治理和自主治理。     

我国反贫困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阶段性目标是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达此目标,不仅需要具体的政策执行,还需要从制度层面思考反贫困的政策设计。文章以制度经济学为切入视角,对贫困发生的传导机制、贫困的制度缺失根源以及反贫困的制度供给进行解析,为可持续反贫困的政策设计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从现实来看,我国贫困的发生主要源于人口增长引发的教育医疗资源缺失、自然和生态条件严酷、原生制度的路径惯性以及地区结构性差距等因素,并以不同路径形成贫困的传导和循环。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贫困的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制度选择的低成本陷阱、旧式(原生)制度的路径依赖以及制度变迁动力不足等方面。基于上述分析,文章认为,我国反贫困的制度设计需要从多政策选择避免低成本陷阱、移风易俗打破惯性贫困以及顶层设计将反贫困纳入政绩考核等三方面入手。     

国外发达国家反贫困的经验与启示

贫困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常态现象,是大多数国家存在的社会问题,反贫困是各国政府的重要任务。本文系统梳理了发达国家的反贫困政策和经验,提炼了对我国反贫困的重要启示,这对于进一步正确认识我省贫困状况,开阔视野、创新思维,大力推进精准脱贫的历史进程,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的重大任务,顺利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美国和欧洲国家反贫困政策比较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与世界各国一样,美国与欧洲国家在其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严重的贫困问题。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美国和欧洲国家反贫困政策存在着各自的特点。比较分析这两种各具特色的反贫困模式.借鉴其经验,吸取其教训,对于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贫困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70年反贫困的政策演变、成效和主要经验

新中国70年反贫困的政策演变先后经历救济式反贫困(1949—1978年)、体制变革助力反贫困(1978—1985年)、开发式反贫困(1986—1992年)、攻坚式反贫困(1993—2000年)、造血式反贫困(2001—2011年)和精准式反贫困(2012年—至今)等6个阶段。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着力凝聚共识形成反贫困合力、着力完善反贫困治理体制机制、着力与时俱进制定精准反贫困策略、着力推进党建与贫困治理互促共赢、着力促进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贫困、着力推动乡村振兴与贫困治理统筹衔接是我国反贫困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宝贵经验。     

后脱贫攻坚时代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

随着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目标的实现,我国贫困治理的重点将转移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稳定脱贫的任务依然艰巨,现行的反贫困制度体制需要重新审视、创新发展。后脱贫攻坚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关键是要构建一体化的反贫困制度体系,将相对贫困治理与绝对贫困治理统筹兼顾,实现反贫困事业向纵深发展。涉及三个层面的整合:第一个层面是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推动反贫困事业与国家相关宏观政策的统筹兼顾与一体化,整体提高低收入地区、人群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缩小差距;第二个层面是现行反贫困具体制度(政策)的一体化,涉及现行扶贫开发相关政策与社会救助制度的整合,实现社会救助政策的积极转向,提升贫困家庭及个人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第三个层面是反贫困管理体制的一体化,实现宏观层面的反贫困政策与微观层面的反贫困制度的结合,深入推进新时代的反贫困大业。     

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反贫困路径选择辨析——基于空间贫困理论视角

西部民族贫困地区面临的反贫困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基于空间贫困理论视角,探讨西部民族贫困地区反贫困进程中各种反贫困路径选择所存在的问题,并借鉴国内外一些成功经验提出初步建议,以期能为西部民族贫困地区的反贫困路径选择提供一种符合实际的参考。     

贫穷的本质:基于精准扶贫实践的思考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的反贫困问题研究专家在《贫穷的本质》书中揭示出,贫穷的本质是穷人处于弱势的发展处境。党的十八大至今的扶贫实践表明,围绕如何改善和提升贫困群众的发展处境,我国实施精准扶贫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消除绝对贫困指日可待。2020年是精准扶贫“收官”之年,接下来扶贫工作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精准扶贫时代,必须立足和总结已有扶贫基础和扶贫经验,同时结合国际反贫困治理经验,重新审视贫穷的本质和意义,并建立更加科学化、常态化、长效性和可持续性的反贫困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