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球化时代的非传统危机及其管理

全球化时代 ,绝大多数危机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全球化 ,而大多数危机的影响也是全球性的 ,所以这些危机需要全球化的管理。非传统的危机与危机管理则主要是指危机的类型、危机管理目标、危机管理的参与者与管理方式正在逐步超越传统的框架 ,表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全球化背景下的非传统危机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托社会生活的日常管理机制 ,强化民众的心理素质和危机意识。它固然可以借助更多的科技手段和日常化的社会管理机制 ,但在全球化复杂背景下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 ,这些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其目标与效益。尽管全球化非传统危机管理时代已经来临 ,但危机管理中的国家特色不是在消退 ,而是在加强。这种特色也是对国际化危机管理的一个重要补充。     

论美国国际危机管理与国际战略的关系

美国国际危机管理与国际战略具有密切联系。国际战略指导、制约国际危机管理,国际危机管理对国际战略进行调整与完善,并日益成为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有机结合与良性互动是美国国家利益得到最大限度实现的重要保证。     

当前国际危机的新特征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国际危机是指国际间因若干方面矛盾激化而导致各种破坏正常国际关系的恶性事态发展。由于传统和非传统因素交织,当前国际危机带有扩展性强等一些新特征,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非传统国际危机愈益频发和突出,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新焦点。美国坚持旧安全观和冷战思维,坚持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传统与非传统国际危机发生的主要根源。如何有效应对国际危机特别是呈上升之势的非传统国际危机,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紧迫课题。     

论中日韩安全合作

中日韩安全合作可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催生了中日韩合作,传统安全合作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扭转地区安全范式上有了初步成果。三国的实质性合作存在结构性机会,即非传统安全合作稳步推进的同时,以危机管理作为传统安全合作的突破口,非传统安全合作能够对其产生溢出效应。目前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相关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但能够通过高层沟通增加互信,向＂协治安全＂前景发展。     

"海洋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东亚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构建

"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为东亚海洋安全合作指明了方向.目前领土与海洋权益等问题阻碍着东亚区域海洋传统安全合作,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介入和域内国家海洋能力的差异等因素也影响着东亚海洋安全合作的开展,为此需要引入信任机制.信任是国家间达成合作的基础,长期的利益互惠有助于信任的构建与维系.东亚区域发达的海洋贸易合作、对航道运输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多领域的非传统海洋安全合作为其构建信任机制提供了可能.可以从利益、制度与情感层面入手,构建起海洋安全信任机制框架,深化海洋安全合作,从而维护东亚海洋的和平与稳定.     

征稿启事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和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全国性学术刊物(双月刊),面向国内外发行,内容涵盖亚太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理论与实践,重点突出亚太海洋领土争议、海上安全、海上军事力量建设、海洋法律与商业秩序、海洋生态与环境保护等问题与亚太安全之间的关系。同时,本刊也将聚焦亚太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区域热点等诸多现实问题。《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旨在将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     

美国—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的动力与困境北大核心

2022年上半年,拜登政府颁布新版《美国印太战略》,召开美国—东盟特别峰会,强调美国—东盟关系进入新时代,还提出要进一步深化美国与东盟的海上执法安全合作,凸显“灰色地带行动”在“印太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当前,美国与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表现出美国为主要推动力、呈现双轨运行合作机制、由盟友优先向伙伴关系调整、深化海域态势感知与能力提升等特征。双方合作的动力是基于各自安全战略需求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考量,并借鉴了日本海警外交经验,但双方的合作将受到美国战略调整、东盟战略自主、域外国家制衡和东盟内部合作基础所影响和制约,然而未来一定时间内,美国—东盟海上执法安全合作的动力将大于困境。     

危机管理与中美关系

国际危机管理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美关系为例,运用危机管理的相关理论,阐释了中美危机管理的基本内涵,以及中美危机管理的四个基本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危机管理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危机管理是发展中美关系和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支撑点;多边危机管理和非传统危机管理活动已经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现实增长点;危机管理在未来可以消除中国发展对中美关系的震荡;同时,管理世界权力体系中的危机,也是中国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     

俄美反恐预警的启示

随着反恐斗争形势的日益复杂、激烈和严峻,作为反恐危机管理的重要组织部分和 重要内容,反恐预警越来越受到世界主要反恐国家的重视。反恐危机管理的重心由大规模恐怖袭 击的“应急处置”逐渐向“危机预警”转移。与美俄等国相比, 我国反恐预警建设方面不仅在整体 上还存在着较大差距,而且与我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远远不相适应。更为重要的是,不仅反恐预 警是危机管理面临的新课题,包括反恐在内的我国综合性危机预警机制建设都需要在理论上进行 深入的研究和实践上的不断探索     

征稿启事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和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全国性学术刊物(双月刊),面向国内外发行,内容涵盖亚太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理论与实践,重点突出亚太海洋领土争议、海上安全、海上军事力量建设、海洋法律与商业秩序、海洋生态与环境保护等问题与亚太安全之间的关系。同时,。本刊也将聚焦亚太大国关系、周边外交、区域热点等诸多现实问题。《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旨在将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相结合,中国国内研究与国际学术研究相结合,及时刊登和发表上述问题领域内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非海上安全合作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其涉及范围逐步向非洲大陆扩展,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最终确定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穿越非洲大陆。在此背景下,中国政府有必要借助"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扩展到非洲的机遇,在现有中非经贸、政治及安全合作的基础上把中非关系扩展到海洋领域。鉴于非洲多国政局并不稳定、非传统安全威胁加重,其中来自海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突出等局面,在依托"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扩展中非合作关系的过程中,中国需要与非洲相关国家加强各领域特别是海上的安全合作,并争取其他域外大国的良性参与,避免恶性竞争,共同创建一个"中非海上安全共同体",为包括中国、其他域外国家在内的各国在非洲经贸领域的合作及发展保驾护航。这样既能巩固和加强中非传统合作关系,推动其发展到新的层次,更好地保护中国在非洲的海外利益,也能避免与其他域外大国在非洲走向"零和博弈"。     

印度的海洋战略及印美在印度洋的合作与矛盾

作为主要的印度洋国家,印度长期以来寻求一项确保自身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大国海洋战略,它体现了印度立足南亚、面向印度洋、争做世界大国的战略图谋。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发展以及追寻其“大国梦”的步骤加快,印度对印度洋的安全需求持续增大,将确保海洋战略利益、特别是保证印度洋海上石油通道的安全视为保护其基本国家战略利益的头等大事。鉴于印度洋对印度和美国的重要战略意义,印度在实施其海洋战略过程中既会与美国保持合作,同时也可能引发相互间的利益冲突。     

印度海洋安全环境:新变动与新挑战

印度海洋安全战略的制定与调整深受外部安全环境影响,后者既有延续性也有变动性。近年来,印度海洋安全环境变动加速,主要涉及四方面:首先是印度洋战略地位持续提升;其次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大国角逐等传统安全问题回归;再次是非安全问题的战略重要性凸显;最后是地区治理结构破碎,多个海洋合作倡议呈竞争性发展,不确定性加大。这些环境变动促使印度对其海洋安全战略进行了较大调整,包括持续更新战略文件;积极确立新型海上安全观,主动回应新型特别是非传统海上安全挑战;进一步细化各子战略,全面回应新的海洋安全环境;积极推动海军国际交流合作,援引外力提升本国安全。     

试析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

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正成为一个地区热点问题,美国、日本、东盟等域内外国家已经提出或正在推进相关的合作机制。从合作目标及合作紧密度方面分析,这些机制呈“多层次”结构,包括军事联盟性质的合作、有倾向的平衡合作、多边及双边合作和技术性多边合作等。从战略意图分析,美国及其盟国试图以传统安全合作机制调控该地区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进程,东盟则希望平衡各方力量,并借助大国提高自身安全能力。因此,在南海地区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建设进程中,充满了相互防范和激烈竞争的气氛。中国在该地区海域面临传统安全机制的结构性排斥和能源安全双重挑战,有必要在重视传统安全威胁的同时,以务实精神促进地区的功能性安全合作。     

美国的印度洋政策及对中国的影响

随着印度洋战略地位的日益上升,美国越来越关注其在印度洋的利益.这主要包括确保印度洋作为国际商业通道的安全畅通、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阻止对美国不友好国家主导印度洋以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了实现这些利益,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极塑造印度的地区和全球性领导角色;大力发展与东南亚和中东重要国家的友好关系;巩固和强化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的作用;领导或参加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双边或多边行动.由于带有明显的主导性、排斥性和干涉性,美国的印度洋政策对中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带来了非常大的挑战.     

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研究

近年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机制呈现“碎片化”特征,数量众多、不成体系、互不连属,造成了机制拥堵和功能重叠。南海多边合作机制“碎片化”和未形成多边合作整体架构的重要原因在于,中国、东盟声索国和域外大国这三类行为体各自牵头的机制多元共存,并对“谁的多边安全”“什么样的多边安全”“如何建立多边安全”这三个问题作出了各自的回答。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可将正在谈判中的“南海行为准则”作为“机制融合”的核心;同时,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一些原则、“南海沿岸国合作机制”倡议融合到“南海行为准则”制定中;需要从高度紧迫且三类行为体尤其是中美都愿意合作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领域着手,并从已有的南海及其毗连海域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案例中获取经验。构建南海非传统安全多边合作的整体架构,相关国家应坚持四条基本原则：南海沿岸国寻求与域外大国的良性互动;打击跨国海盗和恐怖主义须作为优先选项;将提升海上能力建设作为重点;推进海洋环保和渔业资源管理的多边合作。     

中国与东非国家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新时代中国与东非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建立了诸多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沟通平台、能源通道海上军事力量合作迈向新台阶、港口建设成为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的重要抓手。这一合作的深化面临诸多挑战,涉及东非国家治理能力有限及部分国家油气资源纷争、有关合作的法制不够完善及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中国与东非国家必须直面上述问题,系统考虑全球、区域、国内等层面的各种因素,协调域内外相关行为主体的力量,以加强该区域海上能源通道安全,促进资源分享和发展红利共享,打造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南南合作的样板,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中国官方虽然在世纪之交就已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这一“新安全观”阐述的是对外方安全方面的非传统安全保障途径与措施,而没有涉及内部安全及更广泛的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因而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也是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超越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综观内外及其他各方面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时,中国官方当时及此后一段时间内秉持的依然是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更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国家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及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认识和处理,具有系统的非传统思维和丰富的非传统内容。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在论及丰富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也论及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非传统”,是因为它关注和强调了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总体”,是因为它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国家安全问题;总体国家安全观之所以“高级”,是因为它用非传统思维统合了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我们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阐述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要全面兼顾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论述,更要重点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涉及的各种过去长期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非传统内容;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内容,更要重视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含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论中美之间的海权矛盾

近来中美两国在海洋领域的摩擦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本文认为,中美海权矛盾主要源于美国。美国基于国家安全、地缘政治和军事战略考虑,企图在海洋领域对中国进行限制,以延阻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海洋利益的拓展则加深了中美之间在海洋领域的矛盾。中美海权矛盾有逐步深化、规模加大、从黄海向南海转移的趋势,但不至于爆发全面海上武装冲突。中国在发展海权时,应处理好与美国在海洋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关系。     

美学者论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1998年底出版保罗·斯代尔斯主编的《新安全议程-全球纵览》一书,概述了“非传统安全”的缘起及主要国家和地区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摘介如下: 一、非传统安全的涵义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相对缓和,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地位相对下降。许多国家开始关注非军事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及其防范措施,如恐怖主义、种族冲突、环境恶化、粮食和能源短缺、毒品交易、跨国犯罪、人口增长和非法移民等。这些问题与传统的外部军事威胁相对,被笼统地称为非传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