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改造难度 加大改造力度

“存在决定意识”.作为我国最重要的社会现象的确立社会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过程,既以其生机与活力推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社会理想和价值、道德、法制观念的历史性进步,也以其社会变革过程过程必然出现的负面效应以及社会重组中带来困难和不适应诱发了某些人在上述方面的历史性锐化.由于罪犯本能地抵制其正面效应和自发地吸取其负面效应.因此市场经济社会中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往往直接或间接地被罪犯所吸纳,成为干扰罪犯改造的不利因素,由此导致了改造难度的增大.     

论侵害熟人的犯罪

在众多的社会犯罪中,有一种犯罪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即以熟人为侵害对象的犯罪。这种犯罪的特点是犯罪者与被侵害人在犯罪前已经相识或熟识,犯罪行为是依业已存在的确定社会关系而进行的,不具有陌生人之间犯罪那样的“随机性”,因此该类犯罪较准确地反映社会关系内在的矛盾性,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为了对该类犯罪进行深入研究,我们对天津市1995年入狱的2189名罪犯进行了相关内容的调查,调查发现全部罪犯中以熟人为侵害对象的占24.1％,以陌生人为侵害对象的占39.1％,其余36.8％的罪犯是以非自然人为侵害对象的犯罪,如盗窃公有财物、贪污、受贿等。     

罪犯失败心理的双重效应及改造对策

罪犯失败的心理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效应,具有失败心理消极效应的罪犯有的会感到无助和懈怠,自卑和痛苦;有的罪犯的价值观可能会畸化,继而引发报复社会的行为。针对此类罪犯,可以采取合理宣泄法、培养成功智力和对挫折的正向心理承受力等方法进行矫正。具有失败心理积极效应的罪犯,有的能够理智地接受自己的罪行,有的能学会扬长避短地适应社会,进而提高自己适应社会的能力。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规则中“必减主义”之检讨——规范和实证角度的求证

预防和治理未成年人犯罪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但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对其量刑规定的“应当从轻、减轻”的“必减主义”，不但与司法解释相矛盾，而且不能很好地应对实践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借鉴已有实证研究成果，本文从现有规定、刑罚的预防功能、刑罚个别化、被害人的认可度等角度，认为“必减主义”应当进行适当的修正，采取量刑上的“得减主义”，根据未成年罪犯的具体情况，对其决定是否减轻、从轻处罚及减轻、从轻幅度，从而更好地预防、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发生。     

美利坚的好事之徒

托克维尔看到的居民"提供犯罪的证据"、"帮助警察的工作",这至少需要人们在公务人员面前有足够的安全感,对于公共事务有充分的参与意识和参与保证。不然,即使不幸就发生在身边,"人民群众期盼平安和谐的愿望"也只能靠祈求自己幸运和对待别人的遭遇麻木来维持。托克维尔1830年代从专制法国来到民主美国考察,很惊讶地发现,美国政府拥有的发现罪行、追捕罪犯的手段极少,警察数量也远不及法国,但罪犯漏网的却非常少,"原因在于每个人都认为提供犯罪的证据和擒拿罪犯,与自己的利害攸关"。     

论共同过失犯罪

伴随着社会大环境的不断变化,犯罪形式的日渐复杂,断然否定共同过失犯罪的存在,已无法适应社会与司法实践的需求,而法律的缺乏严谨性,更是放纵犯罪,严重破坏了司法的公正性。笔者认为应当建立共同过失犯罪制度,向传统的共同犯罪理论提出挑战,追求刑事立法和理论的完善,从而服务司法实践,保障受害人以及罪犯的切身利益。     

青少年犯罪成因实证研究

青少年犯罪的成因相当复杂，对其探讨已涉及到了各种学科和社会层面，并渐有“科际整合”的趋势。本研究立足于具有“科际整合”特点的国内外代表性学说一般犯罪理论和犯罪综合动因论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实证研究，探讨家庭、学校、同侪以及低自我控制等因素对青少年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的预测作用。     

对青少年应加强犯罪的代价教育

人类具有趋利避害的共同心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更多地追逐物质利益.为此而不惜以身试法,最后论为罪犯的青少年日渐增多.是否犯罪所获取的满足超越了犯罪的受惩罚风险呢?我国强调对犯罪坚决打击.决不手软,应无异议.青少年不惜以身试法,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犯罪过程中所付的沉重代价.犯罪经济学从个体出发,运用经济学原理分析犯罪原因和研究犯罪对策.这一理论认为,罪犯有两种基本的成本,一是时间的机会成本,二是处罚成本,是一种预期成本.时间的机会成本是指,人的有限生命存在的时间,是一种宝贵资源,当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内只能从事一种活动,不能再从事另外的活动,也即在从事某一种活动时必须放弃其他活动.惩罚成本即犯罪受到处罚时罪犯所受到的损失.如果仅从眼前得失来衡量,青少年犯罪所化“成本”似乎不是很高.如果进一步分析,笔者认为,青少年犯罪“成本”较之普通人犯罪“成本”具有显著的昂贵性特点,(本文以下均借用犯罪经济学中“成本”概念,请读者注意)其主要表现为:     

处在法律边缘的罪犯子女儿童村——儿童权益保障立法模式的选择与实务

生活在“偏僻”角落这群被称为“罪犯子女”的孩子是不幸的，只是由于父母犯罪，他们得不到一般孤儿享受的救济和扶助，被社会有意无意地长期忽视，如果长此以往，不仅不利于这些孩子健康成长，而且不利于教育与改造罪犯，给社会稳定带来极大影响。本文是作者暑期赴北京市顺义区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中心调查所得，并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进行认真分析，希望寻找到最佳的解决途径。     

信息窗

中国青少年犯罪率仍在上升未来五年总量将增加2007年1月10日,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中国“十五”期间青年发展状况和“十一五”期间青年发展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十五”期间青少年犯罪增加68%,未来5年青少年犯罪总量将进一步增加。报告还指出,“十五”期间青少年犯罪总体数量呈上升趋势,未成年人犯罪增长迅猛,其中全国法院判决的青少年罪犯5年间增长12．6%,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增长情况更加     

论我国当前的意识价值对犯罪率的影响

犯罪是社会变革的晴雨表,犯罪率的波动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的根源。意识价值是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成份。本文具体分析了意识价值与犯罪率之间的关联,指出社会转型深化期人们的利益观念空前激发,自我意识明显增强,意识价值日益多元化,与此相应,犯罪率也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     

女性“杀子”犯罪动机探析

犯罪动机是引发"母亲杀子"犯罪现象出现的主体方面的首要原因:女性在无法得到满足的各种内心需要和消极情绪、浅薄认知以及脆弱意志交互作用下产生了犯罪动机,并通过动机冲突确立了占主导地位的动机。为消除此类动机,个人、社会及国家可以从多方面努力,以期达到最佳效果。     

“梅根法案”的中国实践:争议与法理——以慈溪市《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为分析视角

浙江省慈溪市出台《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实施办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在其刑满释放后或者假释、缓刑期间,通过相关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渠道对其个人信息进行公开,这被称为中国版的"梅根法案"。虽然慈溪出台的《办法》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但公布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人员身份信息的做法是具有一定法理基础的。比如,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面前,性侵罪犯的隐私利益应受一定限制;而"梅根法"的背后反映的是国家所面对的伦理选择与基于社会防卫理论,寻求个人权利与公共安全之间平衡等。应当肯定慈溪实践先行探索的意义,并不断完善该制度,为将来可能的全国性立法提供借鉴。     

对未来少年法院受案范围的构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增强、人民生活富裕提高的同时,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日益严重地显现出来,特别是其中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不但数量大增,而且犯罪的性质和后果愈加严重,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据江苏高院统计,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判决的未成年罪犯,1998年比1997年上升了16％,1999年又比1998年上升了22％,2000年与1999年相比,基本上持平,仍处于居高不下的态势。青少年犯罪已成为继环境污染、吸毒贩毒之后的第三大社会“公害”,为全社会关注。     

试论社区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

青少年犯罪是当前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而社区(闲散)未成年人群体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发源地。诱发社区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主要是环境因素,应当积极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社区未成年人犯罪,为有效预防青少年犯罪打下坚实基础。     

“留守儿童”违法犯罪问题调研报告

“留守儿童”违法犯罪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留守儿童作为弱势群体，他们走上违法犯罪道路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通过调研、问卷和访谈等方式，我们发现“留守儿童”违法犯罪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且呈上升趋势，有着自身的原因和特点，因此对他们的预防和处遏也应有所不同。     

酗酒对青少年犯罪的倾向性影响及分析

尽管青少年酗酒犯罪现象呈下降的趋势，但酗酒对青少年犯罪的倾向性影响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酗酒促使犯罪动机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并多受到“情境”影响，犯罪目的非财产性指向明确，犯罪多具有暴力倾向，犯罪类型大多为滋事、抢劫和伤害等。     

犯罪季节性的一般分析

地球每围绕太阳旋转一周都会使地球上的气温产生规则性的变化,人们依此将一年划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随着循环往复和季节变化,人类社会犯罪行为的发生是否也具有规则性的变化呢?迄今的犯罪研究尚有分歧.我们认为该问题的研究应严格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各个时期内犯罪的季节变动必须旧有规则的同向变动趋势;二是在相同的变动趋势下各序列变动的幅度应基本相同.除以上原则外还应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即必须以较大规模的、科学准确的调查资料为研究的基础.只有上述原则和条件均已符合的条件下,我们的研究结果才能是可信的和有价值的.为此,我们依据天津市犯罪普查资料,将1990年和1993年两年人狱罪犯(共8125人)分为两个对照组——即1990年组和1993年组,通过两组罪犯在犯罪季节上的特征来分析其变动的走向和变动幅度,从而得出某些有益的结论或判断.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犯罪季节的认定是以罪犯第一次作案的月份为标准,以此排除了罪犯多次作案在时间上的不确定性.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探讨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急速增长,未成年人犯罪的现象越来越多,呈逐步上升的趋势,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因素很多,未成年人犯罪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是至关重要的。本文通过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现状、原则进行分析,探究如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     

“疆界消失”时代的犯罪

1992年,日本警察厅在其发表的白皮书中,首次使用了“疆界消失”(borderless)一词.其原意是指国界、省界等地理疆界的消失,现也指“男女之间区别”等“社会疆界消失”.随着教育目标确定更重视对个性的尊重,社会价值观也变得多样化和无疆界化了.因而,以罪犯再社会化为目的的刑事政策,也必须相应地多样化.一、跨越地理疆界的犯罪概观日本警察厅白皮书中有关“疆界消失”时代的犯罪形态,其中的跨越地理疆界的犯罪,反映了汽车普及时代,使用高速交通工具实施犯罪增多的现象.与此同时,犯罪的广域化,也要求侦查犯罪的活动跨越各警察署以及都、道、府、县的辖区疆界.例如,1989年10月,爱知县丰桥发生的一起拐骗一名小学二年级少女(八岁)的案件,因爱知和静冈两县的警方没有很好合作,虽接连四次发现罪犯的汽车,但是却未能抓获罪犯,最后,少女被害,搜查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