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主知识产权范畴的理论构造

知识产权在形式上是特权,但在本质上属于自然权利和私有财产的范畴,因此＂无主知识产权＂范畴的确立,非但有理论上的依据,而且不会招致无主物之＂先占＂方面的曲解。无主知识产权的核心问题乃权利的归属,对此主张一概＂归入公有领域＂或者＂收归国有＂,都不免草率;问题的解决方案应当依知识产权法的立法目的而定。     

罗马法的先占取得原理及其现实意义

一、罗马法的先占取得和原理及其要件 “无主物归先占者所有”是罗马法的一条基本原理。至于它的根据,学者多依自然法原则予以解释。有人认为它是“所有权取得方法中之最天然者也。古来于一切财产,率得由先占而取得所有权。”“先占是最古老的原始取得方式,可根据自然法理论予以解释”。由此可见,先占取得乃最原始、最自然、最普遍的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方式之     

物权法占有制度与侵占罪的认定

物权法占有制度与侵占罪的认定具有密切的联系,侵占罪的规范判断必须考虑民法上的占有。不动产可以成为侵占罪的对象,占有的体素、心素要件可以为侵占罪相应的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提供参考。占有辅助人由于不能成立物权法上的占有,因此其行为不能构成侵占罪;行为人最初对于标的物是恶意占有的,也可以成立侵占罪。     

罗马法中的先占取得及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正> 一、罗马法关于先占取得的原理和要件 “无主物归先占者所有”(res nullius cedit primo occupanii)是罗马法关于先占取得的一条基本原理。至于它的根据,学者多依自然法原则予以解释。例如:“可谓所有权取得方法中之最天然者也。古来于一切财产,率得由先占而取得所有权”。又如:“先占是最古老的原始取得方式。可根据自然法理论予以解释”。由此可见。先占取得乃最原始、最自然、最普遍的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方式之一,大概也不限于古罗马一国所专有。我国     

“天价乌木案”凸显《物权法》适用之惑

近来媒体广为关注的“天价乌木案”本质上是一起无主物先占引起的权属纠纷,由于《物权法》对于无主物先占制度采取了拒绝的立场,从而致使法院陷入无法可依的境地,笔者建议法院依法、科学、合理地运用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根据无主物先占制度的法理学说对本案作出判决,以推动立法最终承认无主物先占制度.从目前的情况看,法院试图以发现埋藏物制度来解决本案的诉争事项,笔者以为,《物权法》与《民法通则》关于发现埋藏物的规定完全不同,法律适用的逻辑与结果也不完全相同,而且,适用《物权法》第114条发现埋藏物“参照拾得遗失物的规定”既不符合实际情形,也会产生不公平的结果,更会使法院的法律适用逻辑难以自圆其说.有鉴于此,笔者建议立法机关或最高司法机关重构我国独立的发现埋藏物制度.     

《合同法》第158条评注(买受人的通知义务)

买受人的通知义务是法定不真正义务。本条一体适用于民商事买卖,适用于原给付义务与次给付义务形态下的物之瑕疵,不得准用于权利瑕疵。收到标的物,构成本条前置性事实要件。怠于通知是本条唯一构成要件,包含通知不适格或期间经过两种情形。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数量或质量符合约定,系法律上的事实推定,而非法律拟制。通知为观念通知,形式自由,内容须具体明确。在承认(真正的)质保期独立功能的前提下,本条的质量保证期,实为不真正质保期,即约定的最长客观检验期间。本文采实体抗辩权路径,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援引。本条不排除侵权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与缔约过失责任构成自由竞合,与性质错误构成有限竞合。     

数字时代盗窃犯罪的因果关系及主观要件探微——以“电信版许霆案”为视角

数字时代的盗窃犯罪,在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上,数字漏洞仅为危害结果得以发生的外在条件而非原因,危害行为才是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原因,因而数字漏洞并不能阻却特定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考量盗窃犯罪之主观要件——非法占有目的,应以能够支配某标的物作为占有的构成要义。     

论原因自由行为概念之除去——对责任主义的一种尝试性审视

责任的本质在于非难可能性,是就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对行为人的非难。一方面,应是对行为人符合构成要件行为本身的非难（法益保护的手段）。因为在一般意义上,违法行为后的逻辑后果便是结果的无价值;另一方面,是对行为人造成的符合构成要件结果的非难（法益保护的根本目的）。因为行为人对由于其不法定向行为意思致使法益侵害或威胁这样一种结果的无价值。即＂责任与行为同在＂原则中的责任应当是对法益侵害的结果或威胁这一整体法律后果（当然包括行为）的非难,而非仅仅局限于对行为人实施构成要件所要求的定型行为的非难。在刑法理论通说已经将责任与行为同在中的＂行为＂限定为＂实行行为＂的情况下,通过对责任主义本质的另一种不太谦虚的尝试性重新审视,以行为人主观面的不法定向作用来决定行为的不法色彩,并在法益保护的结果无价值立场下,对不法定向行为（原因自由行为）进行归责判断,从而除去原因自由行为之概念。     

许可执行之诉的受理要件

【裁判要旨】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起异议后,执行法院经前置审查程序而裁定中止对异议标的物执行的,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特别是申请执行人的利益。申请执行人若具备相关的前提要件、时间要件、请求要件、管辖要件、当事人要件等,则有权依法提起许可执行之诉。符合相关受理要件的许可执行之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并进行审理。     

论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之主观明知

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是指蕴含价值关系或评价内容的构成要件要素,对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知是成立故意的前提。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知实质上是对其意义的认识,应当采用＂外行的平行评价＂标准。此外,对于具有类别关系和属种关系的规范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也应该属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明知组成部分。     

所有权保留担保权构成下保留卖主的合同解除权

我国《民法典》下的所有权保留应采用担保权构成说。在所有权保留的担保权构成下，亦应肯定保留卖主可以基于买卖合同解除的一般规则享有合同解除权。保留卖主合同解除权的要件按照买卖是否为分期付款而不同。在保留卖主解除合同后，对于其所保留之担保权的命运，应区分所有权保留在先登记、未登记或较晚登记、虽较晚登记但构成购置款担保超级优先权三种情形分别讨论。若所有权保留登记在先，保留卖主基于其在先登记的担保权可对抗保留买主转卖标的物情形的后续买受人、保留买主为其他债权人设定担保情形的担保权人、保留买主的强制执行债权人和破产债权人。     

论先占制度适用的可扩展性

先占是重要的物权取得方式,其作用主要是使当事人取得先行占有的无主物的所有权。在传统民法中,拾得遗失物和发现埋藏物是与先占作用相似的两种制度。主要基于三者的客体不同,传统理论将它们划分为三种制度。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先占、拾得遗失物和发现埋藏物的客体是难以划分的结论,在此基础上,证明了先占制度可以扩展适用至拾得遗失物和发现埋藏物的观点。     

论合同生效要件之证明责任分配

民法教义学中,合同履行请求权至少应包括合同生效要件。其中,合同的特别生效要件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学说及实践中已无异议;合同的＂一般生效要件＂,并无＂符合＂与否的问题,而只有＂违反＂如何的问题。私法自治原则要求,证明责任分配在参与民法外部体系的构建时,将合同效力要件规定为＂效力阻却要件＂,交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所以,应对《证据规定》第5条规定之＂生效要件＂作目的性限缩。此种以证明责任为解释目标的进路,表明证明责任分配也是法规范之关联脉络的一种,解释论亦应以证明责任分配为解释目标。     

大陆法系正犯与共犯区分理论评述——兼谈对我国共犯形式客观说之反思

正犯与共犯区分问题上,形式客观说虽貌似简洁明快,条理清晰,但实质上却是将难题皆推到了下一层次之判断中(实行行为性层面),而对下一层次判断,亦常常会呈现一种模糊状态.形式客观说一方面强调构成要件之定型性,以维持形式上之罪行法定意义,另一方面又从实质之角度把握构成要件,将构成要件行为从整体上予以扩充,反而又使构成要件失去定型意义,此不得不被认为与其基本出发点相违背.反之,权衡相较,大陆法系之行为支配理论对我国之正犯与共犯区分问题不无借鉴意义.     

特殊物品交易中诈骗犯罪之司法判定试析——以一起真实的名画诈骗案为例

特殊物品交易中,诈骗犯罪的主观要件构成表现为对诈骗标的物的明知是假与谎称是真两个要素的同时具备。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区分标准并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是欺骗程度的罪质要求。基于诈骗罪客观方面的基本逻辑构造,被害人行为对诈骗犯罪的构成具有重要意义。被害人在具备自我保护条件仍予以放弃时,国家刑罚权对行为人有无发动之必要应慎重考虑。     

陪葬文物所有权归属问题研究 ——兼论《文物保护法》第5条的理论基础与适用范

陪葬文物并非抛弃物,亦非自然无主物,绝户之墓葬连同陪葬文物属于无主物。所有人不明之陪葬文物具备埋藏物之外表不可见以及所有人不明之要件特征,因此属于埋藏物。《文物保护法》第5条关于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之规定,其适用对象应该限于我国境内出土之无主文物以及所有人不明的文物。有主墓葬中的陪葬文物,应该为墓主后人所有,但是古墓葬除外。将《文物保护法》第5条解释为国有化或者征收我国境内普通墓葬出土的有主文物不合时宜。即使按照国有化或者征收予以解释,依照现行《宪法》也应该对被征收陪葬文物的所有权人予以补偿。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思考

我国刑法中对受贿罪进行了规定,对其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构成要件,学者们都有自己不同的看法。首先在它能否作为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上就存在分歧。主要有＂取消论＂和＂保留论＂两个观点。本文坚持＂取消论＂,并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今后立法的完善提出了相关建议。     

论“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犯罪构成要件之存废

＂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犯罪构成要件的存废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及司法实践中争议很大的一个问题。本文从分析＂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法律规定及存在的分歧入手,阐明应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受贿犯罪的构成要件。     

酌定要件是犯罪构成不可缺少的要件

酌定要件是犯罪构成不可缺少的要件何连塘，宋建立我国刑法分则条文对构成要件的描述，有的是清晰明确的，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确定的，我们称之为确定性构成要件；有的是概括性的，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不确定的，我们称之为酌定要件，如＂后果严重＂、＂遭受重大损失＂、＂...     

论非法定目的犯的构成要件构造及其适用

刑法分则中有许多犯罪未规定犯罪目的,而理论和实践上一般认为,其中某些未规定目的的犯罪仍然应该具备某种特定目的,但在论证这些非法定目的犯之特定目的的存在时多局限于就罪论罪,缺少从犯罪构成整体的角度探讨其合理性。从构成要件构造的角度看,目的犯中的目的是主观违法的构成要件要素,当某种犯罪的构成要件中没有明确规定犯罪目的,而该目的对于犯罪的成立又是不可缺少的,法官就应对这一表明了违法性的构成要件要素作出补充,因而这些非法定目的犯在构成要件构造上属于开放性的构成要件;其未规定的犯罪目的,属于法律漏洞,对之应以目的性限缩的方法适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