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人权公约与我国公民宪法权利的完善

我国政府先后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宪法人权规定之间,既有一致性,也有差异性。比较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现行宪法人权规定的异同,规范和完善我国现行宪法中的人权规定体系,对于完善我国人权法律保障制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基础性的作用。     

妇女性人权与妇女法的修改

所谓性的人权化走向 ,就是性越来越与人权联系在一起。联合国 1 949年《禁止贩卖人口及取缔意图赢利使人卖淫公约》 ,是性的人权化走向的著名实例。性人权 ,概括言之 ,就是作为性存在的人所有和应当享有的人权。妇女人权运动历来是人权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 ;妇女的性人权成了战后人权和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正在讨论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是妇女人权的国内立法 ,在“人权”已经写入宪法的情况下 ,妇女法的修改应顺应国际国内人权发展的历史潮流 ,确立性的人权本位。这样做不仅有利于妇女的人权 ,而且可以以性人权为凭借 ,从一个侧面推动中国人权的发展。     

行政应急中的人权克减探析

克减条款最早来源于《欧洲人权公约》,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则最早出现克减一词,我国于1998年签署此公约,西方各国都有关于克减的条款,因而我们有必要介绍人权克减这一概念。2007年8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配合其它应急法律法规基本构成了我国行政应急法律的完整体系。尽管其没有明确"人权克减",但是这些法律法规无不涉及到人权克减。然而对于人权克减的标准,哪些权利是不可克减的,以及如何从法律上规范,我国法律还有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监狱人权保障研究（上）

涉及人权方面的国际公约有许多,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在所有国际人权公约中最基本的公约有两个,这就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国政府继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后,又于1998年10月签署了令人瞩目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批准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目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任何一个公约的加入,都意味着国家要承担相应的国际法义务,成员国要定期向公约监测机构就执行公约的情况提交报告,联合国将以公约的标准衡量该国的人权状况。因此,这就要求国内法律的许多内容与国际社会接轨,尤其是现在     

国际人权与我国宪法和死刑制度比较

国际人权公约是世界人权主流思想的法律文本,是世界人民对人之根本权利的现时性领悟。我国要改革开放,自然法律制度也要与世界接轨,虽然国家法律制度由其国情决定,但是与人权公约相较,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本文阐述了我国宪法、死刑制度与人权公约相冲突之处,给人们一个清晰的认识。     

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以《知识产权协议》与《世界人权公约》为对象

《知识产权协议》明确界定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 ,以私权的名义强调了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 ;《世界人权公约》赋予知识产权的人权意义 ,揭示了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关于专有权利保护与知识财产利益分享的均衡思想。在私权与人权的统一范畴中把握与认知知识产权法 ,有助于我们考察这一法律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功能。     

论公民养老权的可诉性

公民养老权既是一项基本人权,又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的一项法律权利。可诉性,即可裁决性,是指存在一种机制或程序,能够解决权利被侵犯的问题。作为人权的公民养老权、作为基本权利的公民养老权以及作为法律权利的公民养老权均具有可诉性。     

论我国留守儿童性权利的法律保护——基于十起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

我国留守儿童性侵害案件中强奸案所占比例较高,加害人多为熟人,其中老人占多数,受害人年龄小、数量大、受害时间长,且揭发举证异常困难,留守儿童性权利的法律保护不容乐观.在法律层面对留守儿童性权利进行有效保护:首先,应加强农村普法宣传,宣示儿童权利的具体内容,公示性侵害违法或犯罪分子的信息,培育农村社会民众的性权利意识;其次,在立法上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将性歧视、性骚扰以及学校的性安全教育义务纳入《未成年人保护法》并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最后,弥补并保障家庭监护权的具体落实.     

从实施人权公约的视角看我国行政判例对人权的保护

从1987年至2006年底,20年间各级人民法院共审结了120余万件行政诉讼案件。与之基本同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创刊于198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并依据2000年6月发布的《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至2006年底,总共发表了75件具有代表性的行政裁判。这些以公报案例、法公布文书和裁判文书选登等形式发表的行政裁判,已经成为人民共和国的最初行政判例。它们是被誉为重要的人权保障法的《行政诉讼法》正在得以有效实施的证明,不仅代表着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切实努力和中国大陆的行政审判水平与行政审判中的人权保护水平,而且展现了中国大陆正在以日益发展的司法手段,努力促进联合国人权两公约中规定的诸项人权的实施,在某些方面甚至正在拓展出新的人权保护范围和规范。同时,也面临着如何把人权保护范围,从主要限于人身权与财产权,平稳迅速地扩展到也受到人权公约保护的诸项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的问题。发展人权保障事业与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新目标具有内在的同一性。行政判例,正在为我国实施经社文公约(CESCR),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CCPR)作出积极的贡献。     

论人权司法保障

人权在西方和中国都有古老的渊源.西方人权来自平等和公正的理念,中国人权来自于权利的概念.中国近代史上人权的法律规定曾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基本包括联合国于1948年制定的《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制定的《民权公约》中的大部分权利,在内容上和时间上,中国人权都领先世界半个世纪.而且,联合国制定《世界人权宣言》时,中国人还作出了巨大贡献.“司法”有三种含义,人权司法保障是国家的义务,具有国际和国内标准.诉讼是个人的权利,包括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诉讼人权保障是人权司法保障的最主要的方式.诉讼权利的完善是法治进步的标志,国家有义务保障个人的诉讼权利.     

荷兰刑事诉讼权利保障的法律基石

荷兰刑事司法受到了现代人权法律的深刻影响。在荷兰刑事诉讼过程中,诉讼权利保障主要依据国际性和地区性的人权条约以及相关国内法。荷兰刑事诉讼程序运作体现了对人权的真切关怀：荷兰签署加入了多部国际公约和欧洲区域公约,国际条约、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法都对荷兰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内法体系中,荷兰的《宪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也规定了刑事诉讼程序权利保障。荷兰的法院、检察机关组织运作体制和诉讼制度设计较为完备,保障了诉讼参与者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权利。在刑事审前程序中,检察机关发挥了主导作用,但参与其问的侦查法官则对检察官和警察的侦查权形成了有效制衡。从刑事诉讼权利保障法律体系的整体而言,荷兰审前程序权利保障的体制属于适度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而审判程序中的权利保障体制则兼采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的混合式诉讼模式。     

关于人权的比较分析——基于两个公约和中国《宪法》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公约》虽然产生的背景相同,但是两个公约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本文通过对其异同的分析来加深对两个公约的认识,进而通过分析两个公约与中国《宪法》关于人权的内容,从理念、形式和文本等方面比较二者的差异。     

国际禁止酷刑工作的新动向

一 引 言1993年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是国际人权新日程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1948年至冷战结束(1989年—1990年)，人权领域内的主要工作是确定标准。在此期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为了将《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转化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款，国际社会又相继协商、签署和批准一系列国际性和区域性的人权公约。最后通过的两个人权公约是1984年《禁止酷刑公约》和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从那以后国际社会把重点放在国际标准的实施上，以使之从纸上的条文变为各国的现实。作为这一全球性进展的结果，近十年来许多…     

人权概念的制度分析

人权概念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是逐渐从价值形态上升到制度形态的,特别是通过民族国家中的宪法权利和以宪法权利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法律权利体系来充分表现出来的。即便是在国际人权公约所构建的普遍人权体系已经比较健全和完善的前提下,这些普遍人权也需要通过每一个缔约国国内法所保护的权利来实现。在保障人权价值实现的法律制度中,宪法权利、行政法上的权利以及民事权利、诉讼权利是人权概念制度化的主要法律手段,并且这些不同性质的制度权利由于各自的权利性质和实现方式的不同,导致了人权在具体法律制度上形成了不同层次和不同结构形同金字塔的权利体系,对人权的实现起到了现实和有效的保障作用。     

禁止体罚儿童的国际法律规定与国内法律实施——以家庭内体罚儿童为视角

普遍存在的体罚儿童现象随着国际社会对儿童权利的关注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家庭内部的儿童体罚问题也开始受到关注。近年来,禁止一切形式的儿童体罚的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探析儿童体罚问题的原因和危害,从国际人权文件和我国国内法律体系中寻找家庭内部禁止体罚儿童的依据,以类型化分析的方法比较世界各国保护儿童的立法例及其进展,借鉴外国禁止体罚的立法实践,针对我国在禁止家庭内体罚儿童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若干改进方向,以求尽快达到禁止体罚儿童的国际人权法律标准、不断改善国内儿童权利保护状况十分必要。     

中国特色的人权框架与权利保障体系——阅读《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充分地保持了人权制度和人权实践上的中国成分和中国方式,完整表述了中国特色的人权框架,并且与世界人权体系和国际人权公约的精神相吻合,体现了中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的开放和合作姿态。它具有可靠的政治与宪政权威和政策与法治保障,在日渐倾向于突出人权与法治内在关系的时代背景下,尤其需要强调公共政策之于人权的现实意义;它将人权教育纳入议题,但在日益重视培育人权意识和建设权利文化的同时,尤其不可漠视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人权与责任的逻辑关系。     

迈向法治文明的国家赔偿制度

古代罗马人曾经说过：＂有救济才有权利＂。公民只有在受到侵害后得到救济,才谈得上享有权利。为了保障必要的救济,现代国家的法律和国际人权公约在规定人的若干权利的同时,把诉诸司法的权利规定为一项公民权利。《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规定：＂任何人在其宪法或法律赋予的基本人权遭受侵害时,都有权享受合格的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出有效的救济＂。救济制度是确保人权救济的基本制度,国家赔偿的司法救济制度正是人权保障不可或缺的制度之一。     

批准人权公约与切实保障人权不能等同——以美国法院对一项国际人权公约的适用为例证

美国联邦法院在审理有关主张违反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案件时既考虑相关的程序问题,也考虑实质问题。但是大量案件的结论都显示该公约对美国法院没有拘束力。那些根据该公约主张权利的当事人,他们想通过美国法院执行权利的愿望常常遭到拒绝。由是观之,从批准人权公约到实现人权,其间还有相当长的距离。     

从《残疾人权利公约》反思国际人权机制

2007年3月起开放签字的《残疾人权利公约》是联合国体系在保护人权领域的最新努力。与以往的多数人权条约一样,《残疾人权利公约》列举了具体权利、构划了报告体制,同时通过任择议定书设计建立一套来文制度。这意味着在国际人权法上又添加了一套体制。虽然从权利保护发展本身看,这一公约的出现丰富了联合国体系的人权保护内容,但是从国际法治的理念上看,它是国际法不成体系的特征的继续与延伸,本质上不仅无益于国际法治的完善,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国际法维护人权各个环节的成本。现阶段有必要考虑将包括人权、环境等领域的规范进行编纂,将相应机构进行整合,以推进国际法治的目标。     

论我国未成年犯罪人人权保护的不足与完善

2009年4月我国首次颁布人权行动计划要求强化司法中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在价值认识、法律体系组织机构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因而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的精神为指导，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权保护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