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族文化特性与韩国现代化进程

韩国的民族文化特性主要体现四个在方面:异质性儒家文化、多元文化的融合与改 造、“自励”与“排它”下的忧患与团结、尊师重教下的民族竞争力。正是这种民族文化指引指引着韩 国的现代化进程, 使韩国经济迅速跃居“亚洲四小龙”的地位。因此理解和把握文化与经济之间的 互动, 有助于我们重塑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研究韩国现代化中的民族文化特性, 将对我们提 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东北亚国家现代化的韩国模式剖析

韩国的现代化道路 ,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和前苏联东欧不同的模式 ,被西方学者称为“第 3种工业文明”。韩国现代化模式的最重要特点 ,是重视现代化中的人的精神因素 ,即文化因素 ,因此韩国道路可以称之为“文化强国”的典型。特别重视教育 (基础教育 ) ,重视现代化中“核心精神”价值 ,重视人的智慧和科技含量 ,即重人甚于重物 ,这一特点应引起全世界的高度重视 ,为各国借鉴和学习。     

韩国现代化的动因分析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韩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其原因在于经济上走了一条政府主导、长远目标与阶段性计划相结合、重视基础建设、协同推动工业化与城市化、处理好三农问题的道路。政治上的动因在于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文化上,韩国吸收了中国、日本和西方文化,从而使强调国家观念、重视伦理道德、重视教育成为韩国现代化的文化动因。社会动因在于其社会流动推动了韩国社会全面改革。     

韩国的“中国观”：建构、嬗变与动因

韩国的“中国观”具体表现在其民族历史观、政治安全观、经济发展观、地缘政治观等层面。从韩国“中国观”嬗变的历史轨迹看,“事大主义”和“中国典范”是两大基本逻辑。其历史流变在认知维度上表现为“中共观”与“中国观”经历统一期、清晰期、模糊期的演变,在横向维度上体现为经贸发展、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和社会人文领域交错形成“远华”“近华”的二元对立变化,在纵向维度上呈现出从敌对到友好、再到有可能走向疏离的历史变迁。韩国“中国观”的建构与嬗变受其民族心理与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与经济架构、国内与国际定位、社会民意与舆情塑造以及中韩重大历史事件的影响。为有效塑造韩国积极的“中国观”,中国应推动双方共同在政治安全领域建立智库交流合作机制,在经贸领域建立人员定期交流沟通机制,在民族文化领域挖掘两国共有文化意涵、打造共同文化产业。     

简析韩国企业文化的特点

韩国的企业文化充满了新儒教伦理特色。新儒教伦理的诸如忠诚爱国 ,强调责任感 ;重视家庭 ,强调组织成员之间的协调合作、意见一致、团结和谐 ;重视教育 ,崇尚人才等特点 ,深刻地影响着韩国社会经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企业文化的视角去审视韩国经济的发展 ,会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研究韩国现代化模式对中国现代化具有特殊借鉴意义

从60 年代初开绐, 韩国经济实现了连续30 多年持续的高速增长, 从而成功地跨入发达国家 的行列。在此期间,它成功处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不可免的各种矛盾与冲突, 成功地 应对了城乡差别, 实行了“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 实现了儒教文化与现代经济、政治文化因素的良性互动 与有机融合。因此,研究韩国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现代化具有特别的效仿与激励意义。     

韩国文化战略与文化外交

冷战结束后，韩国历届政府都致力于发展文化，逐渐确立了文化立国的方针。韩国政府一方面努力将文化实力转换成外交力，将文化外交视为与经济和政治并行的三大外交主轴之一；另一方面又借助文化外交推动文化大国建设，改善国家整体形象，并取得了良好成绩。本文将系统梳理历届韩国政府的文化战略和政策，探讨韩国对文化外交的认知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分析韩国文化外交的机制和特点，解读朴槿惠政府的文化外交构想及其对华文化外交政策。     

韩国“新村运动”对中国建设新农村的启示

上世纪60年代,韩国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工农业发展、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出现严重失衡,“三农”问题异常突出。为此,韩国政府大刀阔斧地组织实施了“新村运动”。通过“新村运动”,韩国仅用3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近百年才完成的工业化道路,从此步入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的发展轨道,其经济建设成就被世人誉为“汉江奇迹”。相形之下,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与当时韩国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别无二致。因此,韩国“新村运动”的发起历程、主要内容以及经验教训等无疑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韩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腐败问题

腐败的蔓延和加剧已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迅速完成了以经济起飞为核心的现代化过程,但腐败之风却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而愈演愈烈。尽管腐败现象的加剧与现代化进程有着直接关联,但它对于韩国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腐败问题已成为韩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障碍。经济发展与腐败蔓延的齐头并进是韩国现代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现代化的润滑剂,恰恰相反,正是历届政府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才保证了韩国现代化的成功。现代化进程中韩国在反腐败方面所留下的经验教训,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当代韩国的社会转型——迈向竞争化市民社会的三种主要推动力

笔者在文中倾向于把社会转型看作充满冲突的一系列民主化过程，并提出了与民主转变相关的三种不同的转型观点：专注于程序民主；专注于民主化的经济方面；专注于市民社会的民主化。本文通过对韩国民主化经历的回顾来分析市民社会性质的变化，认为韩国的市民社会已急剧变化成一个剧烈竞争的市民社会，并进而分析了竞争性市民社会的三种主要原动力：社会学推动力，核心考察了引领市民社会的主要参与者——“中产草根”；技术推动力，着重分析了互联网在政治和市民社会中的作用；文化推动力，强调了当前的社会文化转变与寻求民族认同感对于韩国政治发展的重大意义。     

促进亚欧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

一、经济全球化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全球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亚欧大陆也是如此。然而，某些人所预言的“文化全球化”现象却没有出现，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     

韩国“HAN”文化与韩流关系之考察

作为韩国文化精髓的“HAN”和韩流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断补充和完善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以风流自然开放和合的文化哲学精神为基础的“HAN”文化，不仅对韩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能够在当今文化产业时代发挥其巨大能量。韩流现象生之于韩国文化的优秀性以及将此在艺术上进行升华的创造力上，它以后也会持续较长时间。     

韩国“两金”政权的制度反腐经验

韩国反贪腐斗争经历了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艰难历程。朴正熙军人集团揭开了 韩国工业现代化“汉江奇迹”的序幕, 也开启了韩国真正意义上的惩贪治贪进程。但真正使韩国反 贪腐斗争走上法制化、制度化轨道的,是“两金”政权。“两金”政权在反贪腐斗争和政治民主化方面 均取得巨大成功, 使韩国反贪腐斗争从运动反腐的低级阶段,成功过渡到制度反腐的高级阶段。韩 国“两金”政权的制度反腐经验, 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析韩国金融危机

1997年以来 ,韩国大企业接连破产 ,导致金融机构资金周转困难 ,外汇告急 ,美元对韩圆汇率不断攀升 ,股市暴跌。政府向IMF求援 ,答应调低经济增长率并对金融机构、税务管理、企业经营等方面进行大力整顿。韩国经济进入所谓“IMF时代”。危机根源在于经济结构性矛盾 ,即政府保护下形成的以大企业为核心的经济结构。同时 ,政府对危机应对失误 ,责无旁代。鉴于韩国经济基础较实 ,加之危机使韩国政府、企业、国民猛醒 ,因而 ,从中长期看 ,人们有理由对韩国经济前景表示乐观。前车之鉴 ,我当戒之。     

儒教文化对韩国企业经营的影响

儒教文化对韩国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便在市场竞争被认为是社会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今天,儒教传统文化中的"仁"或"人和"理念在韩国企业经营中同样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LG集团作为韩国著名的家族式跨国企业,通过"人和"经营理念,不仅保持了经营层内部的团结,而且建立了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实现了企业经营者与劳动者双赢的局面。韩国LG集团的成功经验对中国企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略论东亚的文化创新与经济发展

文化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与现代化工业文明抵触颇多 ,与市场经济理论难以相容。东亚现代文明运动由边缘国家或地区兴起后向内地延伸、发展的趋向与东亚近代以来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实现文明创新程度呈现高度的一致性 ,体现了文明的“边缘优势”。文化重建是关系到东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     

韩国新政府的“新韩国建设论”与新经济政策

韩国新政府以“新韩国建设论”作为其内外政策的总纲,主张在政治上建设“清廉的政治、强有力的政府”,在经济上实现各地区均衡发展和稳定物价,在南北统一问题上既保持接触又继续“施加压力”,在对外关系上维持韩美安保体系,以韩美、韩日关系为基轴加强同中国、俄罗斯的合作关系。而其“新政”的中心仍是经济建设。新政府执政后推行了一系列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提出“全面调整,突破现状,开创新局面”的经济发展方针,以求实现“第二次经济腾飞”。但是,韩国新政府在实施政治革新、突破经济困境、实现南北和解的进程中仍面临不少难题,前景不容乐观。     

21世纪初韩国知识分子的东亚论

韩国人的东亚意识最早出现于19世纪后半期，但这一时期尚未形成关于东亚的主体观念，也未将之付诸实践。随着韩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进入1990年代后，尤其是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韩国知识界展开了一场东亚论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民族原型中寻找文明共存之路；地缘文化的东亚和平论；超越中华主义和东洋主义的东亚均衡论；作为知性实验的东亚。另外，韩国一些学者还从地域性和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反思和批判传统的东亚论。韩国的东亚论对我国社会科学界的启示是：有必要在历史的脉络中考察中国的传统天下体系与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研究需要“他者”的眼光。     

浅析韩国的政治民主化

自1961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以来，韩国一直由军人出身的总统掌握政权。直到80年代末，韩国最终实现了权威主义政治向现代民主化政治的转型。韩国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分化，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孕育了民主政治文化，为民主政治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和心理基础；威权政体内在价值的缺失及其合法性日渐衰退；国际环境的变化也使威权政体丧失了外部支持。韩国政治转型的启示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必须建立和发展适合自己的民主政治形式。     

韩国环境保护法律机制研究

二战后，韩国创造了经济奇迹，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为应对环境问题，韩国构筑了由中央为主导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确立了比较完善的环境法律体系，建立起环境纷争调整制度，律师团体也积极推动开展环境诉讼，最终形成了环境保护法律机制。迄今，韩国在该机制作用下，环境形势出现改观，向“低碳绿色经济增长”的环境与经济相协调的方向发展，为此，韩国总统李明博受到联合国的表彰。但是，韩国的环境保护法律机制仍有改善的空间和余地，尤其环境诉讼制度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