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后 ,中美关系跌宕起伏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受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无论对美国对华政策遏制派还是接触派都起作用。遏制派试图像对付苏联那样来对付中国 ;而接触派则想促使中国向美国所希望的方向演变。但双方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 ,即彻底清除共产主义。无论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还是布什共和党政府 ,对华政策都不同程度地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意识形态与冷战时期美国的对苏政策

文章认为,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在美国有着深厚的基础,反共主义是冷战时期美国推行反苏政策的主要动因之一.对美国来说,意识研态不仅仅是与苏对抗的一种手段,而且是与争夺世界霸权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个目的.布什政府宣布冷战结束的主要根据是"苏联在东欧统治的崩溃"和苏联已经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     

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

新保守派的外交思想及其在美国的影响新保守派的外交理论同美国对华政策强硬派提出的一些政策主张有重要联系。新保守派对美国利益和国际作用的界定以反共主义和美国特殊论为基本出发点，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争夺，这种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冷战自由派的传统。新保守派的...     

冷战后美国对越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后美越关系大为改善,但是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影响着美国的对越政策.美国一方面要遇制越南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接触来促使越南的"演变",并使其成为可利用的战略力量.这种矛盾性的政策成为制约美越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看其对外政策

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两个基本要素,它们各自的内容和含义随着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美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就是这两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其走向是寻求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平衡。二次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也基本按照这个模式演变,但意识形态对美国对华政策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冷战背景下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1945～1991年)分析

冷战时代,美国的印度尼西亚政策建立在坚定反共的基础和前提上.防止印度尼西亚倒向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使其成为东南亚地区防共、反共的前哨阵地和重要堡垒,是美国追求的主要目标.此处的反共一方面是指与“自由世界”意识形态之间的隐形深层次的对立和冲突,另一方面是指与美国为聚焦点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现实性挑战和剧烈对抗.政治、外交合作和经济、军事援助是美国对印度尼西亚政策的主要表现方式与手段,以引诱和拉拢印度尼西亚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它具有现实利益考量、理想与道义追求的双重特性,同步交叉进行,是相辅相成和殊途同归的.     

新保守派与美国对华政策

新保守派诞生于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政治意识形态领域的论战和分化重组时期。新保守派从自由派或政治左派起家,后转向保守阵营。新保守派信奉自然正当学说,在美国外交政策上表现为一种激进的道德绝对主义,一贯对中国持敌视态度。新保守派对美国对华政策发挥了明显的消极和负面影响。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理念探源

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法理主义一直是植根于美国外交实践的三大思想传统。早在几十年之前 ,美国著名的外交史学家、“遏制理论之父”乔治·凯南在其被称为“冷战圣经”的《美国外交 190 0— 195 0》一书中曾说 ,“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道德主义与法治主义的观念曾一再阻碍了对国家利益的明确界定与有效追求” ,并倡导“从现实主义中寻找更理性、更沉思熟虑的国际政治观点”。①可见在美国外交史上早就存在着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法理主义这三大思想传统的对立与协调。以此观察冷战后美国的对华政策不难发现 ,“以压促变”也好、“全面接触”也罢 ,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在这三大思想传统之间摇摆。然而 ,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 ,美国对外政策的这几大思想传统及其在对华政策上的表现又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党派影响及其新态势

美国政治中的党派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响,这也明显反映在对华政策中。民主、共和两党在外交上不同的政策倾向,是它们在对华政策上有所区别的根本原因,而多年来美国国内的对华政策辩论,也主要以党派斗争的形式存在。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既有党派倾向因素,也反映出当前美国国内的共识。美国大选将近,正确理解美国对华政策中党派因素的影响,有利于准确把握未来可能的变化。     

美国共和党外交理念刍议

一、共和党外交政策回顾二战以来 ,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执政时间都是 2 8年。在外交上 ,共和党往往给人留下强硬派印象 ,其一贯特点是强调实力外交地位 ,奉行现实主义对外政策 ,但始终带有明显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色彩。2 0世纪 60年代末 ,一向以反共著称的共和党人尼克松当选总统。作为现实主义者的尼克松知道与美国的意识形态宿敌接触符合其国家利益 ,只有缓和才能赢得喘息之机 ,但应以实力地位为前提。他一上台就与中苏两个共产党国家搞缓和 ,以争取喘息的时间。同样 ,里根也以反共著称。里根政府采取强硬的对苏政策 ,实施推回战略。它认为…     

大变局下美国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差异、影响与启示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以战略竞争为名全面遏制打压中国成为美国跨党派共识,共和党的特朗普政府开启了遏压进程,民主党的拜登政府则予以延续和发展。在实施该战略的过程中,这两届美国政府在目标、手段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特朗普政府更为极端和强硬,单边主义色彩更浓,不惜对华发动全面“新冷战”;拜登政府强调与中国长期竞争,在遏压中国的同时注重“管控竞争”。这种差异与两届政府的人事特质,以及两党的竞选策略、意识形态和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不同有关。两届政府对华政策的差异,因包含一定的党派性因素而具有长期性。2024年大选后,如果共和党掌控白宫,美国对华政策将出现新变化。中国应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根据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国内政治机理,根据形势需要处理与美国不同政府、不同党派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     

池田内阁时期日英的对华政策与互动

由于英国对社会主义国家相对缓和的立场,以及对西欧、英联邦国家甚至是对美国的独特的影响,导致了其在日本的对华政策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因此,日本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与英国就对华政策进行协调。在池田内阁时期,日英两国在对华政策上主要围绕两个中心进行协调:一是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一是放松对华贸易问题。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问题上,日本的重心在于维护蒋介石集团在联合国的席位,而英国的重心是支持中国取得联合国的席位。在放松对华贸易问题上,双方立场相近,产生了共鸣。     

当前加拿大对华政策探析北大核心

近年来,加拿大对华政策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文化交流等领域均出现了整体消极的态势。究其原因,一是美国推行积极反华的外交政策并要求加拿大向其看齐,二是美国结盟战略的变化使加拿大在美国联盟中的地位下降,三是受到加拿大内部党派竞争、舆论和民意环境、特鲁多政府支持率下降的影响。展望未来,加拿大对华政策的负面性会伴随着美国对华竞争的加剧而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会受到美国对华关系的缓和的积极影响;多边主义和国际贸易仍是加拿大发展对华关系的关键领域;对华态度相对缓和的加拿大年轻一代或将成为发展加拿大对华关系的积极力量。     

安纳伯格之后，美国对华政策需要“五破五立”

安纳伯格峰会对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但两国能否真正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构建起新型大国关系,这固然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但关键是要看美国在对华政策上能否破“宗教使命”、立“多元主义”;破“线性思维”、立“合作思维”;破“强权干预”、立“协商对话”;破“分裂主义”、立“融合主义”;破“绝对主义”、立“互惠双赢”。     

奥巴马的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展望

奥巴马成功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政治步入“奥巴马时代”。本质上属于自由主义的奥巴马具有“现实的理想主义”外交理念,在确保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前提下,他会在安全、经济、民主以及全球性问题等对外政策领域有所调整。奥巴马对华政策的延续性将大于变革性,有理由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中美关系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长期以来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美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倾向、台湾问题和经贸往来已成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结构性因素。中美两国间经贸关系日益密切和两国在许多领域拥有共同利益掩盖不住两国关系中依然存在的消极因素。     

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及其政治影响

主要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在民族自我反省过程中,大俄罗斯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其核心要素是:(1)根深蒂固且极力张扬着的民族救世主义及其"帝国转移"理论;(2)国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其在此基础上追求民族一致性;(3)帝国的俄罗斯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大俄罗斯主义对俄罗斯国家理想、对外政策、发展道路无不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作为一种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大俄罗斯主义特别强调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对抗性,结果造成了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之间严重的安全两难和国家政治与社会结构日趋脆弱.在大俄罗斯主义思想体系中,国家思想一元化是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同一性的根本所在,是大俄罗斯主义的重要特征,但也是其致命弱点.目前俄罗斯还没有一个一元化的国家思想,所以当今俄罗斯政坛上,意识形态多元化意味着大俄罗斯主义的退潮.     

美国极右翼暴力兴起的政治逻辑及发展趋势

近十余年来，美国国内以白人至上主义、反联邦政府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为主要意识形态的极右翼暴力事件激增。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具有以“独狼”为袭击主体、以互联网为激进化平台、现役或退役军人参与比例高、袭击目标与意识形态高度相关等特点。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政治逻辑：美国当前的国家大转型是宏观背景；右翼派别的分裂与极端化是中观机制；联邦政府对国内反恐关注不足以及共和党对极右翼暴力活动的庇护态度为其兴起提供了宽松的外部环境。拜登政府发布的首个国内反恐战略虽然充满雄心，但却面临重重挑战。未来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将长期存在，极右翼思想及其暴力偏好会不断渗透到主流社会之中，极右翼暴力活动与极左翼暴力活动恐将引发冲突螺旋，美国极右翼暴力活动与全球极右翼运动的联系愈趋紧密。     

美国介入“疆独”问题的原因及其影响

“疆独”势力是一支奉行“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打着“民族自决”、“宗教至上”旗号,以“建立‘东突厥斯坦国””为政治纲领,运用恐怖暴力等手段进行分裂新疆活动的恐怖势力.其从产生至今,给中国边疆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在“疆独”势力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的扶持与帮助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冷战后,随着国际政治格局剧变、对华政策深刻调整,美国对“疆独”问题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介入程度不断加深.如今,作为“疆独”问题中的国际性因素之一,美国已经成为影响“疆独”问题演变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     

布什政府的对台决策部门简介

美国没有独立的对台政策,其对台决策附属于对华政策,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美国政府通过权衡对台与对中国大陆两方面关系进行取舍和决策。布什政府上台初期,以右翼保守派为主的国防部曾一度主导对华政策,试图架空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影响力,在台湾问题上显示出亲台反华的倾向。随着美国逐渐认识到台湾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及“9·11事件”后中美战略合作空间的增大,布什越来越倾向于积极的对华政策,主张采取审慎态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主导对台政策。 (一)布什政府对台决策的主要部门。与美国对华政策类似,美国没有一个统一的、有章可寻的对台决策机制。在布什政府各决策部门中,国防部和国会都主张积极发展对台关系,是台湾的“新朋”加“旧友”;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则重视中国的作用,不愿因与台湾靠得太近而开罪中国,主张克制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