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共苏区中央局的成立

1931年1月15日在江西宁都县小布赤坎村新屋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派出机构。最先提出"在苏区成立有权威的中央局",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共产国际远东局直接参与了中共苏区中央局成员名单的酝酿,并且决定除中央苏区外,其他苏区也须建立党的中央局。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曾催促中共苏区中央局早日成立。1931年5月至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先后3次开会,批准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增补进苏区中央局,并且于1931年11月正式批准毛泽东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     

建军节小知识

1933年6月2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纪念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已确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的日子。”而后，     

宁都会议背景再研究

宁都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极其复杂。自第三次反“围剿”结束至宁都会议召开前这一年的时间里，中共苏区中央局除毛泽东以外的其他成员，为贯彻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左”倾“进攻路线”，始终在与毛泽东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宁都会议的召开，是这一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央苏区时期党对意识形态宣传规律的探索

意识形态宣传在中共的宣传工作中处于十分重的地位，是中共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组成部分。中央苏区时期，中共坚持不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积累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宣传经验。探索和把握中共在中央苏区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规律，对于提高中共领导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开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新局面，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感召力具有重的现实意义。     

试论项英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军事贡献

项英在中央苏区担任领导(特别是军委领导)期间做了许多军事方面的工作,如建立军委总政治部、成立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积极开展扩红运动、确立"八一"建军节、参与领导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他对人民军队的建设,对苏区武装斗争的开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尽管项英受"左"的影响,在军事领导方面出现过失误,但他仍是中央苏区时期作出较大军事贡献的重要领导人。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第一落”的坎坷与启示

邓小平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政绩显著,出类拔萃,却又历尽坎坷,大起大落。1933年3月,时任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被"左"倾错误推行者打成所谓"毛派"头子和"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并受到错误的处置。本文依据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揭示了"左"倾错误推行者在中央苏区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缘由,勾勒了邓小平在中央苏区"第一落"的来龙去脉,总结了这场错误党内斗争的历史教训和邓小平在逆境中奋起的风范与启示。     

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

中央苏区开展的查田运动,是在王明＂左＂倾错误占据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特殊情况下发生的,是全面否定毛泽东正确土地路线、贯彻＂左＂倾土地政策的产物。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直接领导了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在查田运动中,他力求把运动引向健康的方向,把＂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通过领导查田运动的实践,为以后正确开展土地革命积累了经验。     

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

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们关于军事问题的建议有许多是正确的,推动了苏区军事斗争的发展,但也有些并不符合实际,严重干扰了苏区的军事行动。它们反对毛泽东的战略策略并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领导职务,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毛泽东的战法并力求搞好同毛泽东的关系。共产国际派李德任中共军事顾问,在中央苏区掌控军事指挥大权。李德对"福建事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错误的军事战略与军事指挥,又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李德的错误在遵义会议上受到严厉批判和彻底清算。     

邓小平中央苏区活动述评

在革命战争年代 ,邓小平曾在中央苏区生活和战斗了三年多的时间。在危难时期 ,邓小平挺身而出 ,力纠“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主政会寻安三县边区、逆境中为真理而斗争、呕心沥血主编《红星》报 ,为中央苏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中央苏区法制建设研究综论

中央苏区在进行大规模的政权建设的同时，对法制建设也十分重视。虽然中央苏区并不存在系统地对法制进行专门性研究的机构，但从既有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可以发现中共早期的一些重要的法学观。中央苏区的制度文本和法制实践反映着当时中共高层对作为政权建设中重要一环的法制建设的初步想法和计划，中央苏区的法制理念与实践为此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人民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

本文通过对保证期间与保证合同的诉讼时效等的分析与论证 ,对我国现有的担保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希望能对完善制度起到一些作用。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论党风建设制度化

党风建设制度化,是党风建设的必然趋势和必要条件。只有制度化,才能保证党风建设沿着规范有序的轨道进行。制度化关键在“化”,即在制度化条件下,制度是最高权威,一般来说它不因任何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任何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党风建设制度化应在建立健全党风建设的规范体系、制度程序、制度机制等方面努力,并且要与加强思想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透视

我国几起学生状告学校的行政诉讼案一度成为传媒的热点 ,也向法学界提出了新的问题 :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能否提起行政诉讼 ?校方处分学生的行政行为能否成为诉讼标的 ?本文作者就此问题提出了自己见解。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