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道理学理哲理与事理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逻辑、中华文明的文化逻辑、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逻辑、民族复兴的实践逻辑,共同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面领导内涵丰富、意蕴深远,主要包含党的领导地位、领导原则、领导范围、领导过程和领导目标等诸多内容,是一个完整体系。而且,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一命题本身,具有与时俱进的鲜明特质,也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必须坚守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这一根本,在完善党的全面领导体制机制和提高党的全面领导能力上下功夫。     

波兰的中等强国外交——身份定位、角色期望与外交偏好

转型以来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国内政治精英的地区大国认知,以及国际社会认可度的提升等要素,共同塑造了波兰的中等强国身份。中等强国身份的确立,建构了波兰中等强国的角色期望,驱动波兰自东欧剧变以来在国际社会扮演了"东西欧之间的调停者"、"跨大西洋关系的坚定盟友"和"欧洲地区的大国地位追求者"等角色。尤其在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以后,波兰通过发起"三海倡议"和"北极外交",积极谋求在中东欧地区的领导权和在北极科考领域的地区大国身份。既有的"结盟理论"和"行为主义理论"忽略了不同中等强国之间外交行为的主观动机差异性,而角色理论突出了国内精英政治认知与外交决策之间的因果逻辑,有利于揭示不同类型的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的差异性动因。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角色理论的分析框架,探究当前波兰颇具雄心的外交决策逻辑。     

跨越环境主权: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的演进逻辑——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理解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演进的因果机制，需要梳理其中结构性因素与历史性因素对制度变迁的综合作用，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大致经历了萌芽期(1977—1992年)、调整期(1993—1997年)和深化期(1998年至今)三个阶段，先后表现出强调国家环境主权、重视国家环境责任、打造地区环境共同体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过程中，全球生态主义潮流的同频共振、从环境权利到环境义务的观念转变和多元国际行为体的参与构成了制度变迁的结构性逻辑。1997年亚洲烟霾危机的爆发、1999年东盟扩员的关键节点、“东盟方式”延续与扩散的路径依赖、治理制度的弱约束性，以及东盟国家成本—收益认知差异性的历史否决点，构成了制度变迁的历史性逻辑。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整体性把握东盟地区环境治理制度变迁的内在机理和发展方向。     

大国竞争时代供应链调整的行为逻辑：安全外部性与战略认知的解释

供应链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战略竞争的主战场,大国纷纷调整既定的供应链策略,发展逻辑从效率驱动转向重视安全。对于中美欧供应链策略呈现较大差异的问题,文章尝试提出安全外部性和战略认知两个关键变量予以解析。安全外部性是供应链调整的起始因素,决定了安全化水平的初始程度。战略认知属于控制变量,对安全化水平起到平抑或激化的作用。通过对中美欧制造业细分行业产业贡献度和GVC地位指数的测算,研究发现,不对称相互依存劣势和全球供应链地位受到挑战的安全负外部性,以及对竞争对手的身份判定,促使美欧对华供应链策略由市场逻辑转变为安全逻辑。欧盟对华战略认知的对抗性低于美国,决定了欧盟的对华供应链策略较美国温和。美欧之间尽管存在较大的安全负外部性,但战略认知的盟友属性使美国对欧盟选择了低安全化水平的供应链策略。中国对美国供应链合作的安全负外部性较低,主要表现为供应链脆弱性问题,加之双方战略认知敌对性的增强,防御型供应链策略成为适合当前中国的最优解。     

维护党中央权威思想的内在逻辑

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所系,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2016年1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核心思想就是要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向党中央看齐。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对暨南大学境外生的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暨南大学境外生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研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境外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性认知与情感认同状况,与调查前的假设相对比,提出了值得讨论与思考的问题,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跨文化交流视阈下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比较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合作红利日益释放，双边关系正驶入新的历史高点。在跨文化交流层面，中国—东盟关系也暴露出认知对称失调、信号解码模糊及情感话语误解等问题，亟须对中国—东盟情感话语进行深入剖析，以研判缺陷短板。不同于周边其他大国，日本—东盟的跨文化交流具有独特的实践经验与鲜明的特征表现，可作为参照国进行比较分析。文章基于跨文化交流理论，试图构建东盟对中日情感话语分析框架，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男性文化与女性文化、不确定性规避、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五个维度，运用GDELT数据库、赫斯特指数算法进行分析，挖掘当前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问题、影响因素及可借鉴经验，并尝试在理论层面围绕“认同协商”“面子协商”和多元外交来探讨未来中国—东盟跨文化交流的实施机制。文章认为，应当根据形势变化的需要，以经贸合作搭桥，以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同背景知识”为着力点，重视国家间情感变化的影响因素，宣讲“好中国”的“活”故事，形成多元文化要素互动渗透机制，推介中国真实形象，增加国家和民族间文化认同度，切实打造中国—东盟文化共同体，以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一元化领导的主要动因、举措和成效

中国共产党由于受“王明路线”影响,曾遭受重大损失,也影响中共党组织领导权威,诱发张国焘以军事实力为依靠挑战中共党的领导权威。延安时期,中共在面对全面抗战新局面时也曾出现中共党组织对军队、政权以及其他中共领导的组织和团体弱化和虚化等问题。这些问题逐渐成为影响中共发展的亟待解决的严重制约因素。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要将中共建设成为中国革命领导核心的任务和使命,通过处理典型党军关系事件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健全制度体系确保中共党组织一元化领导的实现。延安整风期间,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决议和决定明确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并组织召开专门会议解决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延安时期,中共加强一元化领导强化了中共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巩固了中共党组织在中国革命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借助党的一元化领导实现了中共自身的发展和壮大,也推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核心领导集体的形成。     

中国的身份认同与南海国家利益的认知

近年来,随着南海地区紧张局势的不断升温,如何界定中国南海国家利益的问题愈发显得重要。身份认同的研究路径为分析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研究框架。身份认同是一国对"我是谁"的认知,这一认同影响了国家行为体的战略界定,并进而影响一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认知。目前,关于中国的身份认同存在"普通国家"与"体系大国"的双重认知,导致在国内产生有关中国南海国家利益的不同认知,同时,国际社会倾向于通过崛起国的身份来解读中国在南海的战略目标。未来中国崛起国的身份认同一旦在国内处于主导地位,将会导致南海政策的重大调整。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内涵

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论述,将党的领导地位提到前所未有高度,内涵极其丰富、思想极为深刻,代表着当代政党领导的最高境界,是习近平关于党的建设重要论述的核心内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就要从过去不够全面、不够集中统...     

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就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因此,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一、维护党中央权威要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入手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重要法宝。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首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     

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理念与实践——基于关系性合作的视角

东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和重要伙伴。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能够为理解中国—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逻辑提供一种新的思路。在关系性合作的视角下,关系因素建构了中国与东盟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基础和条件。通过对中国—东盟间政治、安全、经济关系网络的分析可知,中国与东盟及东盟国家的关系基础赋予中国—东盟显著的关系亲密度优势,为其合作进程提供了充分的保障。在中国—东盟关系网络的复合结构下,中国与东盟在各领域的关系水平决定了双方合作的空间,中国与东盟各国在关系网络中的不同位置也决定了合作条件的差异性。中国—东盟的关系基础使双方得以在理念层面相互融合,基于东盟地区合作的本土理念以及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理念建立起深厚的共识,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合作的具体实践。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与东盟需进一步强化中国—东盟关系的韧性与弹性,提升双方的关系水平;同时,也需不断巩固理念共识,通过实践完善双方的合作模式,使“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性合作的持久动力。     

地区秩序演变中的中国—东盟关系——评"中国分裂东盟"论

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地区的互动关系备受世界关注.近年来,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频频产生摩擦,双方对区域合作机制的认知也存在差异.一些国外学者借机鼓吹"中国分裂东盟"论,把当前东盟内部的不和谐全部归咎于中国,认为中国有意分裂和边缘化东盟.通过对相关观点的分析和解构,可知"中国分裂东盟"这一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一方面,东盟正在发展为一个更加团结的共同体,东盟的"中心地位"通过坚持内部合作和发展对外关系得到了双重保障.另一方面,中国依然需要一个团结和有作为的东盟为其发展提供经济、安全、战略等方面的支持,因此中国不可能也不会分裂东盟."中国分裂东盟"的论调之所以会有一定的市场,实际上反映了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正在加剧,中国—东盟关系遇到了新的挑战并进入"瓶颈期"的现实.这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双方经贸关系发展的动力不足,有关南海问题的纠纷常态化,东盟未能及时适应中国积极有为的对外政策,中国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加深了东盟的恐惧与不安,中美关系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以及东盟各国国内政治进入复杂多变的状态等.为了推动中国—东盟关系的健康发展,疏导和化解东盟对中国崛起的焦虑,既要提升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水平,也要管控分歧以稳定南海局势,还应重新调整与变化中的东盟相处之道.     

深刻理解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命题——恩格斯《论权威》的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觉醒、崛起和腾飞的核心领导力量,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恩格斯《论权威》中包含的权威思想仍然是我们当今时代认识权威,了解权威与服从、权威与自治关系的理论蓝本。当前,中国现代化转型所产生的多元价值的冲突、利益格局分化、党内腐败滋生等问题使政党权威产生了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为消除权威危机的存在因素,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权威思想,重新审视权威何以重要,正确认识维护新时代党中央权威的核心要义,积极引入法治权威,实现政党与法治的良性互动,夯实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学理基础和法理基础。     

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

拜登政府推出“印太经济框架”后引发东盟高度关注，但东盟各国的反应却存在明显差异。经济预期和威胁认知是影响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认知差异的两个重要变量。经济预期直接塑造了国家的经济决策偏好，威胁认知则会影响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倾向，两者共同决定了东盟国家加入或拒绝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背后的行为逻辑。具体而言，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对“印太经济框架”持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均比较强烈，因而坚定加入该框架；印尼、泰国都谨慎加入“印太经济框架”,但前者持比较消极的经济预期、对华威胁认知趋强且在一定限度内，而后者则持比较积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较弱；柬埔寨对“印太经济框架”持消极的经济预期且对华威胁认知很弱，因而拒绝加入该框架。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差异化反应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干扰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中国有必要对东盟各国的态度立场加以辨别，诉诸精细化的应对策略。     

更好发挥代表作用

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更好发挥代表作用,核心要义是开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     

国际身份危机与缅甸军人接权后的外交困局

缅甸在军方重新接管政权两年多来，国内危机持续外溢，在国际上遭受西方制裁等危机。既有文献从军方合法性、反对派动员和大国博弈的角度去解读，但仍难以系统诠释缅甸危机的僵局所在，也即缅甸内部政治互信与国际信任赤字相互叠加的结果。缅甸在政权更迭后，无法由内而外塑造“我群”共识，与国际行为体产生难以调和的认知歧异，继而生成了多重身份危机，包括遭受制裁、难以“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转型身份危机，难以继续融入“东盟大家庭”的地区身份危机，以及与大国关系失衡的中立身份危机。缅甸的国际身份在2011—2020年的转型十年间逐步明晰，而在2021年转型受挫后，外交困局也随之而来。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缅甸看守政府改善外交处境的前提是努力确保国际身份清晰化，同步争取外部共识。鉴于中短期内缅甸难以确证转型身份和中立身份并回归“正常国家”,通过“东盟方式”重塑地区身份仍是最不坏的选择。     

区域间主义: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以东亚一拉美合作论坛为例

厘清逻辑起点和研究对象对于区域间主义的研究至关重要,但是迄今为止,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文章从区域概念、区域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合理性以及区域作为区域间主义逻辑起点的合理性三个方面对区域间主义的逻辑起点进行了理论剖析,从历史经验视角和理性分析视角分别对区域间主义的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在此基础上,以东亚一拉美合作论坛为例,对区域间主义进行了现实考察,从而有助于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区域间主义的逻辑起点和研究对象。通过对理论和现实两个维度的探究,文章认为,区域间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区域,区域问主义的研究对象包括区域、区域之间的各种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苏联共产党员的统计数字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2期公布了关于苏联共产党员的统计数字。资料说明在苏共27大召开以后,苏共党员队伍的人数的增长较前几年的增长少了一倍。在苏共27大召开以后三年内,党员人数增加了483000人,现有党员数19487822人。在1986—1988年间党的队伍平均增长0.8%,而在26大和27大间年均增长为1.7%。如果说在1985年有609927人入党,那末在1988年有522884人加入了党,入党人数量显著减少了。由于废除了入党通知单,党的组成成分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工人所占的百分数从59.4%(在26—27大之间)下降至56.4%(在1986—1988年)。而工程技术人员、农艺师、科学研究员、医生和其他专家在同期内入党的比例相应地从26.1%增至28.5%。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认知逻辑、运行机理与实践进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任务,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基于中国共产党治党史的形成逻辑、全面从严治党概念要素的内涵逻辑、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和治国理政布局体系的结构逻辑,共同构建了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完整认知逻辑。全面从严治党体系的健全需要分布在不同层面的支撑要素进行奠基与护航,在此过程中,要消除这些支撑要素的差异,按照一定的运行样态与运行模式实现最大程度的协同配合,形成整体支撑效应。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应围绕主体责任体系、制度体系、结构体系、监督体系、方法体系等在内的实践进路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