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军事司法权配置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军事司法权理论是军事司法权配置的理论起点,军事司法权是司法权与指挥权的下位权力,是司法权与指挥权相交的结果。在这个范畴中探讨军事司法权的特点可以发现,我国军事司法权配置体现着以下几个显著特点:鲜明的军事编制体制特色、于军队法治化的特殊司法环境和使命、司法权与指挥权相交的结果、维权的功能等。同时我国现行军事司法权配置存在着以下问题:军事司法体制已不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军事司法观念出现明显"时差"、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技术与军事司法信息化落后的矛盾更加突出。改革军事司法权配置必须构建反映军事司法价值的制度体系,完善军事司法理论体系,把军事司法改革纳入新军事变革的大系统,加大军事司法信息化建设。     

刑事诉讼全球化略论——以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视角

刑事诉讼全球化是刑事诉讼的趋同逐步走向一体化的动态发展过程.刑事诉讼全球化有着其自身的逻辑与体现,其意味着刑事诉讼国际标准化.顺应国际标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已与国际标准趋同,但在正当程序、人权保障、司法独立以及刑事证据制度等方面还与刑事司法国际标准存在一定差距.回应刑事诉讼全球化的趋势,我国刑事诉讼全球化在诸多方面须进行改革,以体现刑事诉讼国际标准.     

试论刑事简易程序

刑事简易程序快速简便、高效的优点已使其成为刑事诉讼程序立法和司法发展的趋势。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刑事简易程序存在适用范围狭窄、对当事人主体地位重视不足等多方面的问题,应在认真总结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改革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借鉴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对其包括立法与司法在内的全方位完善。     

刑事诉讼构造下的司法令状主义

文章在引出刑事诉讼构造理论为着眼点,通过对司法令状主义的介绍和分析,论证了司法令状主义在整个刑事诉讼法中的构造中的地位。最后,论证了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构造决定了不能实施司法令状主义。     

关于战时刑事审判制度立法的理性思考

战时刑事审判制度立法,应当注意军事指挥权与军事审判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公正与效率的价值平衡;着重解决现有刑事诉讼法律依据与战时刑事诉讼特殊情形、保障战时军事利益与维护国家法律尊严、保障军人权利与维护战时军事秩序之间的矛盾。战时刑事审判制度立法,当务之急是采用单行法规的立法体例,然后过渡到一元制的立法体例。     

关于设立刑事诉讼司法处罚制度的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立法没有对妨害刑事诉讼行为设立专门制裁制度，因而对于大量轻于犯罪程度的妨害行为缺乏有力制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讼流程的顺利实现。建立刑事诉讼司法处罚制度便显得十分必要。本文从把握妨害刑事诉讼行为的特点入手，提出在程序法本身设立刑事诉讼司法处罚制度，以实现对妨害行为的调整，并简要述及相关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反思

刑事诉讼模式的反思是当前的学术热点问题,关系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源于西方的经典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对当下的中国刑事审判实践解释力不够,而本土理论则在“何为诉讼”以及刑事诉讼模式关涉的要素等方面含混不清,严重影响到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自身完善与刑事司法改革指导功能的发挥。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因地制宜,并立足刑事诉讼法的实践状况,从宏观的诉讼阶段上来把握。     

清末刑事诉讼制度变革探究

清末修律中的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终结了千余年的封建司法传统,把具有进步色彩的新型刑事诉讼模式引进中国。但由于缺乏政治、文化和社会基础,那次改革未能成功。重新思考清末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成败得失,在我们今天选择刑事诉讼制度现代化道路时,只有坚持理性的“拿来主义”,才能促进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最优化。     

中国法视野下的德国刑事诉讼制度

我国与德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有相似之处,但德国法律多了一些理性和节制。应借鉴其完备的法律制度,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     

浅析构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

在国家追诉主义的理念影响下,我国传统的刑事诉讼司法模式强调国家与被告人的关系,如何控制犯罪、维护国家利益、保障被告人的刑事诉讼权利,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研究的重点。然而作为犯罪直接受害者的被害人,在人身、财产和精神上受到损害后,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在刑事诉讼中往往只能充当＂控方证人＂或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忽视被害人权利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罗嘉欣     

试论我国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推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是落实党中央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的重要举措,是建立高效权威、符合司法规律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完善办案机制、提升法律监督效能的现实需要,为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探索建立突出检察主体地位的办案责任制,以完善主诉检察官办案责任制为抓手,突出检察官办案主体地位,明确检察官办案责任和权力,对所办案件终身负责,严格错案责任追究,形成权责明晰、权责统一、管理有序的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当然,从试点运行到逐步推进,这项制度在取得明显实效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理论争议和实践问题。     

司法权社会性的历史考察——兼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时间的维度考察，司法权社会性的意义呈现出一条历史变迁的线索：在国家出现之前，司法权具有原初的社会性；伴随着现代国家的构建，司法权经历了从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到排斥社会性的过程；最后，为应对现代性的挑战，司法权的社会性回归历史的舞台，并通过法概念论的学术更新，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通过法概念论的更新，法律被视为一个实践的概念，司法则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这样，严格依法裁判同时包含了国家性与社会性，而法律效果则包含了社会效果。     

乱权之治——从司法改革和司法权保护的视角简

从权力场域中司法权为其他权力所迫的种种乱象可以结论,导致司法权滥用、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等消极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某些权力主体的乱权行为.因此,提升包括司法权主体在内的拥权者的拥权道德意识、行权规范意识和乱权责任意识,是清洁权力场域、还原权力本色、恢复行权秩序的重要举措.     

论我国侦查权的性质

侦查权是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的诉讼权能。如何认识侦查权的性质,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有着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长期以来,关于侦查权的性质一直就有行政权说和司法权说之争。事实上,侦查权的性质应是行政权,但现代侦查权又具有一定的司法化倾向。     

我国军事审判权的理论定位

军事审判权的本质历来是个具有争议的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军事审判权渊源于军事统率权 ,另有观点认为它具有军事统率权和国家审判权的双重渊源。根据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审判权的特征、法律的规定及现代司法的价值取向 ,可得出国家审判权是我国军事审判权的唯一来源和本质属性的结论 ,同时军事审判权也呈现出浓厚的军事指挥权色彩     

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现状之考察与反思

我国没有建立西方国家的司法审查制度,司法权监督制约行政权的手段,体现为司法变更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行政诉讼的职能,但在实践中却不能达到权利保障与权利制约的立法设想,本文就这一现状进行了论述,并展开深入探索。     

限制和解不起诉裁量权的另一种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权滥用留下了滋生空间。尽管刑诉法及司法解释试图限制检察官这一裁量权,但其滥用之潜在危害仍然存在。传统法学理论提出了种种对策,但均因大而不当存在缺陷。基于此,在和解不起诉案件中,为实现限制检察官裁量权滥用之目的,应提倡＂另一种思路＂：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以权力制衡权力模式、以第三方约束权力模式来规制检察官和解不起诉裁量权之行使。     

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建议问题研究

在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幅度型或精准型量刑建议都是控辩双方合意的产物，也是审判人员最终作出量刑判决的重要依据，审判人员“一般应当采纳”。但对于检察机关提出精准的量刑建议是否存在理论上的正当性以及实务上的可操作性，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存在不同意见，实践中也存在部分审判人员“不愿接受”或“勉强接受”精准量刑建议的情况，影响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总体功能的发挥。为解决此问题，有必要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以及法院审判权的性质及关系，使审判人员内心“愿意”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在实际操作层面需要加强精准量刑建议本身的合理性和合意性，使审判人员经过审理后，“能够”采纳精准的量刑建议。此外，根据具体情况，还需要明确精准量刑建议的变更和补救问题，促进量刑公正。     

侦查权的性质与配置研究述评

侦查权的性质和配置是侦查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也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的问题。侦查权性质的科学定位是侦查权合理配置的前提。侦查权的性质可以归纳为行政权属性说、司法权属性说、行政司法双重属性说三种;侦查权的合理配置主要包括侦查权在不同机关之间的配置、同一机关内部的配置以及侦查权的司法控制等问题。当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和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合理配置等方面。     

论审判权中的行政权扩张

文章从对审判权概念的深层次分析入手 ,提出了一个在审判理论中具有形式意义的概念——审判权中的行政权。然后通过对这一基础概念的理解 ,分类阐述了审判权中行政权扩张这一形态在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和意义 ,并依此试图从全新的角度更深刻的理解司法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并针对其提出一些看法 ,以期能为今后的司法改革的进行提供一些方向队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