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刑事和解——趋向现代化抑或体现后现代

在目前中国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中,刑事和解只能作为传统刑事纠纷原有处理模式的有益且有限之补充,而不能成为主要方式.后现代思潮所带来的多元化视角虽然有其积极的价值,但如果以后现代视角解读我国的刑事和解,会超越我国刑事诉讼尚处于现代化过程的历史阶段,违背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现阶段应当以体现现代法治精神的刑事诉讼理念构建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刑事和解制度亦不例外.刑事诉讼中的刑事和解程序不应挑战传统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它应当是一种司法程序,而非私力救济,需要避免非程序化运作.刑事和解应坚持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基本方向.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刑事和解原则,应当是与现代刑事诉讼保障权利理念相一致的原则,而不能是一个体现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原则.刑事和解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公理性原则,应当贯穿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始终.     

刑事诉讼的全球化趋势析评

刑事诉讼的全球化趋势有着其自身的逻辑与体现 ,其中人权保障观念的弘扬是这一趋势兴起的基石 ;一系列国际刑事司法准则的通过与实施是这一趋势的重要载体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两大诉讼模式的较量与交融为这一趋势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视角 ;近年来几大主要国家的相继修法与若干刑事诉讼实践规则的推行是这一趋势的两个重要表征。刑事诉讼全球化趋势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建设有多方面的启示     

浅析中国刑事诉讼模式的改革

刑事诉讼目的决定刑事程序构造.以我国刑事诉讼目为依托,从三个方面分析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的构造,即从控、辩、审三方主体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侦查、起诉、审判三个诉讼阶段的设置及其关系,行事诉讼程序的证据规则体现进行论述.其中,控辩审三方的法律地位及其关系是刑事程序构造的核心.在此基础上对我国行事诉讼模式改革提出建议.     

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分析

刑事政策作为刑事诉讼价值的调节器,不仅可以指导具体的刑事诉讼活动,而且可以弥补刑事诉讼法的不足,指导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修订。但是由于二者在价值的单一性与多元性,适用的短暂性与长久性以及宏观性和微观性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刑事政策与刑事诉讼之间还有一定的冲突。对此,我们应该从刑事政策应体现刑事诉讼的要求和刑事诉讼也应体现刑事政策的要求两个方面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     

论刑事诉讼活动中应遵循程序公正优先原则

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原则,是保障刑事实体法正确实施、保证司法公正和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正确有效途径,在刑事司法活动中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从刑事程序法与刑事实体法规范的对象,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生影响的顺序,对刑事诉讼结果的影响等方面看,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应坚持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并重且程序公正优先的原则.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已成为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一项基本刑事政策，其对于提高刑事诉讼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品质以及协调和保障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局面的形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宽严相济对于刑事司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对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都有不同的体现。     

从人身权利保护的国际标准看我国刑事诉讼法

围绕人权保护的国际标准与我国刑事诉讼这一主题,业界人士大多分析研究国际人权标准,以期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改革,并将研究重点放在沉默权、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禁止酷刑及刑讯逼供、死刑的运用等,而较少依国际标准对刑事诉讼中人身权利保护的相关具体制度诸如审前羁押审查制作进一步的探讨。在现代司法活动中,刑事诉讼程序与人权关系最为紧密,涉及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如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护的水平显示着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水平。     

从刑事诉讼角度谈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是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重要方面,也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化、公正化的价值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列为当事人,并赋予了一定的诉讼权利,从而确立了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但尚有欠缺。应根据被害人诉讼权利保护的实际现状,建立与完善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的机制和法律。     

论刑事强制措施的理论基础与诉讼价值

刑事强制措施和无罪推定原则并行不悖.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揭露犯罪、惩罚犯罪,以及完成刑事诉讼的各项任务,刑事强制措施的诉讼地位不可或缺.但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作用远非如此,它还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适用期限等来保障人权、体现程序正义.     

论我国刑事印证证明模式

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模式是"印证证明模式"。刑事印证证明模式属于自由心证体系,但同时具有法定证据制度的某些痕迹,其强调证据的体系性、关联性、同一性。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符合事物存在和认识的规律,体现了对刑事诉讼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两项基本价值的追求,是经验理性的选择。我国刑事印证证明模式的成因主要包括非直接言词的审理方式、科层型的司法权力机构设置和追求客观真实的理念。刑事印证证明模式有利有弊,在我国当前的诉讼制度下,重点在于如何对该种证明模式加以改革和完善。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

改革后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但仍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法律应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主体地位,保证辩护律师的单独会见权、讯问到场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并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     

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对被害人参与权的改革和发展,是国际刑事司法政策一个突出的方面。保护被害人的权利是刑事诉讼机制科学、公正的价值体现。刑事诉讼中不仅要完善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而且应当同时重视和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更完整、充分地体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含义,不致使诉讼活动偏离公正的轨道。     

从“文强案”看我国刑事诉讼审判管辖异议制度

在刑事立法传统和刑事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仍存在审判管辖异议制度的盲区。然而,文强案、李庄案的审判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及司法实践中并不缺乏审判管辖异议制度成长的土壤,亟需设计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刑事审判管辖权异议制度。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确立,应合理地界定刑事诉讼管辖权的主体、方式、期间、裁决、后果等方面的问题,使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的规定具有既保护报告人的人权、又确保刑事诉讼的正确实施。     

试论立法与诉讼结构的缺陷对律师刑事诉讼执业权利的影响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得不到完善保障导致律师参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向控辩式转型消极的现状令人担忧。作者对照刑事辩护制度的国际标准，从控辩式诉讼模式的内在要求出发，分析认为：立法上的缺陷、诉讼结构内在机制不平衡与当前司法体制弊端的双重作用是影响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执业权利保障的两个主要因素。     

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反思

刑事诉讼模式的反思是当前的学术热点问题,关系着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源于西方的经典刑事诉讼模式理论对当下的中国刑事审判实践解释力不够,而本土理论则在“何为诉讼”以及刑事诉讼模式关涉的要素等方面含混不清,严重影响到刑事诉讼模式理论的自身完善与刑事司法改革指导功能的发挥。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应因地制宜,并立足刑事诉讼法的实践状况,从宏观的诉讼阶段上来把握。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程序保障——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订为视角

宽严相济既是刑法立法政策，也是刑事诉讼立法政策，刑事诉讼立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较好地体现了宽严相济的要求。“宽”主要体现在大力推进非羁押措施的适用、完善不起诉制度、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建立未成年人犯罪从宽特别诉讼程序、增加社区矫正规定等方面；“严”主要体现在严格刑事强制措施、增设特殊侦查措施、律师会见权的限制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等方面。为了实现宽严相济刑事诉讼政策，必须转变观念，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遵循立法宗旨，细化立法规定；建构科学的办案考核机制。     

论起诉便宜主义

起诉便宜主义是在刑事诉讼中各种刑事政策权衡和增强诉讼效率的内容和要求之一,绝对的起诉法定主义已无法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实现。起诉便宜主义在各国刑事诉讼中都有直接的体现,在公诉时便宜起诉有各种相应约束机制,所以借鉴其合理内核对重塑我国刑事诉讼公诉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     

无罪推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体现

本文首先对无罪推定的法律依据和作用、基本要求和实质进行论述,然后探讨无罪推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体现,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无罪推定精神的设想与建议。     

论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完善

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刑事诉讼的保障体系,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重要手段。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本质体现了实现刑罚与保障人权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在实现国家刑罚权的同时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权保障,必须完备刑事强制措施制度体系,即选择适用准确、补救措施得当。     

博弈心理下的附带民事调解工作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赔偿诉讼的结合,是我国司法审判体制中一种独特的诉讼制度,具有平复社会矛盾、体现刑罚谦抑、保护被害人权益等多重司法价值。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相衔接融合的特点决定了其调解工作不同于普通民事案件,本文从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特点入手,以分析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心理活动为切入点,引入博弈论的相关理念,通过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的实证考察,对基层法院开展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