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主要问题与对策思考

提高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在职能定位、组织保障、社会参与以及信息沟通等方面都存在着问题，应加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     

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民有序参与研究

公民有序参与政府危机管理,有利于提高公民危机应对能力、降低危机管理成本。目前我国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公民有序参与处于较低水平,面临着观念、法制、能力、组织等诸多方面的障碍。因此,要通过转变观念、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等途径,扩大和规范公民有序参与的行为。     

论实现新公共管理的公民参与

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政府改革浪潮的兴起,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成为一种趋势,公民参与对实现公共管理有重要的意义。公民在参与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将遇到一些障碍性因素,只有破除这些障碍性因素,才能有效地参与公共管理。在新公共管理实践中,公民参与的有效途径是多方面的,主要体现在公共政策、投票选举活动、承担社会责任、公共服务和分配公共物品等方面。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论非政府组织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

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矛盾多元化的今天，政府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显得力不从心。非政府组织由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参与到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具有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但是，在参与公共危机管理中，我国非政府组织面临很多困境，如法律、能力等方面。要摆脱这些困境，需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培育和完善非政府组织；同时，在培育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防范非政府组织异化等问题。     

风险社会视野下女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探析

近年来，我国进入了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期，风险事件越来越多，这严峻考验着我国政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在风险社会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诸多挑战．导致危机管理能力薄弱。我国政府必须通过建立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建立专家咨询部门；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加强公共危机教育，提升危机救治能力和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国内外合作等措施来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公民参与反腐败的路径分析

公民参与是指公民基于对共同利益和价值的认同，对公共事务提出建议、意见或直接从事具体活动的行为。公民参与反腐败可以有效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减少反腐成本。但是，当前我国公民参与反腐败存在诸多限制因素，要通过提高公民主动参与意识，提升公民参与能力，增强政府公信力，健全法制建设等措施来扩大公民参与反腐败的能力。     

公共危机视阈中的政府治理

公共危机削弱了政府合法性基础,对传统官僚制"统治"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治理和善治理念倡导政府与公民的双向互动与合作,以公民参与为内在特征和本质要求.它有助于政府化解公共危机,提升政治合法性,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重失灵.基于"积极公民"和"积极政府"合作管理公共事务的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是实现善治,建设合法性、法治化、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政府的有效路径.     

城市社区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建设

公共危机管理是一个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治理过程,社区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力量。作为城市公共管理系统的末梢,社区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直接影响城市整体的危机管理绩效。由于贴近群众、贴近基层,社区在危机管理中具有信息、资源、沟通和行动等优势,然而,应急组织结构的弱化和社区自治建设的薄弱限制了社区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效能最大化。切实提高基层的应急管理能力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因此应该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科学制定社区危机管理规划,培育良好的社会应急文化,加快社区危机管理能力建设步伐。     

城市环境污染引发的危机及其治理

目前,城市的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不仅引发了环境本身危机,还导致了政府公共管理危机。治理环境污染危机,要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建立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健全和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环境污染风险评估机制和预警机制。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机制探析

社会资本理论倡导的社会网络、信任、规范等内容,有利于奠定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网络基础;推动民间组织建立社会信任;整合社会资源,规范多元主体参与,因而能够提升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水平,从而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新模式。但目前这一模式存在参与机制不足、公信力危机和制度认同障碍等诸多问题。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促进公民参与,引导社会网络良好发展;提高民间组织活动透明度,重拾社会信任;加强相关立法和制度建设,规范社会资本等三方面探索推动和完善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机制的新路径。     

公民选择权利形成的依据、本质及其保障机制——基于服务型政府模式

公民参与政府的公共服务，既是现代公共管理民主化、高效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公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责任和善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公民选择权利的形成依据是马克思主义人本与服务理论，其本质是由民作主。服务型政府模式下公民选择权利的实现在于政府法治的保障、政治道德的保障、信息技术保障及公民参与公共管理活动的自我保障。     

风险防控型公共危机治理框架:模型及其应用

现代社会的公共危机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网络性特征,因此对人类的风险管理与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提高危机治理能力的核心是提高风险的防控能力。推动应急管理向公共危机治理转型的前提是客观分析现有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问题,科学把握风险管理的有关技术与要求,构建统合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综合性的公共危机治理框架。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精神的价值与化育

公民精神是解读现代社会发展程度的深层判据，是公共危机有效治理的关键因素。公民精神内含着公共利益意识、权责意识、互信意识、宽容和妥协意识，这些意识的彰显对公共危机治理效能的提高是不可或缺的。公民精神的化育，不仅要调整公民教育的内容体系、发挥公职人员的模范作甩，而且要扩展公共生活空间，让公民在实践中知晓和培育公民精神。     

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的公民参与探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社会公共需求的不断增长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已逐渐凸显出来，而造成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有效的民主参与。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为满足公共需求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路径。政府作为公共权威的代表，需要通过相关路径选择发挥公民参与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积极作用，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应急管理公众参与机制建设探析

在公共危机应急管理过程中,公众既是应急管理的直接受众,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管理主体。实际上很多公共危机的发生、扩散和加剧,都与公众自身的安全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薄弱有关。为减轻公共危机事件对国家发展、社会和谐的不利影响,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观念、法制、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加强我国应急管理公众参与机制的建设。     

公共服务供给视角下的公民参与探究

公民意识和公民社会的兴起与发展为实现公共服务供给满足公共需求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提供了路径。政府作为公共权威的代表，需要通过相关路径选择发挥公民参与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积极作用，提高我国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我国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制度优势、现实问题与改进路径

对于突发公共危机治理,我国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党的领导、举国体制、对口援助和全员参与是化解公共危机的重要法宝。但我国的危机治理仍存在应急管理法治不健全、应急处置过程中信息沟通不畅、管理体系中权责不对等、紧急状态下公众个人需求与防控举措存在张力等问题,需进一步推进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法治化、健全公共危机事件信息流动机制、加强应急管理工作权责制度化、完善危机事件预警与应对预案及提升公众危机意识与应急能力,以全面完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增强公共危机治理效能。     

公民教育:公民政策参与的能力建构途径

公民政策参与是现代民主社会公共政策过程的必要程序,其前提是公民对自己身份和责任的认知以及公共精神的培养。公民教育有助于加强公民的时代适应性、社会责任感、基本技能训练、公民关系的和谐度以及参与式公民文化的营造,因此包含着公民参与的意蕴,进而成为建构公民政策参与能力的有效途径。但是,转型期中国尚不成熟的公民教育不足以推动公民政策参与能力的建构,如固有文化的模式、教育形式欠多元化、教育内容过于虚化以及公民缺乏主流的信仰;需要通过权利意识的培养、公民演说能力提升、公共精神植入等层面推进和完善未来的公民教育,使公民在拥有政策参与机会的同时能够表达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民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