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起源、发展及其实现——一个学说史的考察

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渊源于美国宪法中正当程序条款由程序内涵到实体内涵的宪政实践,成形发展于二战后深受美国宪法影响的日本,在我国也经受了一个由知之甚少到广为接受的过程。罪刑法定原则发展出实质侧面的内涵,乃历史的形成而非人为的割裂;罪刑法定实质侧面要求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实质解释论与形式解释论虽都能实现罪刑法定实质侧面内容适正性的要求,但实质解释论的出罪过程更能充分发挥构成要件的界限功能,符合该当性判断与违法性判断的功能与本质,因而更能实质地保障人权。     

罪刑法定原则思想理论基础之人权解读——以权利为视角

本文从罪刑法定原则实质蕴涵——权利,阐述大宪章思想,自然法理论,三权分立论心理强制说,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之所以作为罪刑法定原则思想理论基础内在依据。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罪刑法定原则是在反对罪刑擅断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从确立至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随着刑法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和深入,罪刑法定原则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其具体内容也不断发展完善。本文试论述现代刑法理论中罪刑法定原因的基本内容。     

罪刑法定与中国古代刑法

罪刑法定作为一项基于限制国家的刑罚权而保障国民人权的刑法基本原则 ,首先是作为一种思想或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 ,在东方和西方都有一个渐次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在西方 ,罪刑法定主义是针对法国大革命前封建专制国家的罪刑擅断主义而倡行的 ,旨在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恣意枉行 ,而保护个人的权利 ,因而具有自由保障的机能 ,之后 ,伴随人权保障思想的展开 ,罪刑法定主义在欧洲大地得以广泛传播 ,并最终在１８１０年《法国刑法典》中被作为一项刑法的基本原则得以体认 ,其第４条规定 :“不论违警罪、轻罪或重罪 ,均不得以实施犯罪前未规定之刑罚处…     

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

罪刑法定是刑法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并且我国刑法学界对此存在争议。本文从一定的理论高度,回答了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这一重大问题。全文共分五部分,约5万多字。第一部分是罪刑法定的价值蕴涵,作者认为罪刑法定是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取向的,体现的是刑法对人权的有力保障。第二部分是罪刑法定的制度构造,作者认为从法的制度构造上来说,应以罪刑法定的严格规则限制司法的自由裁量,同时又在罪刑法定的界域之内予以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第三部分是罪刑法定的立法机理,作者认为刑法典是罪刑法定主义的基本法律载体,因而对刑法典的立法机理作了有价值的探讨。第四部分是罪刑法定的司法运作,作者认为刑事司法是罪刑法定主义现实化的必由之路,因而对如何塑造刑事司法的品格作了有意义的论述。第五部分是罪刑法定的中国命运,作者认为随着我国法制的发展,罪刑法定主义也必将进入一个黄金时代。     

刑法类型化概念与法治国原则之哲理——兼论开放的构成要件之存在根据

一、问题的提出 犯罪是符合刑法中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国家从大量的反社会行为中抽出一部分危害性严重的，作为法律上的犯罪类型加以规定成为当罚的行为，这种法律上的类型就是构成要件。因此，一般认为，构成要件就是指刑罚法规所规定的犯罪类型。构成要件作为刑法类型化概念与法治国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主义之间，是唇齿相依的关系。罪刑法定主义是构成要件产生的思想基础，构成要件则是贯彻罪刑法定主义的基础性工程和体现。有什么样的罪刑法定主义，就有什么样的构成要件类型。...     

罪刑法定的代价及其司法控制

一.罪刑法定的实际代价 “罪刑法定”又称罪刑法定主义,即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一来自西方的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含义的高度概括。我国1997年刑法第3条将罪刑法定表述为:“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一表述显示出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一种限制机能,要求法官在法律明文规定的范围内来认定犯罪,惩罚犯罪。从某种意义来说,罪刑法定原则在国家刑罚权与公民个人自由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从而防止司法权滥用,以实现尊重人权和限制司法权这一罪刑法定的根本宗旨。但罪刑法定倡导的是一种形式合理性,那么,为了实现这一形式合理性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为刑法作为成文法不可能囊括社会各种犯罪形态,社会还存在着大量的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在罪与非罪,保障人权     

罪刑法定主义视角下“赛家鑫”案再审问题之剖析

赛家鑫案二审改判死缓,并不是法官个人废除死刑的理念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结果,而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与刑事政策依据。拿药家鑫案与李昌奎案比较以支持判死刑立即执行的实质主义思维,违反罪刑法定主义的法治精神。赛家鑫案再审违反了罪刑法定主义:该案再审程序的启动缺乏法律依据;企图加重再审中被告人刑罚的做法不仅仅在理念上违反了罪刑法定主义,在法律上也违反了我国政府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以及我国宪法中的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之规定;死刑案再审程序,明显带有重刑主义的色彩,实际上异化为单向追求判决死刑立即执行的程序。赛家鑫案启动再审程序具有极坏的破坏法治的示范效应:过去的或者未来的死缓终审判决将不断地被推上前台,要求启动再审,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     

罪刑法定原则:实质抑或形式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基本价值取向,但近年来,随着国外对罪刑法定原则双重理解的讨论为中国刑法学界所关注,引起了对罪刑法定原则内涵和我国刑法关于该原则的规定讨论。形式罪刑法定原则强调法律的确定性和公开性,而实质罪刑法定原则反对死板僵硬地理解和执行法律,主张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弥补法律主义本身死板教条、落后于时代的缺陷。本文立足于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环境,对两者是否贴合刑法中的相关规定的立法意图,也更符合司法实践、社会民主化以及保障人权的要求进行了比较论证。     

空白刑法规范的罪刑法定机能——以现代法治国家为背景的分析

现代法治国家兼具自由法治国与社会法治国、形式法治国与实质法治国的双重性格,这导致现代行政法的使命由单一阻止行政权的扩大化到兼而具有改善国民经济生活以完成福利国家的任务。受此影响,许多国家突破了以往在刑法体系中只规定自然犯的传统框架,越来越多地在刑法中通过空白刑法规范的方式规定行政犯。用法治国的罪刑法定主义衡量,空白刑法规范既符合罪刑法定主义的民主法治原则和法律专属性原则,同时也是罪刑法定主义之明确性原则的体现和运用,是与现代法治国思想及罪刑法定原则相一致的一种刑法立法模式。     

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

社会保护机能与人权保障机能的统一是刑法的整体价值目标,而不是刑法某一个构成要素的价值目标。认为相对罪刑法定原则具有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双重机能的观点,实际上是混淆了刑法的机能与罪刑法定原则的机能,错把刑法的整体机能当成了其构成要素的机能。罪刑法定原则虽然应当服务于刑法的整体价值目标,但是,它却不应该、也不可能直接承载社会保护的价值内容。我国《刑法》第3条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将社会保护的内容附加给罪刑法定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原则的社会法律意义,不利于现代刑法观念的培植。     

刑法学中事实概念与规范概念之嬗变——基于刑法信条学上犯罪构造理论的考察

犯罪构造理论在刑法学历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标志着现代刑法的诞生,自此犯罪被牢牢地与刑法法规连在一起,罪刑法定原则亦从宣言走向实践。可以说,作为刑法学支柱的犯罪构造理论,其重要性体现在对刑法学知识体系的正当性建基。回顾刑法学的发展沿革,从古典犯罪论体系到新古典犯罪论体系、目的主义犯罪论体系再到目的理性主义犯罪体系,犯罪构造理论走出了一条从纯粹的事实到不断融入规范因素的轨迹,而对于犯罪构造理论中事实概念与规范概念的廓清在当下刑法学界显得尤为必要。     

论社会危害性的地位

近年来 ,社会危害性的概念一再受到质疑 ,甚至有人主张将社会危害性的概念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罪刑法定原则下 ,社会危害性概念固然暴露出一些缺陷 ,但是 ,承认社会危害性的地位 ,并不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破坏 ,相反 ,社会危害性理论和罪刑法定原则一起成为保障人权、限制随意发动刑罚权的两道防线 ;因而 ,不应简单地将这一概念完全抛弃 ,而应重新科学地确定其地位 ,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论土地承包经营权对行政权的规制——以物权法的公布为背景

《物权法》确立了平等保护、物权法定、公示公信的物权三原则,明确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并对行政权产生了相应的制约。平等保护原则要求国家、集体和个人在土地承包中地位平等,征收土地足额补偿,行政机关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应承担与私人侵权等同的法律责任;物权法定原则要求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修改相应的法规、遵守行政法中的法律保留原则;公示公信原则要求行政登记主体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切实做好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发放工作和流转登记工作。     

国家法难行之源：国家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从“依法收贷案”切入

以前有关“依法收贷案”的研究文章都认为这里的“法”就是“现行国家法”,但对此案细致分析发现并非如此,而是“王法”即中国传统法。中国国家法自古至今有一种严重的国家主义倾向（而今表现为一种现代化倾向）,缺乏一种现代法律所需要的人本主义精神因素,因此,国家法只得到了国家外部力量的推动,缺乏内部力量的驱动,其社会化动力不足。其社会化程度远低于中国传统的“法”与“德”,最终被“王法”置换,为中国传统的“德”所打败。     

罪刑法定原则与人权保障机制的完善

罪刑法定原则是人权保障价值偏一的选择,是商品经济及国家与社会二元化发展的结果,它的贯彻实施需要一系列人权制度作保证,要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罪刑法定的观念,需要极力张扬刑法人权保障的功能,建立一系列人权保障制度。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法合宪审查

刑法合宪审查是实现刑事法治、推进宪政进程的重要方面。刑法合宪审查应当以罪刑法定原则为立足基点。现代罪刑法定原则不仅具有传统的法外入罪禁止机能 ,而且能够延伸出崭新的法内出罪正当化解释机能。我国 97刑法具有“中国特色”的罪刑法定原则扭曲了现代罪刑法定的价值旨趣 ,导致了我国刑法合宪审查的机能缺损。只有在真正确认已成国际共识话语的现代罪刑法定原则、赋予其法外入罪禁止与出罪正当化解释双重机能 ,同时改革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才能建构有效的刑法合宪审查机制。     

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社会保护机能真义之检讨

罪刑法定原则为限制国家司法权的滥用、防止罪刑擅断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而诞生。但是,孙伟铭、黎景全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印发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指导意见及相关典型案例的通知,并指出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故有必要对现代罪刑法定原则社会保护机能的真正意义做一探讨,使罪刑法定原则的社会保护机能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内得到实现;使刑法的社会效果在法律效果的框架内得到正当合理的实现。     

外国刑法中犯罪成立要件的实质化

罪刑法定主义应当是形式与实质的统一,以此为基础的犯罪概念和犯罪成立要件也必然具有形式与实质的内容。不同法系的国家实现犯罪成立要件实质化的途径各有千秋。     

论平等在刑法中的地位

刑法第四条就适用刑法人人平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但关于平等在刑法中处于什么位置一直备受争议。关于平等在刑法中的地位,主要涉及三个问题,即:平等是法律原则还是法律权利;平等是否能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刑法平等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间是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