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事案件调解保密规范解析

调解作为诉讼外争议解决方式的一种典型代表,非公开性是其最基本的程序利益,也是其广泛和成功地运用于商事争议解决的根本原因,而保密规范也因直接关涉调解的此种程序利益而为调解程序所必需。就目前调解立法以及调解机构制定的调解程序规则有关规定来看,调解保密规范主要在三个方面设置了具体规则,即:所有调解参加人都应为调解中披露的信息保守秘密;调解中披露的信息原则上不能在其他程序之中作为证据加以使用;调解不成功后的其他程序中调解员不能担任相同或相关争议的当事人的代表或律师以及仲裁员。当然,保密规范的上述要求并非绝对,原则上必须予以遵守,但允许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或者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披露有关调解信息的例外存在。     

诉讼调解制度的重构

诉讼调解是中国特有的法律制度,长期适用于我国的审判实践中。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将调解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则、偏重调解的做法也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这在现实中已经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法律制度、司法公正的信赖。本文对我国现行诉讼调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弊端以及法院强制调解产生的根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构想,即建立诉讼和解制度,以诉讼和解重塑现行的法院诉讼调解制度。     

司法调解的契约化

司法调解的契约化是私法领域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司法调解处于合同领域和诉讼领域的交汇处,所以它的契约化是当前我国私法领域中强调合同自由和诉讼当事人主义的必然发展趋势.司法调解的契约化发展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司法调解原则金字塔式结构体系的形成,自愿原则处于金字塔之顶端,保密、对等、诚信三项原则的共同运作以保障自愿原则的实现;二是司法调解中主持人的多元化引起法官角色的重整,以保障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愿自由交换.     

从法理学视角审视诉讼调解

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的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诉讼调解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随着中国目前调解的制度化，它已经越来越相似于审判，甚至成为国家的工具。究竟强制诉讼调解有何弊端？它与法治理念是否矛盾呢？本文从诉讼调解的概念和性质出发，揭示其客观现状，进而阐述其与法治理念的冲突。     

程序保障视角下诉讼调解既判力分析

诉讼调解是否应当具有既判力，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获得了充分的程序保障，诉讼调解的效力与程序保障相适应方为正当。我国在未能给予当事人充分程序保障的前提下认可诉讼调解的既判力，将再审设置为唯一的救济途径，抬高了当事人救济的门槛，其正当性本身应予质疑。而且，既判力的赋予在客观上有利于减少司法资源的投入，在案多人少的当下，更易成为强制调解的诱因。而否定既判力有利于形成倒逼机制，通过降低诉讼调解在“节约”司法资源方面的优势，消减强制调解的诱因，进而促进调解的理性回归。     

诉讼调解之适用理性

在我国司法ADR的构成中,由于审前调解机制尚未得到有效构建,诉讼调解主要是指诉中调解,即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由审判人员主持的调解。在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指引下,调解成为诉讼的主要结案方式,与此同时,这一司法政策的正当性在法理层面引起争议。     

论法院调解保密原则

调解保密性是现代社会法院调解程序发展的内在要求。调解保密性包括调解程序保密性和调解信息保密性。我国关于调解保密性的规定主要关注调解程序的保密性,但调解保密性更要求调解信息保密性。明确调解信息保密性的含义,合理规制＂调解保密信息＂的范围,建构多元化的调解保密适用方式,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稳健运行的重要前提。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之程序设计研究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有自身特点，但终究还是属于民事诉讼，故其程序设计应在此特点下遵循四个基本原则：1．既注意程序的特殊性，又保持程序的安定性；2．在实体权利处分上，既要体现国家干预，也要兼顾私法自治；3．在程序权利设置上，要注意保持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平衡；4．遵循节制原则，实现司法手段与行政手段协调运作。     

公司司法解散诉讼实研究

《公司法》规定的公司解散制度从程序角度而言尚不尽人意，操作性不强。本文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公司解散诉讼实务中司法解散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司法解散诉讼的适用范围、司法解散诉讼的前置条件以及调解和清算，结合司法实务、借鉴国外立法经验，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期能为引发更为深入的研究提供素材，以及对有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有所裨益。     

诉讼调解:时下势态的分析与思考

从我国时下的诉讼调解势态来看,我国的诉讼调解已经呈现出一种强势作为,“着重调解”再次成为一种司法政策导向。这种态势出现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司法政策对政治形势的简单对应和“过度反应”。这种导向影响了法律所规定的诉讼调解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实施,这种以抽象的政治要求取代个案具体情形的处理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诉讼调解的正确定位和运行轨道,对我国法治的发展和民事纠纷的公正解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因此,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诉讼调解,使诉讼调解回归应有的定位。     

论诉讼经济原则的司法实现——一种控辩协商合意的制度立场

在效率理论呼应下,诉讼经济原则成为研究程序经济性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为此,刑事诉讼程序的运作应该在达成诉讼目的的前提下,强调迅速裁判,讲究程序简化和避免程序浪费或程序重复。诉讼经济原则要求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与运行体现成本控制和协商合意的理念与机制,以此作为考量,辩诉交易、和解不起诉、污点证人豁免的制度确立和简易程序的完善将是中国刑事诉讼立法的科学选择。     

论法院调解的强制性——以我国台湾地区民事强制调解程序为比较

民事调解以自愿为核心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调解不存在强制性内容。调解的强制性以强制调解为集中体现，既包括程序上的先行调解，也包括实体上的法官裁定调解内容。尽管我国台湾地区实行的法院附设调解模式与大陆诉讼调解模式不同，但其先行调解的规定对大陆调解模式改革具有启迪意义。应当承认调解在某些方面具有强制性因素，从分析特定纠纷的性质以及诉讼存在的不便来看，应在我国大陆调解模式中设立强制调解。     

司法审查侦查原则论

司法审查原则要求侦查程序和行为必须置于法官的审查监督之下,以保证侦查程序的规范运行和侦查行为的合法实施。侦查程序确立司法审查原则的价值精神一方面在于法治国家理念在侦查程序上的落实,另一方面在于程序正义价值实现对侦查程序的要求。国外通过司法审查的制度化保证司法审查侦查原则的地位,我国应当确立司法审查侦查原则,并通过具体制度进行落实。     

Researching other people's rows: Current research into divorce conciliation

Conclusion This paper has been a review of some current issues in research to monitor conciliation and mediation in matrimonial disputes. We have argued that although the main faults of the Lord Chancellor's Department's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Conciliation have been well identified by critics, some of the criticisms are unnecessarily harsh and unfair. Second, we have pointed to the major weaknesses of research to date on conciliation. These are: (a) the absence of convincing controls to conciliated clients; (b) the lack of consumer research. We have suggested an aggressive research design to overcome the first of these problems and argued against theprima facie ethical objection to it. Finally, we have reviewed the issue of confidentiality of information in relation to research needs. We have suggested that a reluctance to betray confidences can not only be seen as part of a general adherence to the informed consent principle, but that, for us, it forms part of a general attitude to research that treats clients as responsible partners in the acquisition of knowledge and insight.With these three themes in mind we look forward to research into conciliation that is (a) more convincing than the Robinson report; (b) more adventurous in tackling the problems of legitimate inference of the cause/effect type; (c) sensitive to ethical issues without being unnecessarily timid.     

论网络电子数据收集程序的完善

电子数据收集程序的规范对于保障网络犯罪案件处理的质量有着重要意义。有别于传统的刑事证据,电子数据具有收集主体多元化、收集范围广泛化、收集方法科技化的特点。从我国当前司法实践情况来看,电子数据在收集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当前可参照他国立法经验,通过明确第三方的技术协助义务和保密义务、规定全面收集原则、确立快速保护机制、建立提交技术鉴定的标准这四个方面对我国电子数据收集程序予以规范。     

"犯罪人-被害人和解"的制度设计与司法践行

“犯罪人-被害人和解”可谓是当下西方刑事法领域的焦点性话题之一。作为“犯罪人-被害人和解”运动的有力推进者,德国的立法与实践动向,尚未得到国内学界的应有关注。文章不仅对德国“犯罪人-被害人和解”制度的整体立法设计进行了分析,而且对“犯罪人-被害人和解”在德国实务上的具体运作、判例发展亦予以近距离观察。透过此种立法与司法的交错考察,文章试图以德国经验为基点,进一步反思“犯罪人-被害人和解”践行的成果、问题及可能出路,以提供前瞻性的、比较性的借鉴。     

对我国控辩平等的检视与思考

控辩平等原则在我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中还只是雏形,其与国际公约和司法准则对控辩平等的要求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在某些方面尚未达到控辩平等之最低标准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之再修改中,应当以控辩平等原则为基本原则,重构我国控辩关系及其相关体系,厘清控辩平等与刑事诉讼本质及其基础理论的关系,解读控辩平等的现代内涵,建立合理的刑事诉讼权力结构,扩张被指控人的辩护权,培养执法者正确的司法理念与适格的职业素养,研究决策者与社会公众在控辩平等原则构建方面的互动机制,为立法和司法实务提供参考.     

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改造的构想

死刑复核程序有一定价值,但存在诸多弊端。即便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但死刑复核程序自身的弊端依然存在。应废除死刑复核程序,实行死刑案件二审强制上诉制度,增加三审并原则上设定为法律审。实行合议庭法官一致(或绝对多数)同意时才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的原则,并应对死刑案件合议庭的组成方式进行改革。死刑案件还应充分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实现被告人辩护权的最大化。     

庭前会议：从法理到实证的考察

为了促进集中审理的实现,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了庭前会议程序。从规范分析的视角可见,该程序主要处理与审判相关的程序性争议,具有证据开示、非法证据排除、争点整理、沟通说服、程序分流和调解和解等六项功能。庭前会议既为集中审理做准备,又间接过滤不当起诉,以保障人权。通过样本分析可见,某些地方的司法机关将庭前会议中的证据异议等同于法庭质证,赋予庭前会议以裁决效力,这反映出司法实务部门过度追求效率的倾向。庭前会议制度的生长,应当在程序法定原则之下,既尊重庭审的中心地位,保持庭前会议与庭审的平衡,又充分释放其功能和影响,实现效率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