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中央银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制化——以宏观审慎监管为视角

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的金融监管改革使得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格局中由"去央行化"跨越成为"金融监管超级警察"。其理论基础就在于中央银行职能与宏观审慎监管目标和工具的高度契合性。我国于2003年从立法上剥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但是,在危机后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构建中,中国人民银行应该处于主导地位,赋予宏观审慎监管职权。应将我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从法律上予以明确,予以法制化,也即:在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地位和目标;从法律上明确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的具体职权;从法律上确立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协调机制。     

危机后的金融监管改革：二元结构的“双峰监管”模式

“双峰监管”通过重新整合监管权力，设立审慎监管机关和市场行为监管机关，以实现维护金融稳定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双重目标。这一模式可以充分发挥监管目标的专一性和监管能力的专业性，既可以消除分立监管引发的监管割据，又可以消除综合监管的目标冲突和审慎不足，因此，得到了广泛认可，成为危机后主要国家的改革方向。三元结构的双峰监管模式，由中央银行、审慎监管局和市场监管局分别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微观审慎监管和市场行为监管。实践表明，由中央银行统一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二元结构的双峰监管，可以强化中央银行的核心地位，并降低监管沟通成本，相比三元结构的双峰监管能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     

金融监管权的渊源、法理依据和学理分析

金融监管权来源于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本文主要针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演进、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的区别以及宏观审慎监管的逻辑和维度进行论述。并介绍了监管的成本—收益理论和边界有效性理论。     

金融危机以来的欧盟银行法变革:立法修正与经验借鉴

金融危机再一次暴露了欧盟银行业法制的软肋。后危机时代,欧盟分别对金融监管体系、存款保险计划和资本需求三个方面立法进行了全面修正。修正以恢复金融系统稳定作为首要目标,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为蓝本,将目标监管这一国际先进监管理念和宏观审慎监管措施纳入欧盟法,增强了欧盟银行业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推进了欧盟银行监管一体化进程。危机后欧盟银行法的路径选择启示着中国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和宏观审慎立法的紧迫性。存款保险制度应尽快建立,巴塞尔协议标准也需认真采纳,以增强中国金融监管立法的前瞻性。     

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挑战

金融市场本身就伴随着风险，不能因风险的存在就放弃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但目前在自贸区金融改革的背景下，更重要的是前瞻性地考虑到其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尽早确立并不断完善我国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架构。在充分分析我国金融改革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借鉴风险次贷危机后国际金融市场对系统性风险的应对举措，用制度创新方式明确我国央行在宏观审慎监管架构中的定位。在自贸试验区金融改革中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协调：强化中央银行与各专业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进一步加强央行与各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加强中央银行与各国宏观审慎监管机构的合作。     

后危机时代对宏观审慎监管理念法律化的冷思考

后危机时代,在政治影响及学界的推波助澜之下,作为遏制与克服金融危机的一剂良方,宏观审慎监管的作用与魅力被推置了一个难以复加的程度。在主流金融国家的"胁同效应"下,其似乎成为了世界各国金融法律制度革新的蓝本,并因此而使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具有了绝对真理的成份。理念与制度都是一柄双刃剑,若在狂热之下,人类不能从反面正视理念本身的缺陷,那么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伤性的风险,因此理性且辩证地认知宏观审慎监管是当下制度创新中所不得不认真思考的原则性问题。     

外资银行监管若干问题研究

外资银行监管逐渐成为我国法制建设中的重要课题。文章从三个方面就我国外资银行的监管提出完善建议：⑴在监管原则方面,应采取对等的国民待遇原则,并辅之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我国的外资银行监管原则。⑵我国对外资银行的监督与管理如需与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接轨,接受并实施《巴塞尔协议》既是必由之路也是一条捷径,并应据此建立与完善我国外资银行监管指标体系和建立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机制。⑶应建立我国的外资银行同业公会自律机制     

论宏观审慎层面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向

宏观审慎监管强调从金融体系整体出发以有效防范系统风险，发达经济体的监管改革实践表明，虽然监管体制模式存在差异，但明确负责系统风险防范的监管机构已成为当下宏观审慎层面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共识。单一监管制是在完善监管机构职责基础上强化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权责完善的系统风险防范体制，多头监管制则是建立独立的负责系统风险防范的机构或组织。上述两种模式实质体现出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以及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是宏观审慎层面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完善我国的部级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将为未来我国宏观审慎层面监管体制的改革方向。     

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中央银行角色定位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传统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屡屡受到挑战与质疑。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逐渐认识到,与传统微观审慎监管相比,宏观审慎监管才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有力工具。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践中,首要问题是明确监管主体。目前,尽管中央银行在各国宏观审慎监管实践中的政策地位不尽相同,但均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概括为决策者、主导者和参与者三种模式,且各具优缺点。本文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性视角出发,通过两种政策的辩证关系分析和国际经验借鉴,探讨了中国人民银行以主导者角色参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可行性及面临的困难。     

英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立法及对我国的启示

2007年金融危机表明,英国在1997年改革后建立与施行的"三方监管"体制存在重大缺陷。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确立中央银行在金融稳定中的核心地位,增强中央履职的权限与工具;改革金融监管机构设置,扩大中央银行的审慎监管权;明确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及主要机构在该框架中的职能。改革后的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集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于一身,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改革对我国的启示有:尽快构建我国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确立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权威;提高各监管机构的宏观监管能力;加强各监管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     

美国网上证券交易监管机制及其启示

网上证券交易是伴随计算机网络技术被引入证券市场而发展起来的新兴证券交易方式，随着其在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的广泛应用，对网上证券交易的监管也成为各国监管机构越来越需要重视的问题之一。美国是最早发展网上证券交易的国家，其对网上证券交易的监管机制相对比较完善和有效，其推出的一些监管措施经过一些国际组织的推荐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效仿，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本文在探究美国的网上证券交易监管机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就中国的网上证券交易监管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以期对建立健全中国的网上证券交易监管机制有所帮助。     

信用评级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发展趋势

信用评级的国际化决定了信用评级法律制度的国际化趋势，而信用评级国际化中的信用评级霸权问题、信用评级霸权导致的关欧信用评级监管标准之争则直接推动了信用评级法律制度的国际化进程。金融危机前后许多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都先后立法，意图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规制。在信用评级的国际化和信用评级霸权的争夺中，我国并不能“独善其身”。须正确认识信用评级法律制度的国际化；培育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和市场；完善国内信用评级法律制度；积极参与国际信用评级法律制度的制定。     

论构建国际恐怖主义防治机制的基本原则

在建构国际恐怖主义防治机制的过程中,基本原则的确立及其范围的界定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根据国际恐怖主义的特点及国际关系的特殊性,国家主权原则、国际合作原则、联合国主导原则、人权保护原则和标本兼治原则等五个原则,应当构成国际恐怖主义防治机制的基本原则。     

土地用途管制模式的立法转变

我国现行土地用途行政管制模式出现“制度失灵”，公法与私法规范结合的激励性管制应成为行政管制的替代模式。国际上土地用途管制改革已出现了总量管制与弹性管制、社区赋权、规划协议等激励性管制的实证样本，规划的不确定性理论、规划权利理论、管制协商理论为新型管制做出了法学解释。激励性土地用途管制的本质是模仿市场机制的私人自我管制。在我国，国家本位的衰落，土地市场多元利益的并存与竞争，迫切需要以激励性管制替代制度成本过高的传统行政管制。土地用途管制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划分行政干预与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法定边界，合理嵌入管制的私法规范。     

论"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与相关原则的关系

"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不仅是人类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同时也是保护和开发其他诸如公海海底资源和人类文化遗产等有限资源的重要原则.它直接引导出"禁止据为己有"原则,并意味着全面非军事化和禁止一切军事活动.为了保证开发的福利在所有国家之间公平分配,应该对所有的使用有限自然资源的国际管理制度的创设活动进行规范,而该创设活动必须以"共同利益"原则和"人类共同遗产"原则为指导方针.     

和谐世界语境下的发展合作原则

和谐世界更重要在于提倡合作发展的国际和平秩序,并为这一新和平秩序提供宏大思想与行动指导,是中国对国际关系的独立见解.它不仅表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且精要在于确立国际合作、科学发展与共同繁荣的宏大语境.并且,应在对和谐世界深刻理解基础上,结合特定领域,应用性地确定特定制度原则,发展合作原则表达了国家或其他主体合作的法律意识,与和谐世界理念有积极一致性.由于发展合作原则具备制度基础,在新语境中,应成为国际法最具有普遍意义的基础性规范.     

论国际刑法中的 “大国一致” 原则

在国内学术界,关于国际刑法基本原则的研究,一般以传统国内刑法的基本原则为基本框架展开,很少有学者论及＂大国一致＂原则。在国际政治及联合国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国际刑法中罪名的形成可以不受国内刑法中罪刑法定主义、罪刑等价主义、法律不溯及既往、一事不二理等原则的限制,某行为是否入罪、是否审判、管辖权如何分配的依据只是国际社会尤其大国对特定行为的态度表示。本文分析并论述了＂大国一致＂这一特有原则作为国际刑法基本原则的基本依据、演进脉络及具体作用。     

知识产权平行进口法律规制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不平衡的大背景下,知识产权平行进口的问题日益增多,成为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冲突的一个热门话题。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中关于知识产权平行进口问题的案件日趋突出。因此,我们应当充分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对平行进口的规定和态度,探求平行进口法律规制的发展趋势,为我国制定相关立法提供建议。     

知识产权通则:立法进程中的一种尝试

在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进程中,存在“单行立法”、“一般性规定”和“法典化”三种进路,它们基本上沿袭了世界上既有的知识产权三种立法模式。“单行立法”模式容易导致条文之间的矛盾、冲突与重复,“一般性规定”模式面临着逻辑上和实践中的困难。在中国语境下,“法典化”具有一种比较优势,但不具有现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制定一部知识产权通则的构想。     

生物安全的国际法原则

本文将生物安全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归纳为风险预防原则、国际合作原则、无害利用原则和谨慎发展原则,对这四项原则的概念、法律依据和典型例证进行了分析并从理论上进行了说明,同时还阐述了这四项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