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运作型公益组织——以香港乐施会参与汶川地震治理为例

基于不同的分工与功能定位可把灾害治理中的公益组织分为运作型、协调型与资助型三种类型。在灾害治理中,运作型公益组织是指自身直接参与救灾或灾后重建,直接供给救灾物资与救助服务的公益组织,其基本表征主要体现在直接性和专业化两个方面。本文以香港乐施会为个案分析运作型公益组织的使命、价值、运作逻辑及其社会功能。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让新兴社会组织发展步入快车道

我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从培育政府与社会组织"伙伴关系"、完善评估体系、在公民社会中自我完善、以公益创投补短板、实现精准化培育等方面提升自我发展能力,为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     

公益创投的生态困境及主体策略——基于S市地方性实践探索

社会治理结构的渐进性演变对治理方式调整提出了新的要求。公益创投因势而生,建构了一套涵盖政府、支持型社会组织、基层社会组织等主体参与的新型服务生态系统。公益创投生态中,各治理主体因理念偏差及生态角色困境,弱化了社会服务协同治理的成效,破坏了公益创投的生态平衡。为实现公益创投生态的有序发展,既要承认社会组织的生存需求,为社会组织让渡适当的"生存空间",又要坚守公益创投的原则与底线。建构公益创投良性生态的关键在于为不同参与主体的创投策略寻求治理平衡点。     

发挥人大主导作用 开创地方立法工作新局面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立法中的主导作用,是加强和改进我国地方立法工作的重大举措。我国地方立法经过数十年发展,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工作制度和程序,各地人大努力发挥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也应看到,地方立法仍然存在人大主导作用发挥不够、发挥不好的问题,比如在法规立项环节中,有时是"等米下锅"而不是"点菜上桌",立法项目大多来自政府及其部门的建     

山东烟台:全面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正近年来,山东省烟台市委、市政府积极探索以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社区治理的新路子,着力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形成"一核引领多方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从救灾捐赠角度分析灾害社会治理政策发展

国家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依法协助政府开展灾害救助工作。自然灾害救助遵循的"以人为本、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灾民自救"的原则,就体现了多主体协作救灾的治理内涵。从汶川到玉树再到芦山,每次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社会组织都在不断探索适合它们参与灾害救助的新领域、新业务和新方式。实践证明,社会组织在救助资金募集、志愿服务开展、灾后重建支持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社会组织已然     

试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

要积极推进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除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和治理功能、企业"自律"和"他律"作用外,还应高度重视农民合作组织作为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优势。发挥其在培育农村生态文化,提高农民生态意识、素质和能力,组织农民从事生态农业、循环经济,以盈余反哺乡村、从事环境公益,夯实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等方面的作用。     

传承与创新

<正>企业创新公益模式的途径是什么?家族财富传承与公益慈善如何结合?推动地方慈善行业发展的经验有哪些?基金会创办的大学将面临哪些挑战?灾害治理与公益发展的关系怎么界定?如何发挥慈善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的作用?中国公益组织怎样走出国门?来自于政界、学界、业界的十位嘉宾分享了他们的思考。     

灾害救援中非营利组织的自合作趋势及其行动逻辑北大核心CSSCI

在灾害救援的实践探索中,非营利组织之间自发合作逐渐成为灾害救援中各主体的重要参与方式。非营利组织自合作,旨在通过合作网络的构建和社会救援资源链条的形成,力图在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对社会参与主体缺乏有效统筹的制度背景下,形成社会参与的内生优化,从而提升救援能力和参与有效性。本文以四川芦山地震救援中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为个案,梳理、分析非营利组织自合作的过程和行动逻辑,最后针对政府如何对非营利组织自合作进行定位和制度容纳等关键性问题作出展望和讨论。     

构建政府主导与多元共治相结合的新模式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明确,改进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     

公益之路亟待破题

【策划人语】公益从字面的意思来看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它的实质应该说是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公益活动是指一定的组织或个人向社会捐赠财物,时间,精力和知识等活动。公益精神就是愿意为改善"公域"部分而奉献努力的精神。社会学家卢汉龙认为,公益事业应该做"市场不为,政府不能"的事情。在我国,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另一种力量,公益力量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如何将源自民间的自觉行动,发展成为社会公益组织,将"原子化"的个人集合起来,以"集聚效应"来推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如何拓展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空间,使之更加规范化、制度化,将成为我国公益之路需要破题的关键。     

东莞市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表现为政府培育公民社会力量,引导社会治理创新。广东东莞市大力引导公民有序参与、培育社会组织、探索社区自治管理模式,进行了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其关键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育引导社会组织的发展,加强企业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实现社会管理从一元管理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私人部门等多元治理的转变。     

民间公益组织法治化治理路径完善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下,民间公益组织的法治化治理意义重大。目前我国民间公益组织法治化治理过程仍存在缺憾之处,亟需在法律体系、治理理念、内部治理的法治引领措施、外部运作的法治监管制度及法律救济机制等方面进行健全、完善及创新,以促进民间公益组织社会经济潜能的发挥。     

扶持青年创业的社会创新——基于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的实践分析

扶持青年创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路径,但长期以来,各国政府和公益组织扶持青年创业的成功率均较低。而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YBC)通过不断努力,探索出了一条有效的扶持青年成功创业的公益模式。该模式的实践经验表明,公益组织作为社会问题的解决者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面对层出不穷和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从理念、方法、治理、资源、制度和工具上进行社会创新。只有这样,公益组织才能更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才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公益组织大有可为

公益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是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有益补充,在完善公共文化政策、激发公共文化活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为有效提升公益组织公共文化服务价值,需要加强公益组织内部管理,提升公益组织公信力,加强对公益组织的保障力度。     

关于推进养老机构“公办民营”的建议

<正>养老作为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社会公益事业,政府应该起主导作用,在目前财政尚有困难的情况下,养老机构的"公办民营"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养老资源,使政府不用投入很多,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公办,彰显了养老的公益属性;民营,能更好地利用市场杠杆,让养老院有效运转。现就做好养老机构"公办民营"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公益创投助推社会组织发展策略

正随着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深刻转型,特别是创新社会治理、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格局的大力推进,社会组织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十二五"期间,江西省民政厅从省福彩公益金中共安排了3200万元,开展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工作,资助公益服务项目295个,让4万余群众直接受益。在具体的实践中,公益创投沿着引方向、挖潜能、强服务的策略路径展开。一、引方向,强化社会组织公益     

中美非政府组织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对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我国非政府组织仍处在起步阶段,数量和规模落后于美国。通过与美国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模式比较分析发现,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治理模式在法律法规、登记制度、财税政策、监督机制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生发展模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美国非政府组织治理模式启示我们:要加快法制建设及规范财税制度,推动我国非政府组织"走出去";放宽登记制度及完善监管体系,依法治理非政府组织;弘扬"共益、公益、私益"合一精神,促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共生协调发展。